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試策

應殿試舉人臣康有為，年三十八歲，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由廕生應光緒十九年本省鄉試中式，由舉人應光緒二十一年會試中式。恭應殿試，謹將三代腳色開具於後：曾祖健昌未仕，故。祖贊修仕，故。父達初仕，故。

臣對。臣聞制科之設，垂二千年，皆以求直言極諫，非校詞章也。昔董仲舒、李尋之於漢，張九齡、劉 之於唐，蘇軾、文天祥之於宋，皆指陳時政，直言得失，上以廣人主聰聽，下以系天下安危，凡練兵、理財之方，崇儉、課農之法，鹹能發明，深有裨益。方今時事艱難，宜明報仇雪恥之風，共圖蹈厲發揚之治。尋百度敗壞，在於泄沓，有司以奉行故事為賢，對策以楷法頌禱塞責，若不亟變，不可振救。變之之道，在辨取捨，取日新以圖自強，去因循以厲天下而已。

欽惟皇帝陛下履仁而體孝，知明而恩美，可以為堯、舜之治者也。然治效未睹，外釁疊警。意者於取捨之間，講之未審耶?乃者臨軒清問，垂採芻蕘，以講武、理財、尚儉、勸農諸大政進，臣等於廷而策之，此非臣愚所能及也。然夙嘗講天下之故，誦孔子之言，懷欲陳之路。今承大對，儻復以楷法頌禱之習，上負聖明，下負所學，臣實恥之，且何取焉！用敢竭其毣毣之愚。

伏讀制策，有曰：時事多艱，人才孔亟，期與海內賢能力矢自強。因注意練兵以威海外，此天下所翹首，臣民所側望也。夫殷尤所以啓聖，外患所以興邦。齊桓不忘在莒，所以創霸也；勾踐不忘會稽，所以沼吳也。日思厥艱，悚厲羣下，則天下悚動，奔走趨赴，氣象已振。特患是心不堅耳，於自強奚有焉！孔子對哀公曰：王者必知天下之名士，盡知其數，又知其所在。若展轉訪求，不拘資格，不次擢拔，必有豪俊之士出濟時艱者。夫循資格者可得庸謹，不可得異才；用耆舊者可以守常，不可以濟變。同治中興之臣，多草澤之士，其明效也。合天下才以濟天下用，何求不得?然今之乏才，以教之非其道也。教士以詩文楷法，試武以弓刀步石，習非所用，用非所習，一旦授政，而欲其任事，豈可得哉！

竊謂宜採司馬光十科取士之法，令以專門自見，或開鴻博之選。其能專著一書，發明新義，王制聖道，有所補益者，皆入翰林。量授庶常待詔，分班輪值，用備顧問，可以博聞廣知，可以求賢審官。天下之士，皆明古今、通中外，而才不可勝用矣。

其武科無用，宜改為藝學，凡天算、製造、格致、武備，並令專門。昔諸葛亮治蜀，工械技巧，物究其極，亦自強之計所不棄也。夫講武之法，漢合南北軍而都肄之，唐代設六軍五旗之制，宋太宗定四時講武之儀，皆蒐苗遺意也。然發明名理，莫如孫、吳。孫子有使臂使指之譬，吳子有十人萬人之教，李靖有畫方點圓之法，而王驥、戚繼光練伍法，膽氣耳目，心志手足，將才法猶可行。然古今異宜，雖淮南、杜牧、蘇軾之言，兵施於今日，成效亦難。必今泰西舉國為兵，夜練如真戰，平居如臨敵，測繪陣法，將卒皆通。加以講求船炮器械，製作日新。我八旗三十萬，綠營六十萬，皆弱無可用，急乃招募。孔子謂以不教民戰，安能取勝?器械窳敗，且無自制之槍炮，急乃購之異國。以比利時百里小國，猶有康伯來廠，而我乃無之，謀國豈不異哉?昔楚莊劍及屨及，遂以伐宋，列國並立，無日不訓討軍實，《春秋》美追戎濟西，《小雅》嘆四夷交侵，則求人才而簡軍實，自強宜亟圖矣。

制策又以國用宜計，因詳詢夫古法，蓋理財之急務也。夫國用之計，始於神禹。《史記》説稱會稽以會計得名，上計之禮見於司會，《漢書》注證鄭注得多少之數。漢初以蕭何領郡國計事，武帝以司隸總十二州簿，光武屬郡上計，遠方亦在其中。李吉甫元和國計，中唐未廢斯舉。宋時王安石始遣磨文帳，韓絳創作會計錄，李常丁謂田況繼作四錄。明世汪鯨、張學顏彙輯計書。然皆節流之法，無預開源之事。今四海困窮，重以償幣，司農仰屋，羅掘無方，乃至忍恥鬻官，卒無少補。夫中國礦產，甲於全地。山西煤鐵，可比英倫；漠河五金，溢於美國。且西北荒地可墾，東南海疆可漁，內地物產種凡二十六萬。若勸農以土化，考工以機器，講求商學，募興新藝，通達道路，精治畜牧，官天府地，財富可冠五洲。家有重寶，而終日嗟貧，無策甚矣！此自強宜加意者也。

制策又以躬行節儉，欲移風俗，此求治之盛心也。然堯、舜、禹、文，治在得人，不在儉德。漢文以仁厚致治，亦非衣綈之為功。若晉、宋二武，唐高宗、德宗之流，或焚翟裘，或毀筒布，或卻珠貢，或一冠三載，一衣屢浣，僅慕虛名，豈成治效?若欲士庶有制，則今賣爵鬻級，皂隸皆有崇階，何從為定製哉?惟皇上清心寡慾，先正其本，專意求賢，庶可正風俗而定製度也。

制策又以民食在農，垂意水利，此養民之急務也。自鄭白治涇，當時穿渭，劉馥修芍陂、茹陂之跡，盧責開利民温潤之渠，李元紘決三輔，何承矩引滹沱，水利日闢。京東沃野千里，而雨則洪流，旱則赤地，乃為棄壤，仰食南漕，此虞集、托克托、徐貞明、左光斗、申用懋所請之不已，行之有效者也。或謂北方土理疏直，不能種稻，則未用土化法變易之耳。我朝嘗開京東水利，若用潞水客談，畿輔盡成重屯，其利溥哉！

抑臣更有請者，方今當數千年之變局，環數十國之覬覦，既古史所未聞，亦非舊法所能治。《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董仲舒曰：為政不調，甚者更張，乃可為理。若當更化而不更化，是盛暑已至而不釋重裘，病證既變而仍用舊方也。故今當以開創之世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世治天下。蓋開創則更定百度，盡滌舊習，而氣象維新。守成則安靜無為，故叢脞廢萎，而百事隳壞。世變之機，決於今日。若因循守舊，坐失時會，後欲改作，恐悔無及，及今速圖，猶可為治也。若其審端致力之方，則在慎選左右，無使大權之旁落。剛明獨斷，無使眾説之動搖。達聰明目，通下情而無使少壅。求賢審官，盡人才而無使或遺。則自強可致矣。

臣尤伏願皇上發憤為雄，乾綱獨攬，正一身以正朝廷，強一心以強天下。剛健乃為天德，志剛乃為大君，整肅紀綱，破除積習，日親賢士，日聞讜言，日講治體，日求新政。豈惟練兵、理財、尚儉、勸農粲然具舉?其雪仇恥而憺威稜，自強可立效矣！則我國家復見中興，天下幸甚。臣末學新進，罔識忌諱，千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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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明夷、更甡、西樵山人、遊存叟、天遊化人，廣東省南海縣丹灶蘇村人，人稱康南海，中國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康有為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光緒五年（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藉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光緒十七年（1891年）後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開始進行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會，鼓吹開明專制，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後，作為保皇黨領袖，他反對共和制，一直謀劃溥儀復位。民國六年（1917年），康有為和張勳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康有為晚年始終宣稱忠於清朝，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後，他曾親往天津，到溥儀居住的靜園覲見探望。民國十六年（1927年）病死於青島。康有為作為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在倡導維新運動時，體現了歷史前進的方向。但後來，他與袁世凱成為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他也是書法家，北京大學教授陳玉龍曾評價：“縱觀20世紀中國書壇，真正憑深厚書法功力勝出，達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數康有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幾人。”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