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聯珏

毛聯珏（1922—1985），曾用名毛志良，山西省晉中市昔陽縣西南溝人。1937年考入太原友仁中學，“七七”事變爆發後返鄉。日軍侵佔昔陽後，在西南溝編村抗日動委會工作。次年3月至6月在昔陽抗日辦事處受訓後參加抗日宣傳隊，7月調中共晉中特委機關報《勝利報》社，開始了新聞生涯。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先後擔任《勝利報》練習記者，繕寫科長，華北《新華日報》校對科長，太行《新華日報》校對科長、助理編輯、記者、編委委員、副總編輯、總編輯、代理副社長等職。 ^[1]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恢復山西省建制，旋即創刊《山西日報》。1949年9月毛聯珏率領原太行《新華日報》社的大批人員來到太原與山西日報社合併，史紀言任社長兼總編輯，毛聯珏任副總編輯。解放初期，面對全黨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這一歷史性的大轉折，大量新情況、新問題接踵湧向編輯部，城鄉廣大讀者急切地希望黨報能儘快地給他們明政策，指出方向，溝通信息，消除疑慮，任務十分繁重。毛聯珏協助史紀言領導報社全體職工，尤其是採編人員認真學習毛澤東的《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劉少奇的《對華北記者團的講話》，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黨的各項政策，以及哲學、政治經濟學理論，在報社掀起了學習理論、學習政策、鑽研業務的熱潮。史紀言、毛聯珏及其他領導幹部帶頭學習，認真輔導，遵照中央精神和省委意圖結合山西的實際，及時提示各個時期、各個方面的宣傳指導思想和改進報紙的設想，充分發揚民主，讓大家各抒已見，最後形成統一的方案或決定，使報社頭緒紛繁的工作很快走上了有秩序有條理的軌道，並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根本性制度，突出的有三項：（一）一年一度請進來，走出去向讀者調查的制度；（二）一年一度機關內部舉行民主大會、監督領導幹部的制度；（三）不定期地採取各種方法與勞動模範加強聯繫的制度。這些制度在《山西日報》社長期得到堅持，對於報社掌握實際情況，加強與羣眾的聯繫，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十分有益。 ^[1] 

由於史紀言入城前就任黨委宣傳部門的領導職務，入城不久便被調回山西省委，後來又擔任省委常委、秘書長，報社實際上主要由毛聯珏負責。20世紀50年代初、中期，毛聯珏常年累月一個人堅持上夜班，統審全部版面的大樣。他每天午後不是外出參加會議或在機關商量問題，便是專心致志地伏案讀書，批閲文件，審理送審小樣，還不時抽空到各科、組詢問情況，一旦發現好的典型或重要線索，便高興地坐下來，和同志們一起深入探討，當場果斷地拍板定案。對有創見性建議的記者、編輯無不及時熱情鼓勵，或加以指點，使之完善，提高。20世紀50年代《山西日報》一些頗有影響的重大典型和評論以及《社會往哪裏走》《宣傳員春節講話材料》等重頭文章都深受讀者喜愛，其中許多是他親自出的點子，或取得他的大力支持，有些還是他在百忙中硬擠出時間親筆撰寫的。 ^[1] 

《山西日報》社的職工大致來自三個方面：主要領導和採編骨幹大都來自晉冀魯豫、晉察冀、晉綏以及這三大戰略區所屬的太行、太嶽、冀晉、冀中、晉中等各級黨委的機關報或新華分社、支社，也就是人們所説的“從山上下來的”；其次是原《復興日報》的大批職工，他們飽嘗了閻錫山長期統治的苦頭，掙扎在死亡線上，卻頑強地維護報社的廠房、機器設備，使太原一解放就能很快出報；另一批是從社會上新招考的知識青年和少數分配來的大專畢業生。這些人在年齡、出身、社會經歷、文化程度、業務知識、個人愛好等許多方面都有差異，但毛聯珏對大家都能以誠相見、一視同仁。在他和其他領導人的感召和帶領下，個個精神煥發，互助友愛，工作、學習、生活都很愉快。毛聯珏作風平易近人，沒有官架子，在幹部政策上始終堅持德才兼備，用人唯賢，絕不因什麼親友、老鄉而親此疏彼，更沒有任何“山頭”偏見。 ^[1] 

以身作則，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心胸坦蕩，光明磊落，是毛聯珏言傳身教，聯繫和團結同志，齊心協力搞好工作的特點。剛進城時汽車很少，無論公事私事他都以步代車，食堂就餐照樣排隊，義務勞動次次不少，節假日打球跳舞樣樣參加；但在原則問題上卻是則是，非則非，嚴格要求，絕不含糊。在宣傳報導，執行政策，遵守紀律等許多方面，他對同志們既有親切指導，又有嚴肅批評。他常説，我們的報紙是省委機關報，是羣眾辨別是非，瞭解政策，開展工作的依據；不管稿件大小，一經見報，讀者總認為是代表省委講話，指導全省工作的，因此我們對每篇稿件，尤其是牽涉到全局和政策大事的稿件，都應一字一句反覆斟酌、推敲，力求真實、準確，不得有絲毫馬虎。 ^[1] 

1956年毛聯珏被選為中共山西省第三屆代表大會代表和中共山西省委候補委員。為取得基層工作經驗，1957年3月到1958年秋他被任命為中共文水縣委第一書記。1958年10月調山西省委任副秘書長。在任副秘書長期間，仍兼任報社領導職務，一如既往，嚴肅認真地代審報紙大樣。如果説“十年動亂”前的十七年《山西日報》所以保持併發揚了黨報的優良傳統，培養並向省內外輸送了一大批新聞骨幹，使《山西日報》在廣大讀者和全國兄弟省報中享有一定聲譽，先後受到毛澤東、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讚許，這與毛聯珏日日夜夜，嘔心瀝血，付出大量的艱辛勞動是分不開的。 ^[1] 

1964年毛聯珏調離山西，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文革”期間深受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摧殘迫害，被囚禁、批鬥和“下放”勞動。 ^[1] 

1975—1976年毛聯珏任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主任、副秘書長。他一貫工作嚴謹，勤奮好學。長期的工作實踐和刻苦自學使他的思想、理論、政策水平日益提高，成長為比較成熟的領導幹部。 ^[1] 

粉碎“四人幫”後，他參加中共派赴上海的工作組。1977年春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秘書長，11月調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分管文教工作。此間黨和國家面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矛盾和鬥爭十分複雜，京、滬兩大城市更是如此。毛聯珏堅持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為市委正確制定政策，妥善處理問題，進行撥亂反正，作了大量有益的準備工作，一些對上對下的重要文件，大多由他起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改革開放的方針，國家開始進人發展經濟的新時期。他衷心擁護和堅決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路線、方針、政策。1980年9月調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直至1985年2月22日病逝。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