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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形式問題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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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形式問題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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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民族形式問題論爭論爭經過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作題為《論新階段》(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改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中提出要創造“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報告提出的這個意見,首先在延安文藝界引起廣泛的注意,並聯系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展開討論。從1939年初開始,在延安的《新中華報》、《文藝突擊》、《文藝戰線》等報刊上,先後發表了柯仲平的《談“中國氣派”》、艾思奇的《舊形式運用的基本原則》、蕭三的《論詩歌的民族形式》、羅思的《論美術上的民族形式與抗日內容》、何其芳的《論文學上的民族形式》、冼星海的《論中國音樂的民族形式》等文章,圍繞着如何創造文藝的民族形式和利用舊形式等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從1939年夏秋開始,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陣地》、《文學月報》、《西線文藝》以及《大公報》、《新蜀報》、《國民公報》等報刊上也展開了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先後發表了黃繩的《當前文藝運動的一個考察》、巴人的《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魏伯的《論民族形式與大眾化》、馮雪峯的《民族性與民族形式》等一批文章。在香港地區,以《大公報》為中心展開討論,許地山、楊剛、宗珏、袁水拍等人都在座談會上發表意見,黃藥眠、杜埃、黃繩等人撰文參加討論。最初階段的討論,主要圍繞着如何創造民族形式、利用舊形式等問題展開,曾出現意見分歧,但未形成論爭。
1940年初,毛澤東在延安《中國文化》創刊號發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改題為《新民主主義論》),進一步提出了“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繼承,強調要“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進一步推動了民族形式問題討論的深入。與此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區的討論,逐步由意見分歧發展成為廣泛的論爭。1940年3月24日,向林冰在重慶《大公報·戰線》上發表《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強調民族形式應當以民間形式為中心源泉。稍後,葛一虹在重慶《文學月報》第1卷第3期上發表《民族遺產與人類遺產》,對此提出異議。由此引起一場廣泛的論爭。向林冰個人先後發表了7篇論爭文章。以向林冰為代表的一種意見認為,“民間形式的批判運用,是創造民族形式的起點,而民族形式的完成,則是運用民間形式的歸宿”(方白《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不在“民間形式”嗎?》)。他們認為新文學是“以歐化東洋化的移植性形式代替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畸形發展形式”(向林冰《再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另一種意見是以葛一虹為代表,他們反對向林冰等人在利用舊形式以及對待新文學問題上的觀點,而對民間的舊形式採取基本否定的態度,認為新文學利用舊形式是“降低水準”(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謂“民間形式”嗎?》)。在論爭過程中,胡風發表多篇文章並出版專著,基本上也是持後一種觀點。他認為民間文藝“本質上是用了充滿了毒素的封建意識來吸引大眾”(《論民族形式問題》)。從1940年夏秋開始,對於民族形式的探討,進一步向縱深發展,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潘梓年的《新文藝民族形式問題座談會上潘梓年同志的發言》、茅盾的《舊形式、民間形式與民族形式》等,針對討論中的問題提出重要的意見。在重慶、桂林等地召開了文學和戲劇民族形式的座談會,鄭伯奇、默涵、光未然、長虹等人紛紛撰文,逐步地把討論引向問題的實質。在延安的《解放日報》、《中國文化》、《草葉》和晉察冀的《晉察冀日報》、《華北文化》等報刊上、田間、孫犁、左唯央、王實味等撰文,結合當地文藝運動實際展開討論。
與此同時，受國民黨當局控制的《中央週刊》、《文藝月刊》、《民族文化》等，也發表了唯明、鄭學稼等人的文章，對民族形式問題的提出和討論，基本上持否定態度,他們認為“中國現在需要的文學，是證明‘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怎樣表現這一內容，任何文學的形式都可以的。”(鄭學稼《論“民族形式”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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