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倫理思想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它對於鼓舞人民羣眾鬥志，加強革命隊伍團結,戰勝國內外強大敵人,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它對於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改善社會道德風尚，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有深遠的影響。在理論上對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在中國的確立和發展，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毛澤東認為，道德屬於觀念形態的文化範疇。討論文化問題不能忘記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意識和存在關係問題的科學規定和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的基本觀點。他根據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及政治、經濟、文化三大領域革命的客觀需要，以極為簡練的語言闡明瞭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係，從而對道德的根源和社會作用作出了精闢的概括。

他認為，包括道德在內的當作觀念形態的一定的文化，本質上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他還運用這個觀點具體地考察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道德。

他認為，這種道德是包括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中的，是由無產階級所代表的社會存在、所參與的社會實際生活決定的。它作為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羣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物質力量。

毛澤東認為，在階級社會里，人們的各種道德觀念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他還獨到地將道德的階級性問題同人性、“人類之愛”的問題聯繫起來考察，具體地揭示出無產階級革命道德的階級性同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人性之間的一致性。

他明確地指出，人性這種東西是有的，但是隻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只有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所謂“人類之愛”也是這樣，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聖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它在階級社會里是不可能實行的。

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以後。無產階級的革命道德要求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醜惡現象，而要消滅這些東西。這不僅符合無產階級革命道德的階級性，而且符合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人性。

在毛澤東看來，無產階級革命道德的根本精神，是毫無自私自利之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也正是真正共產主義者的精神。一個人是否是高尚的、純粹的、有道德的、脱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不是取決於他的能力大小，而是看他是否具有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並且是否對工作極端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極端熱忱。毛澤東強調大公無私精神，並不否認道德的功利性。

他認為，世界上沒有什麼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里，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應當反對的是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譴責那種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實際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視的功利主義的偽善者。

無產階級要實行的是革命的功利主義，是以最廣大人民羣眾的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正因為這樣，毛澤東把合乎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最大利益併為最廣大人民羣眾所擁護，看作是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的最高標準；把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完全、徹底地對人民的利益負責，看作是無產階級革命道德的最高體現。他還認為，為人民的利益服務，也是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之所在。他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的生死觀，認為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還重，就是死得其所。

毛澤東根據對無產階級革命道德功利性的理解以及對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辯證關係的分析，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道德的基本原則和一系列具體準則。他提倡為了人民的利益，準備隨時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但並不否認人們正當的個人利益；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但不要求人們去作不必要的犧牲。認為滿足個人利益是發展集體利益的目的和體現，發展集體利益是滿足個人利益的前提和保證。

他反覆強調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相結合、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的集體主義原則，並且把它作為無產階級革命道德規範體系中的一個基本原則。他還闡述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同國際主義相結合的愛國主義、對敵狠對己和、熱愛勞動、堅持團結、要光明正大、革命的人道主義等一系列具體準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他還明確提出，應把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作為全體國民的公德。

毛澤東不僅闡明瞭判斷行為善惡或進行道德評價的標準，而且論述了作出這種判斷或評價必須遵循的根本方法。他認為，唯心主義者強調動機否認效果，機械唯物主義者強調效果否認動機，這兩者都是錯誤的。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為大眾的動機和被大眾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為個人的和小集團的動機是不好的，有為大眾的動機，但無被大眾歡迎、無對大眾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檢驗一個人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標準；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有了缺點錯誤，就須進行誠懇的自我批評，並決心加以改正。

毛澤東認為真善美是統一的，是同假惡醜相比較而存在的。他指出，善事、善人是與惡事、惡人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因此，只有充分地發揚先進的東西，克服落後的東西，發揚正氣，打擊歪風，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才能促進道德的不斷進步，推動社會不斷前進。舊的道德觀念，作為反映舊制度的思想殘餘，總是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裏，不願意輕易地退走。

所以，要戰勝人們頭腦裏的這種敵人，必須動員羣眾自己起來進行鬥爭。為此，毛澤東十分強調道德教育，認為這不僅是取得民主革命勝利，而且也是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勝利的重要保證。

在道德教育中，他一方面重視積極的思想鬥爭，強調反對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主張按照“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正確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另一方面，他十分重視道德榜樣的社會作用，多次號召向魯迅、徐特立、吳玉章、白求恩、張思德、劉胡蘭、雷鋒等為代表的具有崇高革命節操的英雄模範人物學習。

他指出，通過教育應當使人們具備公而忘私、愛憎分明、忠誠積極、堅定不渝、襟懷坦白、言行一致、勇敢無畏、謙虛謹慎、腳踏實地、埋頭苦幹、克己讓人、正直誠懇、勤儉節約、堅忍樂觀等無產階級的道德品質。

在毛澤東看來，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是把舊文化統治下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具有新文化的文明先進的中國的必要條件。他始終把變革道德作為文化思想戰線以至整個中國社會革命的重要任務來看，深刻地闡明瞭實現這種變革的基本方針。

他認為，政治和經濟的變革，是道德、文化變革的根據，後者必須以前者為基礎。但是，這並不排除道德、文化發展過程中自身歷史的繼承性。但是，必須將歷史上屬於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屬於人民的、優秀的東西加以區別，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華。他提出要總結從孔子到孫中山的歷史遺產，使它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服務。

毛澤東還認為，中國的道德、文化是世界道德、文化的一部分，它的發展不能脱離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總進程。中國的新道德、新文化，必須同一切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進步道德、文化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發展的關係，以共同形成世界的新道德、新文化。但是，中國的道德、文化應當帶有自身的民族性，保持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因此，對於外國的道德、文化，不能盲目搬用和一概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