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健吾

毛健吾，原名禮鍵，字劍夫、劍舞，江西吉安人，1905年6月6日（清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初四）生。父親毛敍軒是清末秀才，教私塾為生。毛健吾幼年務農，暇餘隨父就讀，二十歲時考入江西省第七師範學校。1926年秋，毛健吾轉入江西省第五師範繼續學習。適逢北伐高潮，他投筆從戎，於同年12月在南昌參加國民革命軍，在第二師第五團特務連任上士文書，並參加國民黨。二師師長劉峙發現毛的字寫得不錯，又是小同鄉，調毛到師部工作。1927年12月，由劉峙出資並保送入國民黨中央黨務訓練班，後改稱為中央黨務學校。該校公開宣稱：“本校為本黨最高學府，受命作育政治幹部人才”，蔣介石兼任校長，實權操在陳果夫、陳立夫手中，毛與二陳從此有了師生關係。

1928年6月，他以中央黨務學校第一期畢業生離校，由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主任陳立夫先派到江西省黨部工作，繼調任江蘇省嘉定縣黨部書記長；1933年3月他被派任貴州省黨務指導委員會書記長，辭未到職；1934年，調到膠濟鐵路特別黨部任委員兼書記長。1935年，劉峙任豫皖綏靖公署主任，以同鄉和舊部關係，將毛健吾調去任上校黨務科長，兼任河南和平通訊社社長。1937年7月7日抗戰開始，劉峙擔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徵得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邵力子的同意，決定在華北前線出一張報紙，派毛健吾負責籌辦。

11月9日，《大剛報》在鄭州創刊，毛任社長。“大剛”二字，源自《孟子》，取其至大至剛之意。他辦報缺乏經驗，事事從模仿《大公報》入手。《大公報》重視言論，他請侯桐、毛禮鋭兩位教授負責撰寫社論；《大公報》的戰地通訊深受讀者歡迎，他就聘請李蕤、田濤等青年作家擔任戰地記者。《大剛報》行銷冀、魯、豫諸省，及時傳播抗戰消息。

在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犯之下，華北和東南大片國土淪喪。1938年8月，《大剛報》剛從鄭州撤退到信陽，驚魂甫定，信陽又將棄守，劉峙表示不再過問報社的事。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周佛海來電：“已無他遷之必要，着令停刊。”沒有了後台老闆，經費無着，報紙還辦不辦？毛健吾連夜召開會議，與職工商量，最後共同決定：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辦自己的報。報社遷往湖南衡陽，願者同去，不願者各奔前程。他在滿懷抗戰激情的多數職工支持下，正式宣佈：從現在起，《大剛報》是大家的共同事業，凡參加工作的都是報紙的主人，有福同享，有禍同當，毫無怨悔。他向劉峙辭去上校科長的職務，全力辦報，從此，人稱“毛大剛”。

武漢陷落，長沙大火，廣州不守，衡陽成為聯結東南和西南的重鎮。在衡陽復刊後的《大剛報》，行銷湘、桂、粵、贛，成為大後方引人矚目的一張報紙。毛健吾信心倍增，提出要趕超《大公報》。他認為，《大剛報》是民營報紙，如果也像國民黨官辦報紙一樣，只是對國民黨政府歌功頌德，這樣的報紙是沒有人願意看的，以報養報就不可能；而要“為民喉舌”，剛正不阿，對國民黨應當有所批評、指責。他陸續吸收了一批進步青年到報社工作，放手使用，讓他們在實踐中增長才幹；又先後聘請羊棗、俞頌華、葉啓芳等著名記者擔任總編輯、總主筆，編輯部內進步力量逐步佔據優勢。報紙在宣傳報道上堅持了團結、抗戰、進步的方針，國際形勢的宣傳尤具有特色。《大剛報》舉辦“民意測驗”，增出敵後航空版，由美軍飛機在淪陷區空投，在國內均屬首創。

為了擴大報紙的影響，毛健吾還成立了社會服務部，發起募捐“十萬救急包”，支援前線；捐款購買滑翔機，推動航空事業；勸募寒衣，救濟難民。他提出“文化與實業並進”的主張，以文化為目的，以實業為手段，用實業的收入，彌補文化事業的虧損，實行自給自足，以擺脱報紙在經濟上的依賴性。他先後開辦了“大剛印書館”、“大剛造紙廠”、“大剛中學”等企事業，可惜1944年7月日本侵略軍攻陷衡陽，均毀於戰火。

由於預見到衡陽可能失守，毛健吾在留下少數職工堅持出版到最後的同時，及時帶領大部分職工和家屬轉移，並搶運部分印刷設備到柳州。他與大家一起席地而睡，同甘共苦，使報紙繼續出版。兩個月後，桂林淪陷，柳州又將不守，乃轉輾撤退到貴陽。《大剛報》在貴陽復刊，毛健吾悲憤難忍，親自撰寫社論《實在不能再退了》，揭露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批駁了國民黨當局在文告中所説的就是再多失些地方，也不能使我們屈服的消極抗戰論調，説：以空間換時間的口號不能用了，我們必須確保西南，要把握時間，爭取空間。在日軍逼近貴陽的情況下，他又趕往重慶，買房屋、購機器、求人才、為萬一貴陽失守，仍能在戰時陪都——重慶出版《大剛報》而奔走。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毛健吾十分興奮，他以為，《大剛報》在八年抗戰中，四次搬遷，三次被炸，渡過了重重難關，如今抗戰勝利，苦盡甘來，該是大展宏圖的時候。他雄心勃勃，要把《大剛報》辦成報業托拉斯，計劃在五年之內，在國內出十個版。經過緊張的籌備，漢口版於1945年11月9日出版。但他派人去南京、上海籌備出報紙，卻遇到了困難。毛健吾只好求助於老師陳果夫、陳立夫。這時，國民黨CC系也正擬在南京辦報。他們認為，利用《大剛報》的民間面貌，充作CC系的喉舌，比自己出面新辦一張報紙為好。於是，二陳慨然應允給毛以“幫助”。二陳商請國民黨官僚資本的三行兩局（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中央信託局、中央郵匯局）投資法幣二千五百萬元，原《大剛報》資產作價二千五百萬元，共五千萬元，另由蔣介石批給官價外匯十八萬美元，成立南京大剛報股份有限公司，陳立夫任董事長，陳果夫任監事長，毛健吾任總經理。二陳派親信祝麟任南京《大剛報》總編輯，並陸續調進一批親信部屬擔任編輯、記者，逐步控制了言論權。原《大剛報》同人雖然進行了一系列反控制鬥爭，終因大權旁落，無可挽回。

1947年3月，國民黨召開六屆三中全會那一天，南京《大剛報》刊登了財政部一職員因生活無着全家自殺的新聞，蔣介石閲報，勃然大怒，手諭“勒令《大剛報》停刊”。二陳乘機進行人事大調整，撤銷毛健吾的總經理職務，派他去美國“考察”新聞事業；原《大剛報》同人，紛紛被解除職務。經過鬥爭，南京大剛報歸CC系所有；漢口《大剛報》則由原《大剛報》同人自主經營。由於漢口《大剛報》始終保持民間立場，成為中南地區深受讀者歡迎的進步報紙。

毛健吾在南京辦《大剛報》的一年多，逐漸看到國民黨統治的腐敗，聯繫到個人的遭遇，更使他對國民黨失望。他深知要從CC系手中奪回《大剛報》，猶如虎口取物，已不可能，因此籌謀另起爐灶。他在出國前，曾試圖與龍雲合作在香港辦報，談了幾次，沒有結果。他到了美國，與在香港的李濟深聯繫，希望李能支持他辦報。隨着人民解放戰爭形勢的發展，毛健吾的政治態度日趨鮮明。他多次以親身經歷，在美國發表反蔣談話。

1948年，李濟深函邀他去香港，並動員他參加了在香港成立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毛取道歐洲，繼續考察新聞事業，並以個人身份去巴黎參加世界和平大會。回香港後，他積極勸説一些留港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棄暗投明，靠攏人民。1949年8月13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夕，他參加了黃紹竑、龍雲、賀耀組、李默庵等共四十四人發表的《我們對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的起義聲明，號召有愛國心的國民黨員立刻與蔣介石反動集團決裂，堅決地、明顯地向人民靠攏。台灣國民黨當局宣佈開除四十四人的黨籍並下令通緝他們。寓居香港的劉峙勸毛健吾再去美國，陳立夫託人帶信脅迫他去台灣。香港大學擬聘請他擔任新聞系主任，希望他留在香港。毛健吾熱愛祖國，義無反顧，於1950年9月返回大陸。

毛健吾回到北京後，受到中共中央統戰部的熱情接待。他主動要求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研究班學習革命理論，改造思想。學習結束後，他要求繼續從事新聞工作，遂被分配到天津《進步日報》任編輯。嗣後在北京《大公報》工作，並擔任民革中央團結委員會和對台工作委員會委員，為實現祖國統一貢獻力量。1958年3月，毛健吾被錯劃為右派，1962年11月又以反革命罪被判處徒刑十八年。1968年3月28日病故。1978年以後，毛健吾的“右派”錯案被改正。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