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丘尼

依《大愛道比丘尼經》所載，比丘尼的出家，始於佛陀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大愛道），她誓守八敬法，而被允許出家受戒。在中國，依《比丘尼傳》卷一所述，西晉建興年間（313～317），尼僧淨檢從西域沙門智山剃髮、受十戒。昇平元年二月（357），請曇摩羯多立比丘尼戒壇，淨檢等三人共於壇上受具足戒，這是中國比丘尼的開始。在日本，司馬達等之女善信等人從高麗僧惠便出家，後至百濟受具足戒，是其濫觴。

關於比丘尼的戒律，在佛滅後、部派分裂以前，教誡極嚴。至部派分裂再分裂後，對比丘尼較為放寬。

在中國佛教史上，比丘尼中不乏戒行精嚴、學優行粹之修行者。依《比丘尼傳》書中所載，由晉代迄梁武帝之間，中國佛教界即已有不少傑出之比丘尼。如道容‘戒行精峻’（卷一），令宗‘學行精懇，開覽經法，深義入神’（卷一），慧果‘常行苦節，不衣綿纊，篤好毗尼，戒行清白’（卷二），凡此皆足令人欽仰。

古代世俗女子雖有讀書識字者，然真能登台講説者則極少見。《比丘尼傳》書中所載之比丘尼，則頗有能登台講解經律、著書立説者。晉穆帝時，妙相‘每説法度人，常懼聽者不能專志，或涕泣以示之’（卷一）。齊武帝時，曇徹‘才堪機務，尤能講説。剖毫析滯，探賾幽隱。諸尼大小，皆請北面’（卷三）。智勝研讀律藏，‘自制數十卷義疏，辭約而旨遠，義隱而理妙’（卷三）。由此諸例，可以窺見比丘尼在我國早期佛教史上地位之一斑。

至於二十世紀的後半階段，比丘尼也是台灣佛教的中堅分子。不唯人數遠較比丘為多，且頗多能獨當一面，弘法利生者。如證嚴創辦慈濟功德會，興辦大型醫院及大學，其弘法事業規模之大，為前此之台灣所未有。恆清為美國威斯康辛（Wisconsin）大學博士，身任台大哲學系教授，且掌理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對台灣佛教高等教育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其他方面之傑出比丘尼，在台灣亦為數甚多。種種跡像皆顯示出，在現代台灣佛教僧團裏，比丘尼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五分律》卷二十九；《善見律毗婆沙》卷十四；《四分律》卷四十八；《大智度論》卷十三；《雜阿含經》卷二十四；《中本起經》卷下〈瞿曇彌來作比丘尼品〉；《大愛道比丘尼經》卷下；《撰集百緣經》卷八；《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五；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奎馬女修士撰·賴顯邦譯《佛陀時代的女眾》（《諦觀》雜誌第五十九期）；平川彰《原始佛教の研究》。

據南朝梁寶唱所撰《比丘尼傳》記，中國第一個依戒律削髮受戒的比丘尼是洛陽竹林寺的淨檢。淨檢俗姓仲，名令儀，彭城（今徐州）人。其父叫仲誕，曾任甘肅武威太守。淨檢少時勤奮好學，稍長尤擅琴、書法和繪畫，是位多才多藝的女子。西晉建興年間（313～317），淨檢從西域沙門智山和尚下發，受十戒，成為中國第一位僧尼。淨檢與同其志者24人在洛陽宮城西門建立了第一座眾尼寺廟——竹林寺。在晉鹹康年間（335～342），外國沙門曇摩竭多設壇於船上，在泗水浮船傳戒，淨檢等4人在船中登壇，從大僧受具足戒。淨檢成為中國最早依戒律出家的女性，被看作中國第一位比丘尼。淨檢法師70歲時圓寂。

淨檢生活西晉時期（291一361年）。適逢亂世，一位柔弱的女性是怎樣挑起教化眾生的重擔呢。從出生到成長，經歷了愛情的甜蜜，卻又橫遭厄運，丈夫與父親相繼在亂世中離世。她與母親相依為命，如亂世飄萍。幸得有緣遇見高僧點化，因此拋卻了三千煩惱絲，一心要做一個度化眾生的比丘尼。猶如晴空響雷驚醒了世人。荷擔如來家業，從此不再只是男子的責任，女子也照樣可以。淨檢法師的一生詮釋了“應以何身得度者，則為何身為説法”《法華經》中所訓。

比丘尼，是出家修行的女教徒，講求六根清淨，四大皆空，與朝廷素無瓜葛，但明朝的比丘尼卻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侵擾和追捕。永樂十八年(1420)，明成祖朱棣突然下令，將全國所有的比丘尼以及女道士，統統逮捕送到京師逐一審問，驗明真實身份。這場史無前例的大索天下比丘尼案，既打破了佛門千年來與世無爭的靜雅，也讓後人感到莫可名狀的疑惑。那麼，朱棣為什麼要捕捉天下比丘尼呢？

而事情的起因，卻是一場發生在山東境內，由唐賽兒(女)領導的農民起義運動。據《明史》及清代有關野史雜鈔記載:唐賽兒於永樂十八年二月，在家鄉蒲台(今山東濱州)聚集數千白蓮教徒，以紅白旗為號，揭竿而起，對抗朝廷。這場發生在山東境內的農民起義，因為規模小、持續時間短，且沒有震動明朝政權，所以連歷史教科書上沒有記述，但當時的皇帝朱棣卻“甚為震驚”，不但派出了“京營”五千精鋭人馬，還把正在山東沿海“抗倭”的軍隊，也用在了鎮壓這場農民起義上面，很有股子“攘外必先安內”的架勢。

朱棣為何如此興師動眾?據筆者分析有以下原因。其一，起義發生在“遷都北京”前夕，直接影響到皇帝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朱棣決不允許在這種時候出任何亂子;其二，起義軍以“白蓮教”為依託，教徒對唐賽兒死心塌地，惟命是從，朱棣決不允許“邪教”蠱惑民眾;其三，起義軍隊伍不斷壯大，屢敗官軍，且唐賽兒對於朝廷的招安不理不睬，使朝廷和朱棣顏面掃地。種種原因，使朱棣對唐賽兒分外仇恨，對起義軍進行瘋狂鎮壓。因為寡不敵眾，腹背受敵，起義軍只堅持了三個月就失敗了，但唐賽兒卻下落不明。

為了消除心中忿恨，為了防止死灰復燃，為了能夠殺一儆百，朱棣下令嚴察唐賽兒的行蹤，但搜捕工作沒有任何進展。民間搜不到，朱棣決定調整工作重心，把搜捕唐賽兒的重點放到了佛門。朱棣之所以這麼做，筆者認為有以下原因:一者，搜捕人員為了推卸搜查不利的責任，有可能以唐賽兒入佛門來搪塞朱棣。二者，佛門弟子遠離世俗，官府一般不介入，唐賽兒兵敗後極有可能混入佛門避難;三者，唐賽兒起義時，曾自稱“佛母”，朱棣以此認為唐賽兒與佛門有着某種關聯。史料中也有相關記載，朱棣因“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為尼或處混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站，逮之京詰之”。

於是，朱棣下令將北京、山東的比丘尼、女道士統統逮捕，押送朝廷審訊。永樂十八年(1420)七月，朱棣又命段明為山東左參政，繼續搜索唐賽兒。段明為了完成這一任務，不僅把山東、北京的比丘尼逐一搜查，全部捕捉，甚至還逮拿了全國範圍內的數萬名出家婦女。關於此事，《明史》也有簡單記載:永樂十八年二月，山東蒲台唐賽兒反，唐賽兒不獲，溟逮天下出家比丘尼萬人。一直到朱棣病逝，他一心想捉拿到唐賽兒的願望也沒能實現。明朝強大而又嚴密的特務、巡察機構，在捉拿唐賽兒的問題上，因為不得民心，即使想出通過捕捉天下比丘尼、女道士的荒唐、極端的辦法，最終也無濟於事，得到的結果是“賽兒卒不獲，不知所終”。唐賽兒究竟哪兒去了?多少年來，不少歷代史學家，為了尋覓這位巾幗英雄的最後歸宿，窮經皓首，至今仍無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