永定暴動

首先，近代以來由於政治動亂和社會不安， 鄉村地主和豪紳出於安全需要紛紛離開鄉村; 而居住城市的商人、官僚和軍閥卻投資於土地， 農村土地所有權不斷轉移到農村以外的人手中。永定鄉村社會結構是地主、豪紳、富農佔 少數，佃農和半佃農佔大多數。土地大部分是城內地主、豪紳的土地和宗族公田。佃農和半佃農為了生存，需要向城內地主、豪紳和宗族公田租種土地。因此，永定縣鄉村社會階級結構和土地佔有現狀，決定了農民在經濟上需要依賴城內地主和豪紳而存在。

其次，永定縣山多田少，單純依靠農業耕種是無法解決生活問題的，手工業成為永定農民經濟生活的必要補充。 “永定物產有米，番薯，花生、豆子。煙葉尤為特產，造成條絲煙每年運銷各省，為永定唯一大的經濟來源。又有木頭紙等出口。鴉片產量亦多。木頭紙亦為永定運出品之大宗”。地處閩西的永定民眾“即用這些土產工業，來交換食鹽、煤油、布料及日用工業品等”。來自農村的農產品和源於城市的工業品之間的交換，強化了城鄉之間經濟上的聯繫和交往。

最後，“地主豪紳將他們剩餘資本集中於市鎮。在鄉村市鎮或較大的城市中，豪紳地主的力量，日益加大”。由於商業資本高度集中於城市或市鎮，高利貸在鄉村盛行。“而地主往往就是高利貸者。借貸利息一般在百分之二十以上，高利貸則達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甚至百分之百……” 即使當時鄉村借貸是高利借貸，大部分農民為了維持生計，必須靠借債度日。“農民窮了必舉行借貸，地主乘此機會放高利貸以榨取農民……更使農民破產日亟。” 此外，永定附近鄉村的農民還經常需要到城市賣柴或賣炭以維持生計。

因此，近代永定的鄉村對城市形成了嚴重的經濟依賴關係，它使農村和農民成為了城鄉關係發展變化的受害者。

與此同時，永定近代城市和鄉村之間產生了嚴重的矛盾和衝突一是在政治上，城市主要勢力包括軍閥、豪紳、地主等與鄉村的對立。辛亥革命後，打着各種旗號的大小軍閥在永定加派軍餉、抓壯丁，任意勒索。在城市或鄉村豪紳則包解捐款、訴訟、勾結軍隊，壓迫農民。“失業農民和手工業者當兵及別地謀生的都不過是很少部分，他們大半是為土匪”，由此造成了永定土匪數量非常多，而“匪首與土豪有密切的聯繫。各鄉各村各區，都是形成一種土匪與豪紳相勾結的政權”。二是在經濟上，福建全省經濟發展表現出極端不平衡性，“東南重要城市已是商業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而西北偏遠鄉村，仍保持原始的農業社會”，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加深城鄉之間的對立和城市對鄉村的剝奪，也加重了農民生活的痛苦。三是在思想觀念上，由於近代城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城鄉差距的凸顯，加劇了城鄉思想觀念的分離，導致了城裏人的心理優越感及對農民的偏見和歧視。“城市方面的一般人，對於鄉下人有鄙視輕侮的舉動，是很普遍的事實，因此發生了城鄉惡感”。

鄉村的農民受城市軍閥、地主和豪紳經濟上的剝削、政治上的壓迫和思想文化上的歧視，“閩西的工農引起了近代城鄉矛盾的不斷激化。羣眾在政治上、經濟上極端的壓迫底下，所過的生活簡直是非人類的生活。他們解決（放）的要求是萬分迫切”。農民最痛苦的是土匪與豪紳的壓迫，……最迫切是要解決的要求是生活問題，是要解決土地問題。他們共同的表現是要求槍枝，要求與豪紳土匪決死戰”。 ^[1] 

永定暴動是中共福建黨組織根據中央“八七”會議精神計劃佈署的。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我黨舉行了震撼中外的“八一”南昌起義，接着又在漢口召開了“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並把在湘鄂粵贛發動秋收暴動作為最主要的任務。為了響應“八一”起義，配合秋收暴動，中共中央8月7日致信閩北、閩南臨時特委，指示在閩西組織農民暴動，“以與廣東將起之農民暴動打成一片。”10月15日，又指示福建黨組織∶“在閩南（包括閩西一筆者注）各縣依目前主客觀的條件應即開始暴動起來。”“發展一個廣大的農民暴動，與葉挺退往閩南的軍隊相聯絡，佔據幾個縣城，在閩南形成一個暴動的中心勢力，然後發展到其他各處去。”

根據中央指示，閩南、閩北特委於12月4至5日在漳州召開兩特委及各縣黨組織負責同志聯席會議，成立了以陳明為書記的中共福建臨時省委，通過了《目前政治任務決議案》，確定了領導工農武裝暴動，實行土地革命，奪取政權的總任務。臨時省委制定了福建暴動計劃，分為四個區域∶“（1）龍巖、永定、平和區；（2）漳浦、海澄區；（3）惠安、莆田、仙遊區；（4）建甌、建陽、崇安區。（1）（2）（3）區應向漳州、廈門工商業發達地方發展，聯成閩南的統一。（3）區又應與（4）區向福州發展，完成閩北的統一，與閩南、閩北的統一。”並指示龍巖、永定、平和區及惠安、莆田、仙遊區"可先動作"。為了實現福建暴動計劃，臨時省委主要領導同志分別到各重點縣進行暴動的組織準備工作。永定就是重點縣之一。

永定縣位於福建西南部。與上杭、龍巖、平和、南靖和廣東的大埔、梅縣接壤。為閩粵交通孔道之一，在軍事、政治、經濟上佔有重要位置。永定人民深受豪紳地主剝削和兵禍匪害之苦，對反動統治深惡痛絕。1926年初夏，中共永定支部成立後，永定人民的革命鬥爭蓬勃發展。到1927年冬，成立了永定縣委，支部發展到4個，黨員120人，農會發展到3000多人，具備了一定的革命力量。於是，中共福建臨時省委把永定確定為閩西南暴動的中心，對永定工作給予了高度的重視。1928年春，中共福建臨委對永定工作進行了全面檢查，指示永定縣委∶“應積極丟發動工農羣眾日常零星的鬥爭，在這日常鬥爭中去組織羣眾，訓練羣眾，武裝羣眾，“我們只有如此才能準備羣眾，取得羣眾，也只有由日常零星的鬥爭，才能擴大湊成大規模的鬥爭。”對永定暴動的佈署，省臨委指出∶“湖雷、東鄉、溪南三地應連成一片，造成包圍縣城的局面；金羊方面應向漳州一路發展；太平方面應注意與龍巖聯絡；勝遠方面應注意與上杭一帶聯絡。”同時對暴動準備工作提出了五點具體要求。 ^[2] 

為實現永定暴動計劃，中共福建臨委派出王海萍等兩名特派員前往閩西參與暴動的組織領導工作。中共永定縣委遵照臨時省委佈署，積極做好暴動準備工作。

首先，在有農會及黨組織的地方積極領導農民進行日常的零星的鬥爭。1927年農曆年關，黨組織發動農民700餘人到縣衙門請願，反對“冠婚喪祭屠宰捐”，縣長迫牙羣眾的聲勢，同意冠婚喪祭屠宰捐可暫時不交。1928年春，黨組織又領導農民開展了“借糧度荒”鬥爭。鬥爭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羣眾的鬥爭信心。

其次，在鬥爭中發展黨和農會組織。通過日常零星的鬥爭，擴大和深入黨的宣傳，大大提高了黨的威信，使黨和農會組織有了很大發展。僅溪南地區的黨員就由原來的100多人發展到200多人，農民協會會員由3000多人發展到5000多人，使革命力量進一步壯大。

其三，為適應武裝暴動的需要，在農民協會中以秘密結社的形式建立起“鐵血團”組織，並“有計劃地聚集農民武裝編練農軍”，“鐵血團”由原來的1000多人發展到2000多人，成為我黨直接領導下的農民革命武裝。

其四，開展士兵運動，注意在敵人駐軍、團防及土匪中進行地下工作，爭取湖雷保安隊士兵在暴動時倒戈，參加革命。永定黨組織的努力工作，為暴動做好了充分準備。當6月2日國民黨江湘營包圍金砂公學，捕去我黨領導同志及羣眾6人的事件發生後，中共永定縣委立即在陳東坑湖壙小學召開黨員代表緊急會議，決定武裝暴動，攻打永定縣城。推舉張鼎丞任暴動總指揮，阮山、盧肇西為副總指揮。會議研究了暴動佈署∶使用“調虎離山”計，在太平持鎮靜，東鄉（陳東坑）與湖雷開展游擊戰爭，殺土劣地主，焚燒田契，如駐城敵軍出城對付游擊隊，則乘機暴動，直接攻打縣城。

6月29日，國民黨湖雷保安隊30名士兵在我黨影響下起義，由阮山率領開往陳東與盧肇西率領的暴動隊500餘人匯合，先後攻打下洋、大洋、平水坑等地的民團。張鼎丞、羅秋天於30日下午率領1000餘暴動隊員，分三路向縣城進發；7月1日凌晨攻進縣城。直搗縣衙門和監獄。但由於缺乏經驗，暴動隊伍與敵人激戰數小時，相持不下，即撤出城外，包圍縣城整3天。7月3日，上杭縣委派鄧子恢來到永定，瞭解攻城情況及研究協同作戰事宜，經與張鼎丞、羅秋天等具體分析了情況，決定停止圍城，將隊伍開回各鄉。“在攻城退回後，就抽出武裝在各處殺反動派”，並“預備各鄉建設蘇維埃，實行抗租，一方面集中隊伍到各處遊擊，斷絕城內糧食”，展開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 ^[2] 

永定暴動基本上是按臨時省委關於鄉村暴動的要求和步驟進行的。其成績是∶1、狠狠打擊了反動地主及一切反動派。2、焚燬田契、債據，分配穀物。3、暴動發動後，迅即向各鄉擴大革命影響。4、對於土兵工作已有相當的注意。但是，由於永定暴動是在緊急情況下決定的，未能及時向臨時省委請示、彙報，因此也存在着弱點與錯誤。主要是“依賴軍事的傾向”，“認攻城為暴動的總目標”，“沒收土地和建設蘇維埃的工作沒有去進行”。中共臨時省委及時糾正了這些錯誤，並給永定暴動以正確的指導。

7月7日，臨時省委從報紙上獲悉永定暴動的消息後，立即召開常委會，研究和確定了永定暴動的方針、措施，並於7月9日和10日先後發出了以下指示∶

（一）上杭、永定、平和、龍巖四縣委應即各派出代表3人在永定成立閩西特委。特委執委以7至9人組織之，常委以3人組織之。其任務為規劃該數縣工作的聯繫以期在鬥爭中能取得四縣互相配合，互相聲援的效果。

（二）馬上成立閩西暴動委員會。此會執委以15人組織之。下設秘書處、軍事處、裁判處、財政處、宣傳處、交通處、諜報處，另設軍事、裁判、財政三個委員會，主席概由執委擔任。

（三）馬上編制紅軍，以團為單位，永定可編3團，上杭1團，龍巖、平和各1 營，概歸軍事委員會指揮。連以上各級應設黨代表，由閩西特委派遣之。紅軍軍齡21歲以上，20以下編為少年先鋒隊。

（四）編制赤衞隊，保障一鄉革命政權的勝利。

（五）組織蘇維埃。於一鄉完全佔領後，即應召集全鄉羣眾代表大會選舉一鄉蘇維埃；於一區完全佔領後即應馬上召集全區羣眾代表大會，選舉區蘇維埃；於佔領一縣或數縣亦如之，萬萬不能等待。

為推進永定暴動的工作，省臨委派出領導同志加強永定領導，並調一批軍事骨幹參與指揮永定暴動。

7月10日，省委發出宣言，號召全省工農兵羣眾“一致起來擁護這個光榮的永定正農暴動的勝利，並擴大這個勝利，整個的推翻豪紳資產階級在福建的統治，建設工農兵代表會的政權”。12日，又發出24號通告，指示各地黨組織大力宣傳永定暴動的經過與意義，配合永定暴動，“特別是澄碼、龍溪， 潮浦一帶的黨部， ……尤其要加緊軍事工作，吸收軍隊中之革命分子，以破壞張貞的軍隊。同時，要加緊城市的職工運動，及城外與鄉村的農民運動；號召廣大的羣眾，以牽制張貞向閩西進攻，並進一步作奪取龍溪的企圖。”

以上“一切佈置目的，在完成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的政權。”創造一個閔西暴動的局面。

中共福建省委的指示， 及時糾正了永定暴動的缺點和錯誤，指明瞭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的道路。根據省委指示，7月15日，杭、永、巖、平四縣負責人在永定金砂召開會議產成立中共閩西臨時特委和暴動委員會。臨時特委執委9人，常委3人，郭伯屏任書記，張鼎丞任組織部長，鄧子恢任宣傳部長。暴動委員會執委21人，總指揮王海萍，副總指揮張鼎丞、鄧子恢、傅伯翠。並把巖永杭暴動武裝整編為閩西紅七軍第十九師，下轄3個團，龍巖自土和上杭蛟洋武裝編為五十五團，永定金豐、上湖雷武裝編為五十六團，永定溪南里武裝編為五十七團。

中共閩西臨時特委成立後，堅決執行省委指示。把永定暴動推向建立蘇維埃政權和土地革命的新階段。7月中下旬，先後在溪南地區13個鄉召開了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鄉蘇維埃政府。8月間，在金砂金谷寺召開溪南區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區蘇維埃政府，選舉廖德修為區蘇主席，並通過與頒佈了土地法、勞動法、肅反條例、婚姻條例等。對於土地革命，當時中央雖然頒在了土地革命綱領，但還沒有詳細的辦法，更沒有土地革命的經驗。閩西臨時特委常委張鼎丞、鄧子恢深入調查研究，大膽探索，在金砂進行分田試點，創造了“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補少”的土地分配原則，然後推廣到全區各鄉村，在很短的時間裏，就分配了10多個鄉的土地，在近2萬人的地區內，完成了土地分配的工作，廣大人民得到了土地果實。以溪南為中心的永定蘇維埃區域，成為福建第一塊革命根據地。 ^[2] 

中共福建省委原來的策略，“是以永定暴動為開端，立即實現閩西的割據局面並向閩南發展。”然而，客觀條件當時並不能立即實現閩西割據的局面。原因是由於全國革命形勢尚處於低潮，閩西各縣的革命力量未能給永定暴動以強有力的支援；又由於缺乏作戰經驗，缺乏武器彈藥，永定革命力量也較薄弱，因而使自己陷於被動應戰的狀態，永定人民面臨着極大困難。為此，福建省委8月11日召開常委會，剛從上海來的中央巡視員鄭超麟在會上傳達中央對福建問題的指示，會議認為，“原來希望之立即實現閩西割據局面，顯然是不可能的，”必須糾正過去一些不切實際的做法，對閩西今後工作作出了十條指示，但不是“停止暴動”，而是要“深入並擴大我們的暴動工作，切實準備閩西割據的條件，佈置閩西割據的前途，以保證很有把握地能實現這個前途。”

根據省委指示和實際鬥爭情況，永定黨組織實行了戰略退卻。首先認真健全黨的支部，嚴密黨的組織，加強秘密工作，重新恢復農民協會與“鐵血團”的組織；同時挑選在戰爭中表現堅決勇敢分子建立游擊隊，進行遊擊戰，以游擊隊配合“鐵血團”來鎮壓反革命活動，不準任何人收回土地和收租逼債，以保護羣眾的土地革命果實。經過這些佈置和動員解釋後，就由羣眾代表與反動派談判，而我們黨則轉而採取隱蔽方式繼續開展革命活動。年底，溪南區蘇暫停公開活動。直到1929年配合紅四軍入閩，解放永定城，成立了以張鼎丞為主席的永定縣革委會，從此，永定和閩西各縣的革命鬥爭連成一片。不久，創建了閩西革命根據地。 ^[2] 

綜觀歷史，中共福建黨組織在永定暴動中的領導作用是至關重要的。暴動之前，福建黨組織根據“八七”會議精神制定了永定暴動計劃，派出領導同志直接領導暴動的組織準備工作；暴動之時，及時糾正永定暴動初期階段缺點和錯誤，領導閩西時黨組織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把永定暴動推向了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新階段，使暴動獲得了巨大成功；暴動之後，根據敵情我情變化，適時地組織了戰略退卻，保存了革命力量，為迎接紅四軍入閩，開闢大塊閩西革命根據地準備了有利條件和基礎。在暴動中，張鼎丞、鄧子恢、羅秋天、阮山、盧肇西等黨的負責人，表現出了很強的指揮才能和革命創造精神。特別是張鼎丞、鄧子恢創造的金砂分田原則和方法，為後來閩西蘇區以至全國的土地革命運動提供了很好的經驗。正是由於福建黨組織的正確領導和閩西黨組織的不懈努力，才使永定暴動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2] 

此外，永定暴動後，中共永定縣委在金砂金谷寺成立溪南紅軍營，這是福建省第一支紅軍部隊；建立福建省第一個區級蘇維埃政權——溪南區蘇維埃政府；開闢福建省第一塊革命根據地——溪南區紅色區域；首創“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分，抽多補少”的溪南土改分田經驗並在中央蘇區和其他革命根據地全面推廣（經過不斷實踐總結，最終形成完善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按人口平分”的中央蘇區土地分配政策）。永定縣溪南區蘇維埃政府裁判處是我黨第一個紅色審判機構，也是當代人民法院的前身。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