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音樂

中國民俗器樂的歷史悠久。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時期民間流行吹笙、吹竽、鼓瑟、擊築、彈琴等器樂演奏形式，那時湧現了師涓、師曠等琴家和著名琴曲《高山》和《流水》等。秦漢時的鼓吹樂，魏晉的清商樂，隋唐時的琵琶音樂，宋代的細樂、清樂，元明時的十番鑼鼓、絃索等,演奏形式豐富多樣。近代的各種體裁和形式,都是傳統形式的繼承和發展。

民俗器樂有各種樂器的獨奏、各種不同樂器組合的重奏與合奏。不同樂器的組合，不同的曲目和演奏風格，形成多種多樣的器樂樂種。各種樂器的獨奏樂是民族器樂的重要組成部分。琴曲《廣陵散》、《梅花三弄》；琵琶曲《十面埋伏》、《夕陽簫鼓》；箏曲《漁舟唱晚》、《寒鴉戲水》；嗩吶曲《百鳥朝鳳》、《小開門》;笛曲《五梆子》、《鷓鴣飛》；二胡曲《二泉映月》等等，都是優秀的獨奏曲目。

純粹用鑼鼓等打擊樂器合奏的清鑼鼓樂，音色豐富，節奏性強，擅長表現熱烈紅火、活潑輕巧等生活情趣。如《八仙序》（浙東鑼鼓）、《十八六四二》（蘇南吹打）、《鷂子翻身》(陝西打瓜社)、《八哥洗澡》（湘西土家族“打溜子”）等。

由各種絃樂器合奏的絃索樂，以優美、抒情、質樸、文雅見長，適宜於室內演奏。如《十六板》（絃索十三套）、《高山》、《流水》（河南板頭曲）等。

用吹管樂器與絃樂器合奏的絲竹樂，演奏風格細緻，多表現輕快活潑的情緒，如《三六》、《行街》（江南絲竹），《雨打芭蕉》、《走馬》（廣東音樂），《八駿馬》、《梅花操》（福建南音）等。

由吹管樂器和打擊樂器合奏的吹打樂，演奏風格粗獷,適宜於室外演奏,擅長表現熱烈歡快的情緒。如《將軍令》（蘇南吹打）、《大轅門》（浙東鑼鼓）、《普天樂》（山東鼓吹）、《雙咬鵝》（潮州鑼鼓）。有不少吹打樂種，在樂隊中兼用絃樂器，因而音樂兼具絲竹樂的特點，如《滿庭芳》(蘇南吹打)、《五鳳吟》（福州十番）等。一般説來,北方流行的吹打樂重“吹”,吹奏技巧高；南方流行的吹打樂重“打”，鑼鼓在吹打樂中起重要作用。

傳統民俗器樂演奏多與民間婚喪喜慶、迎神賽會等風俗生活，以及宮廷典禮、宗教儀式等結合在一起，較少採取純器樂表演的形式。民族器樂的實用性使不少器樂曲牌因用於不同場合而產生變化。

傳統民俗器樂曲都有標題，分標名和標意兩類。標名性標題只給樂曲取名以示甲與乙之區別，它和音樂內容無直接聯繫,如《工尺上》、《四段錦》、《九連環》、《十景鑼鼓》等。標意性標題以曲名、分段標目和解題等提示樂曲的內容，如《流水》、《霸王卸甲》、《賽龍奪錦》等。

民俗器樂曲按傳統習慣分為“單曲”與“套曲”兩類。單曲多為單一獨立的曲牌。套曲由多個曲牌或獨立的段落聯綴而成。如南北派十三套琵琶大麴，晉北的八大套等。如按樂曲的曲式結構類型分，主要有變奏體、循環體、聯綴體、綜合體等，其中以變奏體、聯綴體最為多見。

創作中各種變奏技法被廣泛運用。民間藝人在一首曲牌反覆演奏時，善於用各種演奏技巧對旋律作加花裝飾而形成變奏，如《喜相逢》(笛曲)、《婚禮曲》（嗩吶曲）等。“放慢加花”也是一種常用的變奏手法，它將“母曲”的結構成倍擴充，同時作加花裝飾。如《歡樂歌》（江南絲竹）、《南繡荷包》（二人台牌子曲）、《柳青娘》（潮州弦詩）等樂曲都把“放慢加花”的段落安置在“母曲”之前。另一種變奏手法是採取變化主題的結構，如二胡曲《二泉映月》主題在其後的五次變奏時作句前、句中或句末的擴充和緊縮。而琵琶曲《陽春白雪》中之《鐵策板聲》則採取結構次序的倒裝。這種結構次序的變更在鑼鼓段中更為常見。

20世紀20年代以來，劉天華、聶耳等對民俗器樂的繼承和發展做過一些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音樂工作者繼續對各種優良傳統曲目進行整理、加工、改編，使樂曲原有精神得到更加完美的表現，同時還湧現出大量的新作品。樂器改革方面，在統一音律、改良音質、擴大音量、方便轉調、增加低音等方面有了很大進展，併產生了大型民族管絃樂隊合奏等新品種，在內容和形式方面都有了新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