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制度分析

《比較制度分析》共15章，由三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是全書的理論基礎，主要介紹與博弈論相關的概念，運用均衡制度模型分析了制度結構的一些基本要素——元制度。

第1章對相關域內元制度的運行方式及其自我實施的性質加以概述。從第2章開始，討論了公共資源以及嵌入其中的社會交換域，從中推導出了習俗性產權規則和社區規範，它們作為這些域參與人策略互動的內生結果而出現。第3章分析了交易域，從中引出了在沒有政府幹預下治理和促進交易和市場的各種各樣的自主性制度類型。第4章集中分析了組織域，界定了各種富有現實意義的組織和準組織結構，然後研究其相對的信息效率以及治理問題。第5章分析了組織場，其中不同的組織結構以及不同的人力資本類型（信息加工能力）共同演化成一定的組織規範，然後討論如何利用來自組織多樣性的收益。第6章轉向政治域，探討在政府作為博弈參與人的情況下，各種國家形態作為政治交換博弈的穩定結果出現的條件。作者在第1編所界定和討論的制度被稱為元制度，原因在於它們均是在單一域得出的，沒有藉助域之間的相互依存性，因此不可避免地表現為原始的形態。

建立在第1編準備性的分類研究基礎之上，第2編着重於建構關於制度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其中伴有闡釋性的案例。第7章給出了關於制度的一個精確的博弈論定義，作者把制度視為共有信念的自我維持系統和均衡的概要表徵，然後討論了制度的作用。第8章系統地研究了跨域的博弈關聯如何導致新制度形式產生以及（非帕累託有效的）制度安排的多重性，以揭示其中的深層邏輯。在第1編使用的重複博弈或進化博弈模型有助於對單個制度進行嚴格的分析，但涉及新奇性和創新性時表現出一定的侷限性。第9章放棄了參與人動機客觀固定的假設，引入參與人用於主觀的認識博弈結構的個體主觀博弈模型概念，通過研究參與人在面對外部衝擊或內在危機時如何相應地在認知上修改其主觀博弈模型，作者試圖描述制度變遷的一種可能的機制。第10章轉向制度變遷的客觀機制，並討論了導致路徑依賴現象的制度間的歷時性關係。

在第3編中，作者主要運用這一理論框架集中討論發達國家的組織域。理解這些國家公司治理結構衍生和維持的方式和原因，它們與鄰近制度環境——如政治域和金融交易域——相互作用的方式及其對經濟績效的影響，還有全球市場一體化和信息技術革命對公司治理結構的影響，並試圖探討制度多樣性是否會逐漸消失這一重大問題。

第11章根據組織結構的不同類型，將公司治理機制劃分為幾種相應的形態，然後討論它們與其他域的制度可能存在的互補性。第12章給出了關於關係融資的新定義，論證在日益加深的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過程中，一些基於意會信息的關係融資類型仍將保持經濟活力。第13章結合關係融資的經典例子——日本主銀行制，考察了一種制度起源、興盛和陷入危機的過程。第14章探討了硅谷模式，分析在什麼條件下和在何種意義上它構成了產品系統創新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制度創新。第15章，結合已有分析，首先歸納整體性制度安排的幾種重要模型，然後對全球範圍內整體性制度安排在全球一體化加深和信息技術大發展的情況下仍然呈現多樣性的原因提出一些猜測性解釋。 ^[2] 

和傳統經濟學不同，青木昌彥把制度放到博弈論的視野中進行考察。正如亞當·斯密曾經指出的，國際象棋是按照棋子自身的行動規則（動機）進行的遊戲，人類社會的博弈也與此相似。青木昌彥繼承了諾思關於制度的看法，把制度視為博弈規則，並假定當事人有限理性等。和諾思不同的是，青木昌彥相信制度存在於當事人的意識中，並且可自我實施；制度作為共有信念的自我維繫系統，其實質是對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徵（或信息濃縮）。作為意識的一部分的制度可以存在於參與人的意會理解中，也可以存在於人們頭腦之外的某種符號表徵中，但無論如何，它都起着協調人們信念的作用。因此，青木昌彥認為，博弈的要素包括博弈的參加者、已規定好的博弈規則和使這些規則得以實施的機制以及人們對於博弈如何進行所擁有的共同信念，而在此基礎上達成博弈的均衡性。簡言之，制度就是人們對於博弈如何展開所擁有的共同信念。

和諾思一樣，青木昌彥假定環境變化帶來獲利機會，參與人需要調整決策以尋求利益最大化，這可視為一個博弈過程。即使參與人無法、甚至也不需要推斷其他參與人行動決策規則的全部細節（即參與人有限理性），但在反覆博弈中，也可以瞭解有關參與人在行動決策中可能採用的規則的一些顯著特徵。參與人根據這些濃縮信息得出自己在各種可能情況下的行動規則（即策略）。所有參與人根據他們對別人行動規則的主觀認知（信念）形成自己的行動規則準則，這些規則準則是不完備的、濃縮的。當這些濃縮認知穩定下來並不斷再生時，參與人自己的行動規則才能趨於穩定，成為參與博弈的有用指南，反之亦然。當參與人的信念和行動規則一致時，納什均衡出現了。

均衡被參與人共同遵守，在均衡條件下，每一個參與人對他人選擇行動規則的預期穩定下來，這種預期沉澱為共有信念，參與人相互之間通過共有信念進行持續博弈。制度在這種預期穩定和共有信念形成過程中產生，並作為均衡的概要表徵協調着參與人的信念。參與人基於共有信念決定隨後的策略選擇，導致均衡的再生，均衡的再生反過來又強化了關於它的概要表徵。經過這樣一個反覆過程，制度不僅內生出來，而且穩定下來，並作為客觀之物呈現在參與人的意識中，被參與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制度本身也獲得了自我維持功能。

青木昌彥認為，現實經濟社會里還存在不同市場經濟模式，如日本式，美國式，法國式，英國式等等，對於理解這種制度的多樣性轉型國家應轉向哪種市場經濟模式，制度如何演化，以及博弈論的多重均衡性的問題，青木昌彥認為，一個獨特的研究視角——比較制度分析的形成就是一個很好的分析工具。青木昌彥運用他的理論，對當代經濟中複雜的制度安排進行了分析，包括公司治理機制、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硅谷模式等。他介紹説，比較制度分析雖然是對微觀經濟的考察，但對於人們對宏觀經濟的把握也有所幫助；並且，他所歸納出的整體性制度安排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各國不同的社會制度的，因而具有較強的可借鑑性。

青木昌彥的制度演化論是一種內生性博弈均衡的制度觀，他通過建立主觀博弈模型來説明他的制度演化思想。他認為制度可以理解為一種均衡到另一種均衡的移動過程，其中伴隨着參與人的策略選擇和對制度共同認知的變化。雖然自發性和誘導性（人為作用）制度變遷存在明顯的區別，但它們在變化過程中必須滿足一個共同條件：在初始政治域，必須有超過臨界規模的參與人修改對於域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的認知，並以分散化或相互協調的方式聯合釆取新策略，這樣才能導致新均衡序列的出現。青木昌彥在用博弈論進行制度分析時，按對博弈主體假定的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不同，把博弈模型分為古典博弈模型和進化博弈模型。他認為進化博弈則適合於分析以慣例和習俗形式體現的制度的自我實施性。同時，青木昌彥在用進化博弈模型分析制度演化的同時，並沒有完全放棄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礎上的古典博弈模型（子博弈精煉均衡），並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古典博弈模型在分析問題時也還是有效的。這樣在青木昌彥的研究框架中，他就很好地把主流經濟學的完全理性框架和基於有限理性的演化博弈框架有機地結合起來，並使之應用於對轉型經濟的制度結構演化的分析。

對於在全球一體化加深和通信信息技術大發展的情況下，全球範圍內整體性的制度安排仍然呈現多樣性的原因，青木昌彥認為，各種制度是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這是制度體系比較穩定的原因之一。社會博弈的某一領域將發生怎樣的均衡（即制度），是由其他領域裏已存在的均衡（制度）決定的，最終有可能出現數個均衡並存的局面。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相同的制度在不同的社會里會產生不同的結果。青木昌彥認為，與其説這是一種制度的扭曲，毋寧説這是制度隨環境和條件變化的演化。青木昌彥認為，新制度能否成功，最終取決於參與人的實際博弈行為。前東歐國家的激進改革之所以在經濟績效的意義上失敗，是因為這種制度儘管得到了某種形式的認可，但卻超出了絕大部分參與人的認知水平和行動能力。在計劃經濟中生活了幾十年的參與人，無論是官員，企業管理者還是民眾，誰都不知道市場經濟為何物，誰都不知道如何去設計和操作市場規則，由此造成宏觀層面上制度供給能力不足，改革決策頻頻失誤，各微觀主體自發創新能力弱，自覺適應新規則的能力也弱。即使有所謂的理想制度移植過來，也難以有效發揮作用。制度變革是相對的概念（相對於不同主體的制度博弈能力而言），是一個持續漸進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更新的過程，也是一個學習、適應的過程。中國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於改革的戰略策略選擇適應了這樣一個過程。在漸進改革過程中使參與人獲得了學習機會，提升了博弈能力，建立起與當時的博弈主體能力相適應的制度規則，使制度供給與制度需求相互調整，相互適應，從而保證了改革與發展的有機統一和相互促進。

（一）企業理論

比較制度分析理論運用了博弈論的方法，研究了企業的合作博弈思想，把企業看成股東作為一方聯盟，僱員作為一方的聯盟，企業的管理政策和組織內部的分配看成是股東、僱員合作博弈的結果。該理論是企業的一般化理論，新古典企業理論和工人控制企業理論可以看成是兩種特殊情況。

（二）市場經濟微觀結構

青木昌彥結合日本情況對傳統市場經濟微觀結構的觀念進行了批判，如等級制是市場的唯一替代物，廠商是股東的財產，市場導向的契約是唯一的激勵手段等，指出日本企業內橫向協調的信息結構、廠商行為是股東和僱員的合作博弈的結果、企業內部以級別等級製為激勵手段的特徵。日本企業融資也區別於英美的市場導向制度，而是銀行導向制度，尤其是日本企業的主銀行的相機治理結構。日本企業各方面特徵之間、企業內橫向協調、工人的背景導向技能不完備的勞動市場、管理層受工人和股東的雙向控制、企業內等級的激勵手段，主銀行的相機治理結構是相互聯繫的，構成內在一致的整體，他運用制度互補性説明了這一點。日本企業制度和西方企業制度在要素市場環境和內部結構關係不同，提出了兩個問題：日本現在的企業制度如何形成的？為什麼會形成與西方不同的特徵？對於第一個問題，早期他強調了政府設計的作用，認為日本政府在戰時引入的制度安排隨着民間工作組織的演化，經過民主化改造後仍然可行，後來認為政府政策、環境因素、自發因素和歷史偶然事件均對日本企業制度發生過影響，但不存在單一因素足以促進它的產生，是制度的共時關聯的動態過程導致它的產生。對於第二個問題，早期運用進化博弈論分析了組織慣例和人力資產的共同演化，認為一旦這兩種均衡在歷史上形成，雖然它們不是最優均衡，但要改變比較制度分析非常困難。進化博弈可以解釋給定發展約束（組織結構各種類型）的條件下，組織慣例多樣性的現象，但不能解釋這種發展約束是如何決定的（哪些組織結構是可能的），他提出了主觀博弈模型。

（三）公司治理結構

青木昌彥在指出前人不足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相機治理的模型以次優的方式解決團隊生產中免費搭車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青木昌彥轉向硅谷模式研究，考察了硅谷信息結構和治理結構的特徵。指出硅谷模式信息包裹的信息結構特徵和VC—聯賽式治理結構之間的互補性，認為模塊化是新產業結構的本質。進一步地，他從信息結構和治理結構之間的互補性，對公司治理結構進行了分析，對應組織不同信息結構應有不同的治理結構。最後用博弈論的統框架對公司冶理結構進行了比較制度分析，他運用博弈論的方法將公司治理結構界定為在公司組織域控制利益相關者（投資者、工人經理）相機行動決策的自我實施規則（包括正式和非正式規則），公司治理結構有可能是多重的，在討論公司治理的自我實施機制時，特別注意了組織域和金融交易域的制度關聯和來自其他互補性域（勞動交易域和政治域）的制度約束（即制度互補性）。

（四）比較制度分析的四個應用範例

20世紀90年代，青木昌彥組織了世界銀行經濟發展研究所四個國際項目的研究：日本主銀行體制及其發展中國家經濟轉型中的相關性研究（1991—1993）；轉型經濟中的公司治理結構：內部人控制和銀行的作用（1993—1994）；東亞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比較制度分析（1993—1995）；經濟發展中的社區和市場（1999）。青木昌彥對日本主銀行制度進行了介紹，認為對轉型經濟有借鑑意義。針對日本銀行和東南亞金融危機，提出了關係型融資的新定義，認為競爭加劇不定損害關係型融資。基於意會知識的關係型融資仍將保持活力。青木昌彥對於轉型經濟公司治理結構研究，指出了“內部人控制”現象，提出了多樣化的轉型道路，不僅包括股東主權和競爭性資本市場模式，也可以依企業的財務狀況轉移控制權的相機治理結構，特別強調了公司治理結構與其他制度安排之間的互補關係，認為轉型方向不確定，只有一系列制度的有機發展才能決定銀行機構和資本市場在公司治理結構上的相對重要性。針對“東亞奇蹟”，研究了政府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提出了一種新的觀點——“市場增進論”，認為政府政策的職能在於促進或補充民間部門的協調功能，而不是將政府和市場僅僅視為相互排斥的替代物，區別於新古典經濟學的“親善市場論”。運用博弈論，青木昌彥認為社區規範是內生的，在既定技術和地理條件下，社會經濟因素在多種規範選擇中起着重要作用。這四個項目的研究是比較制度分析應用很好的範例。

（五）比較制度分析理論框架

青木昌彥提出了共有信念的自我維繫和均衡的概要表徵制度觀，運用博弈論分析了制度的多樣性和演化：從制度互補性的角度論述了整體制度安排的多樣性，引入主觀博弈模型從主觀（認識）機制，以及制度的歷時互補的客觀機制，來分析制度的演化，得岀了全球範圍內整體性制度安排在全球體化加深和通信信息技術大發展的情況下仍然呈現多樣性的結論。 ^[1] 

《比較制度分析》的一個突出貢獻是論證了博弈模型中通常存在的多重均衡問題，為制度的比較性和歷史性分析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由此，一個本來被理論界視為困惑性的結果成了經濟學的一個新興領域——比較制度分析的起點和基礎。另外，該書綜合和發展了許多本來是分散的、零星的研究努力，彙集在統一的理論框架之下，並試圖賦予新的意義和影響。該書代表了當時國際比較經濟學研究領域中的最新理論發展，在經濟學界引起較大反響。該書把比較制度學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試圖為新比較經濟學的創立和發展奠定新的理論基礎。 ^[2] 

青木昌彥（Masahi ko Aoki，1938—2015年7月16日），日本經濟學家。曾就讀東京大學、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後在哈佛大學、日本京都大學、斯坦福大學等任教。主要研究領域是比較制度分析、公司治理結構和日本經濟。作為新比較經濟學中重大的方法創新，以青術昌彥為代表的“比較制度分析（CIA）”學派採用眾多新理論，包括組織理論、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委託——代理理論等，對制度問題展開了深入分析。主要著作包括《企業合作博弈理論》（1984）、《日本的經濟制度分析——信息激勵談判》（1988）、《經濟制度的發展與多元性》（1995）、《比較制度分析》（2001）等。2015年7月16日病逝，享年77歲。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