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與遺像

1950年生於上海，軍人家庭，隨在部隊工作的父親遷居數地後到北京。1966年初中學畢業。1968年進一家工廠當鉗工。1969年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當過報務員、副指導員、幹事。1973年起到四川大學中文系讀書。1976年，大學畢業後到空軍某部政治處任幹事。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早在1971年至1973年間就曾發表過戲劇、曲藝等作品10餘篇。

1981年後又發表了《啊，兵！》 、《彩色的鳥，在哪裏飛徊》等短篇小説數篇。1982年發表的短篇《母親與遺像》曾榮獲當年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

9樓26號住青一户4口之家，4人都是黨員。母親，59歲，1949年推着小車，支援打徐州時入的黨。大女兒司雲，31歲，1976年搜剿“反動詩詞”有功入的黨。大兒子司楓，27歲，1973年因“鐵心務農”，省報上發表了3篇日記，差半年不到18歲就入了黨。小兒子司雷，22歲，1979年自衞還擊戰中，火線入黨。本來還有一個，歲數最大，黨齡最長、1935年突破烏江時入的黨，但是他此時待在客廳兩側牆上的玻璃鏡框裏。這一家人很難團圓在一起，可是最近團圓了。母親長期在外地工作，3個月前剛退休回來；司雲一直住在廠裏集體宿舍，為和母親作伴才搬回家；司楓5歲過繼給舅舅，大前年回到這裏；司雷當兵4年，第一次探親。但是團圓對這一家並不意味着幸福，倒是更加清楚地顯示了彼此的隔膜。他們每天晚上坐在一起看電視，不過是各自對於“家庭團結”儘儘義務罷了。司楓這些天下了班總要在自己的房間內衝着牆上一張大照片發愣，同像片上的她交談。

這是他心目中的“對象”，和他同在一個單位，最近也交了入黨申請書，司楓暗地裏下決心：一定要幫助她入黨。當他向姑娘表白心意時，姑娘只是笑笑。司楓這天像往常一樣，和“她”談完之後，抱着一本《哲學小辭典》，口袋裏裝着一個小計算器來到客廳。當他看到父親的鑲着黑框的遺像時，他想：她一入黨我們就結婚，到時舉辦家庭舞會，這張遺像就太煞風景了。經過一番掂量，他斷然提出建議：將遺像摘下來。這一來，迅速引起軒然大波。

司雲非常恐懼。司雷攔在遺像前邊，不讓哥哥動一動。司雷盛怒之下在想，這個人硬是被跟商人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舅舅帶壞了，那老頭，政治運動經過得多，也油了，儘管自身難保，卻懂得教人怎樣利用形勢青雲直上。當初他捱整，居然暗地叫才15歲的司楓當眾往他臉上啐唾沫，然後打起劃清界限的旗號下鄉。在農村，司楓高喊“紮根”、“鐵心”，又寫了幾本專供展覽用的日記，結果入黨、提幹、上大學。司楓看着相貌酷似父親的弟弟也軟了下來，妥協道，不摘遺像，只把黑框換掉。這時，母親慢慢地過來，誰也不理，竟自摘下遺像，抱進司楓的房間，將它掛在那張少女像的對面，然後對司楓説：“不許挪動它。這房子是組織上因為他照顧給我的。”當天晚上，母親來到司雷牀前，對他説起他父親在長征途中曾被誤認為是特務，但他並未記仇，仍然死心塌地為黨工作。所以，母親要求司雷要像父親一樣肚量大一些。然後母親來到司楓的牀前，向他打聽那姑娘的情況。她説：如果她是個表面冠冕堂皇，肚裏揣着計算器的人，就別在這所房子裏結婚，因為這個家裏可以有非黨員存在，卻不允許有假黨員。別看母親平時文文靜靜，但是關鍵時候也是非常潑辣！第二天，母親決定把遺像從大兒子房間摘下來，因為她想好好地思考思考。然而，那遺像不翼而飛。母親質問司楓，他卻很高興地回答不知道。司雷一怒之下，闖進司楓屋裏，將這初具規模的“新房”翻了個亂七八糟、嘴裏還不斷髮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威脅。司楓真的害怕了，可他自然一迭聲地説真不知道。母親阻止了司雷。司雲下班回來，司楓讓司雷去問她。司雲想説什麼，但看見司雷眼裏往外噴火似的，只説了一句：“要懲罰就懲罰我吧。”母親這時站出來説遺像被她拿走送到照相館複印去了。

“黨員之家”暫時安靜下來了，他們都在想。第一輪的想法：司楓覺得司雷太兇，自己不過是把爸爸之死看得輕一些。司雷在想為什麼對於爸爸的死，母親沒有他那麼傷心和憤恨。母親怪司雲總是太自責，以自己的青春來贖罪太不應該。司雲在想，家成這樣全怪她。第二輪循環：司楓想司雷確實直率，但司雷想母親確實堅強，但．．母親想司雲確實善良，但．．司雲想司楓確實聰明，但第三輪的思索內容一樣：這個家是不是該分家了？想到分家，母親格外辛酸。她和司雲談起心來：遺像是被司雲藏起來了。司雲是個善良得相信一切的姑娘。1976年搜剿“反動詩詞”的民兵快搜到她家時，她以為主動交出爸爸抄了整整一筆記本的“天安門詩”就沒事了，但那本上還有爸爸的作品，為此，剛出“牛棚”9個月的爸爸又搬回去了，並且再也沒出來就含冤而死。她開始想自殺，但後來又覺得自己無權痛快地死，應該在爸爸遺像下承受天倫的遣責、良心的抽打。她在工廠埋頭苦幹，將每月的獎金都買了名貴的鮮花，送到爸爸的墓前。母親覺得女兒像祥林嫂在“捐門坎兒”，她勸女兒不該這樣生活，鮮花的十分之一應該去安慰死者，十分之九應去美化生者。母親還怪女兒把爸爸看得太狹小，要知道，長征時爸爸拼死拼活背出草地的一個戰士，正是執行過槍斃他的命令的人。女兒的心有所釋然，母親又問起她的婚姻大事，女兒害羞地承認一個工友有心於她。母親從女兒口中得知此人上迸、好學、不圖虛名，高興地要女兒帶他來家見面。

深夜，母親在丈夫的遺像前同他交談，要他陪着一起同兒女們見見，去驚醒他們、激發他們。第二天中午，司雷正在收拾行裝，司楓失魂落魄地回來了。

原來他那“對象”面對他遞過去的入黨志願書，怒斥他如何譁眾取寵、欺上瞞下、違法亂紀。姑娘嘲諷地問：“你那本《哲學小辭典》中有‘幸福’一詞的解釋嗎？”這時母親將他們姊妹幾個叫到遺像面前，那裏攤着三張白紙，要他們都寫“自願退黨申請”，三人異口同聲道：“我不退黨”，母親笑了，繼續説：那你們就當着這位已犧牲的老黨員的面説説不退黨的原因。要説真話。

經常有評論家們在報刊上撰文指出：“新時期”的小説越寫越長，短篇都向長篇發展，人們對這一現象深為擔憂，是不是短了就力度不夠呢？不！絕不是！海波這篇即是最好的證明。可以説，這篇小説最大的特點，也是最令人欣賞的一點就是它的精悍與凝練。仔細讀過原作，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這篇小説的精悍與凝練。首先，小説的情節是精悍、凝練的。從故事的發生，到發展、高潮、結束，中間毫無拖泥帶水的抒情、交待、枝蔓、一環緊扣一環，節奏很乾脆，很輕快。就連必不可少的交待人物，也僅是在第一段僅幾百字就將一家4口全部交待完畢。然而，也就在這段人物交待的文字中，我們通過那4個排比句，已經瞭解了人物的經歷、年齡，等許多事。其次，這篇小説對人物形象的刻畫是精悍、凝練的。每一個人物性格都極鮮明，但又絕不落入俗套，沒有畫臉譜。而這種鮮明的個性，往往是通過一個習慣動作，一個眼神，一句話就已畢露無遺。比如寫大兒子司楓，小説中寫道女友的照片是他小用心計得來的，他“特意一個人包下洗印光榮榜照片的差事，把這姑娘的照片多放大了一張”，一下子寫出一個工於心計，不擇手段，又感情輕浮的形象。從他那個習慣──從書架上抽出《哲學小辭典》──我們又看到一個愛慕虛榮卻又不學無術的形象。作者又通過他隨時拿着計算器這一習慣，向我們展現了一個庸俗、勢力的形象。又比如寫母親，她做了一件大家都很震驚的事：不聲不響地將遺像摘下來，又不聲不響地將那遺像掛在了大兒子房間裏。就這幾句話，便將一個對丈夫懷有深摯的愛、做事情果斷、堅決的老黨員、好妻子的形象展現在讀者面前，到了晚上，她又挨個屋子找子女們談心，這又展示了她耐心、細緻的一面，我們也似乎知道了為什麼孩子們尊敬她，大兒子不敢違拗她的原因。從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出，作者在塑造人物時雖然都是簡練的幾筆，但確實深刻、準確、充分。

如果將塑造人物比作人物畫的話，這既非寫意式又非工筆式，它應該屬於漫畫類。再次，這篇小説對人物心理活動的描寫是精悍、凝練的。在其他小説家筆下，人物心理似乎是最可以鋪張筆墨、恣意縱橫、大寫特寫的，但是海波在這篇小説中將它簡化到不能再簡化的程度，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遺像丟失之後，作者對各自心理活動的描述，採取了排比段的方式，並且分成第一輪循環、第二輪循環、第三輪循環的形式，僅僅12句話，就將如此重大的事件在各人心湖擊起的漣漪描述得淋漓盡致。再比如司楓看到司雷站在遺像下邊，覺得他特別像父親，因而恐懼心理油然而生。這些心理描寫雖然簡潔，但心理描寫在一篇小説中所應起到的作用卻都起到了，又細膩又深刻，又極符人物性格，又推動了故事情節的發展。另外，這篇小説的語言也是精焊、凝練的。稍加註意我們就會發現，這篇小説中幾乎每一段都只有一兩行。句子幾乎看不到一個累贅的形容詞、副詞。人物對話也都極其短小、乾脆。所有以上指出的這些，都使得這篇小説留下了許多極富情趣，意味深長的空白，引發讀者去聯想、去思考。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