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去安源

它是江西省安源煤礦籌辦“毛澤東思想照亮了安源工人運動”展覽中的一幅畫。交由偶然介入的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學生劉春華參與執筆創作。1967年10月1日該畫在中國革命博物館首度展出。次年5月《人民畫報》以“毛主席去安源”為名、用彩色夾頁首次發表了該畫。1968年7月1日經當時江青批准，《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兩報一刊”再次以彩色單頁形式隆重、熱烈、公開發表。署名為“北京院校同學集體創作、劉春華等執筆”。該畫的單張彩色印刷數量累計達9億多張（不含轉載），被認為是“世界上印數最多的一張油畫”。

該畫採用左右對稱的圖式構成，青年毛澤東佔據了畫面中心位置，身後是翻滾的烏雲，沉降的地平線使羣山顯得低矮。他身穿長衫，手拿油紙傘。有人批評雖然山風吹拂着長衫，但身體結構的輪廓一點也沒有得到體現。地上的草叢就像笨拙的工匠式描畫，只好用陰影遮蓋幼稚的技法。畫作的批判矛頭，直指否定劉少奇曾領導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事實，以證實他以前就是一個“叛徒和工賊”，達到徹底打倒劉的目的（文革前侯一民畫過一幅《劉少奇與安源工人》[1961]的油畫）。旗幟鮮明地向世人宣告：毛不僅是中國農民運動的領袖，也是中國工人運動的領袖。對該畫的政治意圖，1968年第9期《人民畫報》曾報道：“革命油畫《毛主席去安源》誕生了!這幅油畫成功地表現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青年時代的光輝形象和革命實踐，是一幅熱情歌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藝術珍品。”劉春華撰文

其後該畫被收入全國統一的中小學課本作插圖，並被仿製成上百種毛主席紀念像章、石膏工藝品等，廣為傳播。1960年代杭州東方紅絲織廠曾以此畫為藍本出品了巨幅織錦（2.2 x 1.5m），氣勢雄偉（1992年10月13日在北京21世紀飯店拍賣，以6.3萬美元成交）。

執筆者劉春華因此在政治上獲得了極大榮譽，官至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經常參與外事接待等國務活動。

1968年中國人民郵政還發行了編號”文12“的《毛主席去安源》（尺寸：40 x 60mm）郵票，全套1枚，面值8分。設計者為孫傳哲、萬維生、李大瑋。

發行總量5000萬枚（1997年參考市價110元）。《毛主席去安源》郵票(簡稱“文12”)以文革期間風靡全國的著名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為圖案,郵票由於採用大票幅40mm×60mm規格,較好地反映了油畫的原貌,深受人們喜愛。

發行郵票的同時，郵電部發出通知規定：“為確保毛主席像在郵票上的尊嚴、清晰起見，見貼有《毛主席去安源》郵票的郵件，一律不得將郵政日戳蓋在郵票上，應將郵政日戳蓋在郵件正面空白處”。後因發現部分人鑽了不銷票的空子，多次使用《毛主席去安源》郵票，郵電部軍管會進行了兩次研究，認為郵票仍要蓋銷，但最好不要蓋在毛主席的臉上，而是蓋到郵票的左右兩角，於同年11月通知恢復蓋銷寄發。 ^[1] 

2013年7月1日，非洲尼日爾發行《毛主席去安源》郵票木質小型張，該郵票小型張採用北歐優質樺樹皮印製，法國卡特印刷廠印刷(該印刷廠曾經於1997年為中國郵政印刷《香港迴歸祖國》金箔郵票小型張)。這枚木質郵票小型張尺幅非常大，相當於一本32開本的圖書大小，面值6500西非法郎，發行量3000枚，全部有流水編號。

1980年代曾受到石魯、葉淺予等名家和《美術》雜誌的批評，謹嚴持重的美術史家也指出“其藝術性遠遠趕不上“文化大革命”後期的一些重要的美術作品”。

1995年10月劉春華將該畫交中國嘉德公司舉行的“95'秋季拍賣會”拍賣605萬元（拍得者為中國建行廣州市分行）。再次喚起了人們的關注和記憶，並由此陷入一系列訴訟：被郝國欣（時任展覽總美術設計的北京電影學院美術系教師）、李紹洲訴侵犯著作權（共有）；國有資產管理局認定該畫為國有資產，作出將其收歸國庫的行政裁定；中國歷史博物館亦將劉春華告上法庭，要求將此油畫歸為館藏。成為轟動中國美術界、司法界的公共事件，被國內媒體廣泛報道。

200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批准，江西省萍鄉市有關部門決定依照該畫原作中毛的形象，塑造一尊毛澤東青銅雕塑像，安放在萍鄉市安源煤礦新建的廣場上。銅像採用芯塊樹脂砂技術，以錫青銅為材料，重3.7噸，高5.2米，基座高2.8米，整座雕像8米高。2004年11月29日至12月3日央視十套播出的系列節目《記憶·毛主席去安源》，也回顧了該畫引起的歷史場景。意味深長地透露出轉型期社會衝突激起的情緒波瀾和官方意識形態誘導的指向性。

它是江西省安源煤礦籌辦“毛澤東思想照亮了安源工人運動”展覽中的一幅畫。交由偶然介入的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學生劉春華參與執筆創作。1967年10月該畫在中國革命博物館首度展出。次年5月《人民畫報》以“毛主席去安源”為名、用彩色夾頁首次發表了該畫。1968年7月1日經當時江青批准，《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兩報一刊”再次以彩色單頁形式隆重、熱烈、公開發表。署名為“北京院校同學集體創作、劉春華等執筆”。當這幅畫的印刷品送到各個基層單位的時候，到處張燈結綵，敲鑼打鼓，敬迎寶像。作者：劉春華，現任北京美術家協會副主席，1997年獲“中國畫壇百傑”稱號。

該畫採用左右對稱的圖式構成，青年毛澤東佔據了畫面中心位置，身後是翻滾的烏雲，沉降的地平線使羣山顯得低矮。畫面上的青年毛澤東身穿一件傳統的中式長袍，一隻手拿着一把油紙傘，另一隻手握着拳，意志堅定地大步走在山路上。作者在當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將毛主席安排在正朝觀眾的位置，他遠遠地，而且鎮定自若地朝我們走來，像太陽帶給人民希望；高昂的頭微微側轉，以表達他的革命精神，不怕艱險和強暴，勇敢鬥爭並贏得勝利；緊握的拳頭表達他的革命意志堅定，不怕犧牲，決心克服困難去解放中國和人類，自信一定會勝利；手中的舊雨傘顯示他刻苦工作，生活簡樸的作風，為革命長途跋涉，風雨兼程，邁着堅實的步伐走崎嶇坎坷的小路。秋風吹拂着他的長髮，吹動他的長袍，預示着即將來臨的革命風暴。背景上疾行的雲，揭示毛澤東在鬥爭最尖鋭的階段抵達安源，和他的平靜堅定的自信形成鮮明的對比。

毛澤東當時是中共湘區黨的負責人，他的活動仍集中在長沙。1921年至1923年間，他的文章大多發表在長沙的《大公報》上。1921年至1922年的文章全都受着五四精神的啓迪。毛澤東甚至還沒有燒掉他與無政府主義聯繫的橋樑。

他在第一師範的關係網仍然存在，成為共產主義者的毛澤東沒有停止在附小的教學工作。在第一師範的支持下，他開辦了夜校，參加學習的有黑鉛廠工人、電燈公司的職員、人力車伕、菜販以及鐵路工人。第一師範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夜校的毛先生”。

毛澤東還辦了“補習班”，為那些想學算術和語文的18歲以上的農村青年補習文化，這使鄉下的泥腿子第一次走進了第一師範寬敞的講廳。他們皮膚黝黑，衣衫破爛，身上散發着汗味，在課堂上出聲地嚼着燒餅和油餅。

有些人試圖把這些魚從第一師範的池塘中趕出去，毛澤東一面盡力説服母校校長，一面當眾以不屑的口吻説服飾和飲食習慣只是“小節”。他軟硬兼施的策略使人難以招架，這使他能把補習班繼續辦下去。

在毛澤東的教育工程園地中，最為出色的是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它於1921年秋季在“船山學社”成立。在辦校的兩年多時間裏，學生最多時達200人，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也是其中的一個。毛澤東把新民學會的朋友請來講課，楊開慧也曾助一臂之力。傳播馬克思主義確實是其目的之一。學校出版了言辭甚激的小型月刊《新時代》，毛澤東在上面發表了自己兩篇首次帶有馬克思主義味道的文章：《觀念史觀批判》和《馬克思學説與中國》。毛澤東解釋説，這份刊物不像普通校刊那樣的“文字的雜貨店”，它將朝着既定的方向前進。這位年輕的組織者在努力使自己靠近既定之規。

然而，毛澤東仍然首先是教員，其次才是理論家，他相信教育會提高“老百姓”———中文裏用來表示普通民眾的詞———的素質。作為教師他是認真的。

在20年代早期，毛澤東寫的文章最有趣的要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這篇文章寫於1921年8月，1923年初被上海的一家重要刊物《東方雜誌》轉載。文章中，毛澤東區分了書院與學校。學校的壞處是“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毛澤東對傳統教育強烈不滿，便創造出“學閥”一詞。中文的“學閥”由“軍閥”一詞套用而來。學閥冷酷無情，用學問做交易，只知給學生灌輸知識，並要學生的酒喝。

在毛澤東的學校，入學者無須考試，但要求“提出自己對社會的批評主張”或“闡明自己的人生觀”。學校授課很少，宗旨是自己“閲讀和思考”。學習過程成了一個集體尋找光明的過程，毛澤東勉勵學生刻苦鑽研。中國歷史是自修大學的主要課程。

正如該校利用古雅建築作校舍一樣，它亦從傳統教育中借鑑有價值的東西。毛澤東説他要把三件好的東西結成一體：舊式書院的尋根索源的研究方法，現代學校的嶄新教學內容，培養健全人格的常規體制。

學校獲得了成功，然而只有少數精英才知道學校的真正目的。湘區黨組織從歷史、地理和哲學各班吸收了許多新成員。但是，很多“老百姓”發現讀書太多太難懂。

20年代早期的手工工人能夠並願意上夜校學習世界史，那絕不是一般的人，毛澤東迄時為止還沒有接觸普通羣眾。

從某個方面來説，上海的會議對毛澤東產生了影響，他比以前更加註意勞工運動了。

1922年中國勞工運動高漲，一小股共產黨人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他們（以及支持他們的共產國際）認為這是代表中國未來的潮流。馬克思發現了工業無產階級，它在東方的信仰者也步塵而至。毛澤東儘管有所懷疑，但他還是加入其中。

毛澤東從上海回來時戴了兩頂帽子：湘區區委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勞工運動是當時中共的重點所在，安源是毛澤東的第一個戰場。

位於湖南東部的安源是一座偏僻小鎮，但那裏有一個大型煤礦，1898年起由德國人和日本人在那裏開採。它擁有大批的煤礦工人，因此成了姍姍來遲的中國工業革命的最早立腳點之一。

20世紀60年代有一幅油畫，畫的是年輕的毛澤東頂着密佈的濃雲無畏地向前邁進，去發動安源的礦工。畫中的毛澤東比真人還要大，他穿着白長衫，儀態莊嚴。

中共“一大”後，各地相繼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分部，毛澤東任湖南分部主任。他領導的中共湖南支部，遵照中央精神把工作重點放在了領導工人運動方面。1921年12月，他首次到安源路礦考察。這是劉春華以此為背景創作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

從1921年底到1923年初，毛澤東四次到安源，實際情況並不全如油畫上所表現的。在安源的這項工作是嘗試性的，也是艱難的。有些工作沒有任何結果，而且毛澤東也不是唯一的領導者。

毛澤東的確穿着白長衫，沿着鐵路步行到安源，但他一看到這座小城就脱了長衫。安源很髒。12 000名礦工工作條件惡劣，每天15個小時的繁重勞動使人累得麻木。在方圓四英里的範圍內有24座基督教堂，卻只有一個小小的醫療所為6 000名工人服務。這裏是狄更斯筆下情景的再現，絲毫沒有受到五四精神的觸動。

當他走進屋子與工人交談時，礦工們全體站起。工人們的這種敬重並不利於着手工作。社會隔膜的存在使毛澤東在精神上感到苦惱，難道他已不再是大地的兒子而成了一個格格不入的莫斯科的真理守護者？但是毛澤東並不灰心。他和弟弟毛澤民一起第二次到安源。這一次毛澤東頭戴草帽，身穿破舊的上衣，腳上是草鞋，看來土氣多了。

在1921年12月的幾周時間內，他們兩人住在一家客店裏。在每個大霧彌天的清早，他們都外出説服礦工。“你們的雙手創造了歷史”，毛澤東不停地對着這些黑黝黝的面孔和疲憊無神的眼睛説。

一個共產黨小組成立了，工人俱樂部，當然還有工人夜校都建立起來了。夜校辦得不成功，毛澤東不久就取消了夜校，代之為工人子弟辦了一所很頂用的日校。

毛澤東會用簡明形象的教學方法。他在黑板上寫上一個“工”字，然後解釋道，上邊的一條橫線是“天”，下邊一條是“地”，中間的豎線代表工人階級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頂天立地，整個世界都是他們的。他這種教學方法或許會讓楊教授搖頭，但倒是個好的教學方法。

1922年9月，當毛澤東第三次來到安源時，這裏已是山雨欲來。這部分是因為礦工的悲慘遭遇，他們不被當作人看待。

毛澤東是負責人，但他並不是主要的操持者。有一位重要人物是李立三。他即是對毛澤東1917年的徵友啓示沒有明確表態的那“半個”應徵者。直到1921年，他還在法國勤工儉學。

另外一個人物是出身於財主家庭並曾在莫斯科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劉少奇。在1922年秋那次成功的安源罷工中，劉少奇是一位英雄。這次罷工使安源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説是一面旗幟，並促成了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的誕生。毛澤東被選為聯合會的總幹事。。

安源的工人運動使人印象至深，其發展頗為異常。4億多人口的中國只有200萬產業工人，安源工人俱樂部猶如沙漠孤堡。“工人萬歲”，毛澤東帶到安源的這一口號在1922年的中國聽者藐藐。

安源辦起了閲覽室、合作社、工人議事會，大約有60%以上的工人蔘加了共產黨領導的各級工人俱樂部。五一節舉行了龐大遊行，十月革命的週年紀念日、列寧的生日，甚至遠在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卜克內西的生日都有慶祝活動。

安源成為一塊基地，共產國際暖在心裏（安源確被戲稱為“小莫斯科”）。這裏看上去似乎成了對所謂的世界革命有示範作用的前哨陣地。但是它將把世界引向何處？礦工們贏得了較好的工資和工作條件，下一步怎麼辦？

1922年，毛澤東幾乎沒有寫什麼東西，不過團體請願書、信件、公報除外。他忙着建立一個又一個的組織。清水塘現在成了他的辦公室。這裏是湘區區委所在地，也是長沙左翼分子的會所。周圍是共產黨人用以掩人耳目的菜地，從這所低矮的房子的窗户透出的燈光，常常亮到黎明時分。

毛澤東試圖兼顧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他不像有些共產黨人樂意的那樣，終日埋頭於文件和會議之中。他和楊開慧從清水塘搬到部分由自修大學使用的一所房間，這裏比較舒適。毛澤東的岳母和他們住在一起，她自己有一間中意的房子。毛澤東的第一個兒子毛岸英（意為英雄的河岸）生於1922年。温馨的家庭生活並沒有因繁忙緊張的工作受到衝擊。

毛澤東和楊開慧在清水塘的住所。清水塘地處長沙市郊小吳門外，因為環境比較僻靜，所以挑選來作湖南黨組織的秘密活動機關。毛澤東和楊開慧在這裏住了兩年半時間，這也是毛澤東成為職業革命家以後一段難得的温馨歲月。

毛澤東領導了長沙6 000名泥木工人的罷工（他們抱怨每天只能喝上兩頓稀粥）。他穿着粗布衣衫裝扮成工人，指揮工人呼口號。他還領着一批人在晚飯時分衝進有錢的工頭家裏，讓工人看看兩者在飯食上的差距。

1921年11月，毛澤東曾與當時途經長沙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有過會晤（他以後沒有提起過）。毛澤東幫助成立了各種各樣的工會組織，成員包括石匠、理髮匠、紡織工、裁縫和排字工等各行業工人。毛澤東南下到衡陽，在第三師範建立了黨組織，他的繼妹為他這種工作鋪平了道路。

毛澤東參加了排字工人的罷工，他們反對毛澤東經常在上面發表文章的《大公報》。這次罷工可能損害了他與編輯部的關係，此後，他很少或再也沒有在這份報紙上發表過東西。

對長沙9 000名人力車夫的艱苦生活，毛澤東關心尤切。他拿出黨的活動經費，幫助車伕罷工，要求該市總共3 100輛人力車的大小車主降低車租，並取得了勝利。在給人力車伕上課的夜校課堂上，毛澤東又採取了新的教學方法。他在黑板上先寫一個“工”，再在旁邊寫一個“人”，這兩字合起來就是“工人”。毛澤東然後再寫一個“天”。他微笑着告訴車伕如何把“人”字放在“工”的下邊構成“天”字。他進一步解釋，如果工人團結起來力量可以頂天。

有些車伕具備了入黨條件，毛澤東在南門外為他們舉行簡短的入黨儀式。他把中國共產黨的旗幟掛在榕樹上，車伕們一個接一個地前來旗下，舉起右手隨毛澤東宣誓：“犧牲個人，階級鬥爭，嚴守秘密，服從紀律，努力工作，永不叛黨。”喜悦的神色在眼中閃現，毛澤東給每位新黨員一份證書和一些學習文件。

乾坤逆轉，天翻地覆。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工人，從來都被認為與政治無關，現在卻成了自認為是歷史前進動力的政黨的成員。人們會説，這是從貧民窟提出來的權利要求。

此後不久，阿格尼絲·史沫特萊在北京與幾位有教養的中國人共進晚餐。酒過三巡，一位上層人士宣稱：“中國沒有階級，馬克思主義者才發明這階級觀念。我的車伕拉着我走在大街上，我們可以像老朋友一樣談笑。”史沫特萊驚訝地問：“假如是你拉着他走在大街上，或者説他不願意干時，你們還能成為朋友嗎？”

20年代的北京對毛澤東一無所知，然而史沫特萊早已不知疲倦地參與了毛澤東的事業。從某種意義上説，毛澤東是在發明階級。這是有效的發明，它表明人力車伕不是自在之物，而是通過階級鬥爭成為歷史之物。

1922年4月，毛澤東到杭州參加中國共產黨中央全會。他已成為引人注目的人物，但又並非完全如此。參加杭州會議的一位共產國際的代表回憶説：“扮演主角的與會者是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和另外一位非常能幹的湖南學生，我記不起他的名字了。”毛澤東當時名聲赫赫，但仍是一隅之士。

其後該畫被收入全國統一的中小學課本作插圖，並被仿製成上百種毛澤東紀念像章、石膏工藝品等，廣為傳播。1960年代杭州東方紅絲織廠曾以此畫為藍本出品了巨幅織錦（2.2 x 1.5m），氣勢雄偉（1992年10月13日在北京21世紀飯店拍賣，以6.3萬美元成交）。1968年中國人民郵政還發行了《毛主席去安源》（尺寸：40 x 60mm，編號：文12）8分幣值郵票（設計者為孫傳哲、萬維生、李大瑋）。發行總量5000萬枚（1997年參考市價110元）。

執筆者劉春華因此在政治上獲得了極大榮譽，官至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經常參與外事接待等國務活動。

1980年代曾受到石魯、葉淺予等名家和《美術》雜誌的批評，謹嚴持重的美術史家也指出“其藝術性遠遠趕不上‘文化大革命’後期的一些重要的美術作品”。

1995年10月劉春華將該畫交中國嘉德公司舉行的“95'秋季拍賣會”拍賣605萬元（拍得者為中國建行廣州市分行）。再次喚起了人們的關注和記憶，並由此陷入一系列訴訟：被郝國欣（時任展覽總美術設計的北京電影學院美術系教師）、李紹洲訴侵犯著作權（共有）；國有資產管理局認定該畫為國有資產，作出將其收歸國庫的行政裁定；中國歷史博物館亦將劉春華告上法庭，要求將此油畫歸為館藏。[3]成為轟動中國美術界、司法界的公共事件，被國內媒體廣泛報道。

2004年11月29日至12月3日央視十套播出的系列節目《記憶·毛主席去安源》，也回顧了該畫引起的歷史場景。意味深長地透露出轉型期社會衝突激起的情緒波瀾和官方意識形態誘導的指向性。

↑ 先後參與組織創辦工人補習學校、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和安源罷工的，還有李立三、劉少奇等人。

↑ 為了贖罪補過，侯一民後來完成了油畫《毛主席與安源工人在一起》（1979）。

↑ 法院判定，油畫存放在建行，其國有狀態沒有改變，國家財產並未實際受損。因此對中國革命博物館請求劉春華和建行返還油畫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判決指出，劉春華不是油畫所有人，不應該將其作為個人所有財產委託拍賣，也不應得到拍賣價款。但按照中國有關法律規定，已超出通過訴訟追索時效。因此，劉春華不自願交返拍賣所獲收入，法院亦不能強制他返還。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易英《從英雄頌歌到平凡世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毛主席去安源>銅像落成》，“商都信息港”2002年9月20日

油畫《毛主席去安源》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曾風靡一時，據有關部門統計，該畫共印9億多張，超過了當時全國的總人口數，即全國平均每人一張還多。這在世界繪畫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奇蹟。這幅身價百倍的油畫，有着不平凡的經歷和鮮為人知的歷史。

1967年夏，北京籌辦“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亮安源工人革命運動”展覽，當時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裝潢系讀書的劉春華，被選派參加展覽的籌備工作，他承擔的具體任務是，畫一幅反映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劉春華當時只有24歲，還是一名在校學生，而且沒有專門學過油畫。為了完成這一光榮而艱鉅的任務，他於這年7月初來到安源礦體驗生活，採訪老工人，瞭解毛澤東多次來安源的情況，加深對毛澤東在安源革命實踐的認識。

創作《毛主席去安源》這幅畫，最重要的是表現毛澤東青年時代的形象和思想。劉春華等人廣泛蒐集了反映毛澤東青年時代的文章，以及有關毛澤東革命活動的回憶錄和安源工人運動史料，並反覆學習和研究。為了突出主題，作者在構圖上把毛澤東的形象安排在中心位置。在動態處理上，讓毛澤東的每一個微小動作都有一定的含義：稍稍揚起的頭和稍稍扭轉的頸部，表現毛澤東不畏艱險、不畏強暴、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大無畏精神；緊握的左手，表現毛澤東爭取解放全國人民的雄心壯志和必勝信念；右手挾一把雨傘，説明毛澤東風裏來，雨裏去，為革命不辭辛苦的工作作風……

劉春華根據主題的需要和羣眾欣賞的習慣，利用油畫表現力豐富的特長和中國傳統繪畫細緻的優點，大膽嘗試，經過反覆努力，終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8週年前夕，創作出《毛主席去安源》大幅油畫。因為當時反對個人成名成家，故作品署名為“北京院校學生集體創作”。後來有人提出，單幅油畫作品很少有“集體創作”的，總不能你畫人像，我畫天空。此外，該畫在當時又引起爭論，有人主張毛澤東出現時，要陽光普照大地。還有人指責畫面上就毛澤東一人，孤零零的，這不是影射毛主席脱離羣眾嗎？但是作者劉春華堅持己見，寧願承擔巨大的風險，於是就在“集體創作”後面，又掛上了個人“執筆”署名。

1967年10月1日，油畫《毛主席去安源》在中國革命博物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亮安源工人革命運動”展覽中，首次與觀眾見面。該畫説明詞稱：“毛主席1920年去安源”。10月18日，安源工人出身的解放軍工程兵副司令員王耀南少將觀看展覽後提出，《毛主席去安源》油畫的説明詞有誤，他記憶中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是1921年秋天。

事後，王耀南打電話給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請他直接向毛主席詢問第一次到安源的時間。一天飯後，毛澤東與警衞戰士在一起閒聊。汪東興的秘書高長臣問：“主席，您第一次去安源是1920年嗎？”毛澤東沉思片刻，操着濃厚的湘潭口音，不緊不慢地説：“20年我有沒有到過安源，記不清了，21年秋這一次是對的。”

10月24日，王耀南向展覽會的工作人員傳達了毛主席的話。於是，《毛主席去安源》油畫的説明詞立即改為：“1921年秋，我們偉大的導師毛主席去安源，親自點燃了安源的革命烈火。”

《毛主席去安源》油畫剛剛問世，便受到了廣大羣眾的喜愛和讚賞。到中國革命博物館參觀的羣眾對這幅油畫推崇備至，留言寫滿整整4本，有的呼籲出版該畫，有的甚至説出版後要認購幾百張。但展覽籌備處無權決定此事。後來，《人民日報》擬刊用該畫，將其製版送中央審查，時任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第一副組長的江青當即批示：“總理、伯達、康生……我建議明天‘七一’人民日報、軍報發表《毛主席去安源》，這幅油畫很好。這幅畫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果實之一，它有高度的思想水平，構圖、採光、着色等藝術方面亦是優秀的。聽説是青年人畫的，而同意發表。建議署上作者名字。江青68.6.30”

1968年7月，該畫在全國公開發表並大量印製發行。《人民日報》及各地報刊大造輿論，稱該畫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出的燦爛藝術之花”。隨後，又用這幅畫發行紀念郵票，製作像章；當年，林彪、江青胸前都佩戴過該畫的像章；周恩來住室裏惟一的一幅繪畫作品也是該畫。同年10月1日，北京的文化工作者將《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畫裝上彩車，與8個“革命樣板戲”造型一道，加入首都羣眾慶祝國慶遊行隊伍，緩緩通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閲。從此，《毛主席去安源》油畫在全國家喻户曉，並蜚聲國外。

在安源，《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影響更大。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報》報道：“7月8日，是安源礦工們最幸福的一天。這一天，工人們日夜渴望的《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運來了，安源煤礦革命委員會連夜舉行了授畫儀式，礦工們手捧這幅革命油畫……表決心、立誓言：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緊跟毛主席幹革命。”當時正在安源牛形山腰動工興建建築面積為3200多平方米的“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動紀念館”。正門中央的最高處，就選用《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頭像，用瓷磚鑲嵌而成。該館的序廳和展廳中，均陳列了《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油畫。

正當全國各地大肆宣傳《毛主席去安源》油畫之時，毛澤東親自審查了這幅油畫，他對畫中將他畫成身穿長衫不甚滿意。他説：“我在安源不是穿長袍，是穿短衣。”毛澤東的這次談話，通過非正式渠道在人們中間逐漸傳開。從此，對《毛主席去安源》油畫的宣傳開始降温。

1972年9月，“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動紀念館”改名為“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該館陳列內容也作了適當的調整。鑑於序廳中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畫出現黴點，加上毛澤東本人對這幅畫不太滿意，該館便將這幅油畫撤下。

物以稀為貴。《毛主席去安源》油畫在公開場合逐漸消失之後，反而愈形珍貴。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拿出庫存的《毛主席去安源》像章銷售，觀眾爭先恐後地搶購。當年發行的面值8分的《毛主席去安源》的郵票，更是身價百倍。

1991年3月，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為迎接安源大罷工勝利70週年，在北京召開基本陳列內容修改方案座談會。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史學專家在會上提出《毛主席去安源》油畫可以陳列。油畫作者劉春華是北京畫院院長。該畫是專為安源而作的，符合歷史事實，不能因為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大肆宣傳過就不敢陳列。

根據專家意見，經上級主管部門審查批准，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於1992年9月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勝利70週年前夕，在基本陳列中恢復了《毛主席去安源》油畫。這幅油畫的原作雖然已於1995年秋以550萬元在北京拍賣，但另一幅由作者親手臨摹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畫，至今仍保存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

油畫表現毛澤東去安源是步行去的。最早説毛澤東步行去安源的，是時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第一副組長的江青。江青於1966年11月19日在全國政協禮堂接見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代表時説：“安源煤礦毛主席是走去的，沿着鐵路一步一步走去的，遇到一個老鄉就聊聊。”1967年6月，劉春華為北京“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亮安源工人革命運動”展覽會創作油畫到安源體驗生活時，就是按照江青的這個“指示”，一直在“走”字上動腦筋。他反覆思考毛澤東第一次去安源的具體情節：毛澤東從長沙清水塘出發，估計是乘火車到萍鄉，再從萍鄉步行到安源，為了熟悉環境，劉春華幾次到萍鄉至安源的鐵路上步行。他首先有過毛澤東走鐵路的構思，後因透視關係，鐵軌在畫面上所佔的比重過大而取消。最後，畫面上完全未畫出鐵路，而在山坡上露出半截電線杆子。劉春華解釋説，稍有生活常識的人都知道，電線杆總是與鐵路相隨，以便吻合毛澤東是“沿着鐵路一步一步走去”的説法，某具有權威性的革命紀念館也説該油畫“是對毛澤東1921年秋天去安源的真實寫照”。

其實，油畫表現毛澤東步行去安源的情景是與史實相悖的。當時毛澤東住在長沙清水塘，距安源300多華里，他不可能從長沙步行到安源。是否可能先從長沙乘火車到萍鄉縣城，再從萍鄉縣城步行到安源呢？這種可能性也不存在。因為1921年秋天毛澤東到安源時，粵漢鐵路（廣州市到漢口）和株萍鐵路（株洲到安源）均已開通。1899年修通的萍安鐵路（萍鄉縣城到安源）和1905年修通的株萍鐵路（湖南株洲至萍鄉安源），為江西鐵路之先聲。到1921年，安源每天有兩列運煤的火車開到長沙，並在運煤列車上掛上幾節客車車廂，以方便旅客從安源到長沙，交通因之十分便利。毛澤東是第一次去安源，他不可能明明知道火車可以直達安源，還中途在萍鄉縣城下車，再一步步走路去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是不是毛澤東需要指導萍鄉縣城的革命活動，而在萍鄉縣城下車，指導完工作以後再步行去安源呢？也不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個多月前剛剛在上海召開，當時萍鄉這個小縣城還沒有中共的組織和革命分子的活動，萍鄉縣境內最早的中共基層組織，也還是1922年2月李立三在安源煤礦工人中成立的全國第一個產業工人黨支部。

江青和劉春華都認為毛澤東當年是步行去安源的，其實他們都不熟悉這些歷史情況。油畫作者劉春華到安源體驗生活時才24歲，還是一名學生，他為創作油畫雖然對安源革命歷史作過一些調查，但他還是隻能侷限在江青的是“沿着鐵路一步一步走去的”説法構思畫稿，特別是1967年他從北京到安源時，火車客車確實是只能到萍鄉城區，再從萍鄉城區坐汽車到安源。在這位年輕人的想象中，全國解放都18年了，安源都沒有開通火車客車，毛澤東當年去安源更不可能是坐火車，而是步行走去的。事實上，在安源運煤列車上掛客車車廂的做法，在1937年浙贛鐵路修通以後就取消了，從安源去長沙的旅客，只有步行到萍鄉縣城再上火車客車，當年安源運煤列車上掛客車車廂的事，逐漸被遺忘，作為一名外地的學生，劉春華更無從知曉，於是便出現了畫面上毛澤東步行去安源的情景。上世紀20－30年代，毛澤東曾10次到過安源和萍鄉縣城，現在萍鄉的中共地方史工作者和地方誌工作者都無人去考證他每次來時究竟是坐火車、汽車，還是騎馬、步行。這次因為牽涉到該畫的步行畫面，才不得不作深入的研究。

這幅畫客觀的評價，應該説是中國油畫歷史上一幅經典之作，在億萬中國平民百姓心中是有着崇高地位的，葉淺予説，其構思、構圖，甚至用色，無不脱胎於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這種説法我看也不是那麼客觀，每一個畫家有每一個畫家喜歡錶達的方式，這只是當時這幅畫的作者經過反覆構思，構圖，自己認為最能表現毛主席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已。所以説這幅畫是文化大革命時代最有感召力的一幅優秀作品，是那個時代產物。在紅色收藏逐漸升温的現在，與此相關的絲織品包括印刷品等各種收藏品都被炒到甚至上百萬的高價，不得不説這幅畫幾乎成為了文化大革命時代的一個特殊的文化記憶符號和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