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舊居

1927年10月至1929年1月，毛澤東同志常住在這棟民房的中廳和右後間。當時紅軍的生活條件極其艱苦，毛澤東和紅軍戰士一樣，穿單衣，睡稻草，晚上點一根燈芯的油燈，寫下了《井岡山的鬥爭》這篇光輝著作。1929年2月，這棟房子被國民黨反動派燒燬，1961年由當地政府修復。在毛澤東、朱德同志的舊居里，陳列着他們當年用過的牀、草蓆、桌凳、桐油燈、馬燈、地圖、硯台和毛筆、籮筐、扁擔等用品。當年吃過的紅米、南瓜、秋茄子也陳列在堂屋裏。 當年中央井岡山前敵委員會及軍械處、公賣處、紅軍被服廠、教導隊、湘贛邊界防務委員會和紅四軍軍部等舊址，依然保存如故，現已按原貌修復一新，並於1983年10月在朱德同志舊居旁修復了彭德懷、陳毅同志的當年住所，兩人曾經用過的物品均陳列房內。

中央紅軍長征經過遵義時，在遵義會議召開期間，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居住在遵義新城古式巷19號內。古式巷又名穆家廟，解放後更名為中山北路一巷。毛澤東等曾經居住過的房屋原為黔軍旅長（同屬川南邊防軍建制）易少荃（號懷芝）的私人官邸。

此房坐南朝北，一樓一底的磚木結構建築，其格局與遵義會議會址大體相仿。樓房鄰巷有一牌坊，四周高牆圍護。毛澤東的住室於1964年復原對外開放。張聞天與王稼祥的住室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復原對外開放。1983年12月，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將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等同志的住處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遵義會議會址的組成部分。 ^[1] 

位於楊家嶺革命舊址中央辦公廳樓右邊的山坡上。院內有三孔坐西向東的石窯,中間一孔是辦公室，左邊一孔是寢室，另外一孔是工作人員的住室。 1938年11月至1943年10月間，毛澤東同志在此居住和工作。在楊家嶺的窯洞裏，他開始思考建立中國化、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問題。他提出要“廢止洋八股”，“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為解決當時文藝界存在的文藝為什麼人服務和如何服務的問題，毛澤東就是從這裏走向在中央辦公廳舉行的文藝座談會會場，並發表了他著名的《講話》。

在靖邊縣青楊岔鎮，當年為區政府駐地。1947年毛澤東轉戰陝北期間於4月5～13日、8月1～3日在這裏先後居住了11天，在此起草發表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中共中央"四·九"通知。舊居為5孔土窯洞，左起第一孔為任弼時卧室，第二孔為毛澤東卧室，第三孔為周恩來卧室。1969年，靖邊縣革命委員會對舊居進行了維修和佈置，成立了毛主席舊居革命紀念館。室內現陳列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當年使用的桌、椅、凳等物品。

位於靖邊縣小河鄉小河村。1947年毛澤東轉戰陝北期間曾於6月8～9日、6月17日～8月1日在這裏居住了47天，並在小河村主持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前委擴大會。舊居為3孔石窯洞，右邊1孔為毛澤東的辦公室和卧室，左邊1孔為警衞人員住室。1969年，靖邊縣革命委員會對舊居進行了維修佈置，成立了毛主席舊居革命紀念館。舊居內現陳列有毛澤東當年使用過的舊木椅1把，油燈1盞和仿製的被褥、用具等。窯洞前左側有1棵杏樹，為當年毛澤東親手栽種。

位於靖邊縣天賜灣鄉天賜灣村。1947年毛澤東轉戰陝北期間於6月9～16日在這裏居住7天。舊居為3孔土窯洞，中間開門，兩邊各有1卧室。當年毛澤東住左邊，周恩來住中間。1969年，靖邊縣革命委員會對舊居進行了維修佈置，成立了毛主席舊居革命紀念館。舊居內現陳列有毛澤東當年使用過的1套舊木桌椅和仿製的被褥、用具等。窯洞前原蓋有"廈子"。50年代被房主拆除，1976年又照原樣修復。

大井毛澤東舊居：原是一棟名叫"新屋下"的民房，是一名廣東木材商人建造留下的，共有44間，5個天井，面積近千平方米。當時紅軍的醫務所也設在這裏。1929年2月，這棟房屋被敵人燒燬，僅剩一堵殘牆。1960年按原貌修復，並將殘牆嵌入新牆之中。屋前有塊天然大石，當年毛澤東同志常在此閲讀書報，人稱"讀書石"。屋後有一棵海羅杉和一棵鑿樹，人稱"常青樹"。如今，屋裏還陳列着毛澤東用過的皮籮（文件箱）、洗臉盆、粗布毛巾、油燈、卧具等。舊居旁約10米處一棟民房，是朱德、陳毅居住舊址，1929年1月底，房屋被敵人燒燬，1984年按原貌重新修復。除此，在大井背後的小山崗上，尚有紅軍烈士墓、王佐烈士墓，大井除了革命人文景觀，還有秀麗的高山田園風光。這裏四周羣巒疊嶂，翠林環繞，梯田層層，溪流吟唱，古樸的農舍民居散佈在翠林清溪之間，組成一幅清雅秀麗的圖畫，別具風采。

小井：位於井岡山西北，距茨坪6公里，有公路通達，紅四軍醫院舊址、紅軍傷病員殉難處就在這裏。 小井紅軍醫院於1928年10月興建，由山上軍民節衣縮食，就地取材，經一個多月，建成一棟兩層木質結構房，共32間，可容200名傷病員，命名"紅光醫院"，為中國紅軍第一所正規醫院。當時條件很差，醫務人員自己採藥，自制醫療器械，或用繳獲敵人的藥品，治療傷病員。1929年1月，井岡山失守，敵人燒燬了這座醫院，看到的醫院，是1967年當地政府按原貌修復的。 距紅軍醫院約100米的一塊稻田，是紅軍傷病員殉難處。1929年1月，敵人燒燬紅軍醫院後，將來不及轉移的130多名紅軍重傷員押至這塊稻田全部殺害。幾天後，羣眾含着熱淚掩埋了烈士遺體。解放後，當地政府在這裏修建起紅軍烈士墓和紀念碑，供人瞻仰。 茅坪村．八角樓 茅坪位於寧岡縣東南16公里處，距茨坪36公里，現有公路相通。井岡山斗爭時期，湘贛邊界黨、政、軍領導機關和紅軍一系列後勤機關都曾設在這裏，為當時許多重要革命活動場所之一。還保存革命舊址20多處，主要有八角樓毛澤東舊居、湘贛邊界黨的"一大"舊址、中共井岡山前委和湘贛邊界特委舊址、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舊址、紅四軍士兵委員會舊址等。 八角樓是茅坪村謝氏慎公祠後面的一棟土磚結構的兩層樓房，因裝飾着八角天窗而得名。1927年10月至1929年2月，毛澤東經常在這裏居住和辦公，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等光輝著作。現樓內陳列着毛澤東當年用過的圓形大硯台、竹筒鐵盞青油燈等物品。

武漢市武昌都府堤41號，是毛澤東1927年上半年在武漢從事革命活動時居住的地方。

1926年11月下旬，毛澤東從上海經南昌來到全國革命的中心——武漢。他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土地委員會委員等職。

在武漢，毛澤東以主要精力領導農民運動。他針對當時黨內外對農民革命鬥爭的責難，用親自在農村考察所得的事實，在這裏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該文公開發表後，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運動的重要文獻。他主辦了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了大批革命急需的農運幹部。他籌備成立並領導了中華全國農民協會，使蓬勃發展的農民運動有了統一的領導機構。他參加了農民問題討論會和土地問題討論會，制定了關於農民革命的方針和政策。

在武漢，毛澤東參加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與其它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共同努力，通過了一系列有利於國民革命發展的方針和政策。他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在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上，他提出保存武力，主張上山。在著名的八七會議上，他批判了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在統一戰線、農民問題和武裝鬥爭問題上的錯誤，提出：“政權是由槍桿中取得的”著名論斷。

1927年8月，毛澤東離開武漢後到湖南領導了湘贛邊界地區的秋收起義，並率部隊上井岡山，開闢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當時與毛澤東同住在這裏的有他的夫人楊開慧及兒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蔡和森、彭湃、郭亮、夏明翰、毛澤民、毛澤覃、羅哲等共產黨人也都先後在這裏居住過。

舊居當年是以農講所名義租用的普通民房。原建築1954年拆除，現建築為1967年按原貌重建。2001年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36年2月21日晨毛澤東由陝西清澗縣西辛關渡河，在山西石樓東辛關登岸，當晚率紅軍總部50餘人路居據傳當年李自成曾住過的留村客棧。5月5日回師西渡之後，毛澤東還向他身邊的譯電員——石樓籍小戰士任俠惠詢問留村客棧的情況，説明這裏給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為值得我們敬仰的是，經多方考證：毛澤東在留村客棧閃爍的油燈之下揮筆寫成了千古絕唱《沁園春·雪》。

為充分開發這一人文資源，縣政府以“修舊如舊”為原則，投資24萬餘元，對留村客棧進行了全面恢復，並對毛澤東居住過的正面中間窯洞及東西兩孔窯洞進行了陳設，毛澤東居室中除太師椅、炕桌等實物之外，還有毛澤東創作巨照以及3月1日到達石樓西衞時毛澤東將“原驅蠟象”改為“原馳蠟象”的對比詞句；東面窯洞為資料陳列室，分前言，偉人宏光照石樓、主席石樓路居處，石樓城下東征歌，東征參軍石樓人等6個部分。説明了紅軍東征在石樓的基本情況；西面窯洞為影像書展室，有30餘幅不同形式的《沁園春·雪》書法作品和20餘分鐘的“紅軍東征在石樓”專題片可供觀看。

1936年紅軍東征時，毛澤東主席在永和上退幹村小住。從此後，這個黃土高原上的普通土窯洞院落就有了不平凡的意義。　千千萬萬的青少年在這裏接受革命教育，這裏成為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成為吸引海內外遊客的著名景點。

棗園革命舊址毛澤東舊居，為一排5孔坐北面南的石窯洞。院內還建有1座八角攢尖頂木構小涼亭，亭內有石桌凳。 ^[3]  是中共中央書記處1943年10月至1947年3月所在地，1943年10月，由於中共中央書記處在棗園進行籌備“七大”會議工作，許多問題需要毛澤東親自處理，而楊家嶺與棗園相距比較遠，為了避免毛澤東在路上來回奔波，爭取時間，所以毛澤東隨中共中央書記處搬進了棗園。毛澤東在棗園居住期間，正是土地革命時期向抗日戰爭的轉變時期。毛澤東以極大的精力去研究中國的軍事學、戰爭學，他用哲學思維，深刻分析總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中國革命根據地、中日雙方進行戰爭的國情、國共兩黨軍事史等重大問題，撰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等著作，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理論基礎。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