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豬盤

“殺豬盤”起源於東南亞，以單身女性為主要危害對象； ^[6]  來自於從事電信詐騙行業人員的內部稱呼，形象地將結交受害人、與受害人建立親密關係、騙取受害人財物等過程比擬作“養豬、殺豬”的過程。 ^[3] 

2018年，“殺豬盤”新型電信詐騙開始出現。 ^[3] 

2019年1月至8月，在中國境內發生的“殺豬盤”網絡詐騙案件涉案金額達38.8億元，每宗案件受害人的平均損失達18.1萬元，是其他類型案件平均損失的4.8倍。 ^[4] 

2019年12月16日，“殺豬盤”入選“2019年度中國媒體十大新詞語”。 ^[10] 

2020上半年，全中國共破獲電信網絡詐騙案件10.1萬起，同比上升73.7%。“殺豬盤”案件作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多發案件，呈現出涉案金額巨大、作案手段隱蔽、作案方式智能、作案地域跨境等特點。這類犯罪的持續發生，不僅讓被害人在經濟和感情上蒙受損失，還嚴重危害着社會秩序。 ^[7] 

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D市公安局錄入公安部電信詐騙案件偵辦平台的案件數量共計3158起，涉案金額高達1.76億元。其中，“殺豬盤”網絡詐騙犯罪案發量位居第三，錄入平台案件618起；而總計涉案金額高達6975.11萬元，佔比最大，為39.6%。公安部也稱該類犯罪為“當前令羣眾損失最大、危害最突出的案類”。 ^[5] 

據公安部發布的信息，2021年，全國公安機關破獲虛擬貨幣洗錢案件259起，收繳虛擬貨幣價值110億餘元。 ^[13] 

重慶出現殺豬盤劇本殺，玩家花5小時打“殺豬盤疫苗”。 ^[11] 

女子網上談朋友卻誤入“殺豬盤”，幸好被民警及時勸阻。 ^[12] 

“殺豬盤”裏沒有愛情，只有充滿謊言和慾望的一羣磨刀霍霍的“屠夫”。“找豬—餵豬—養豬—殺豬”是“殺豬盤”的靈魂四步。詐騙者把受害者叫做“豬”。“找豬”是從陌生人到私加好友；“餵豬”是團伙成員盜用他人優質資料包裝自己，向受害者灌輸自己很成功、很優秀等信息，獲取受害者的信任；戀愛過程叫作“養豬”；欺詐過程叫作“殺豬”。受害者心中的“完美愛情”，在騙子眼裏，不過是一場“殺豬記”。 ^[9] 

當受害人逐漸投入大量資金後，就會發現平台無法提現。騙子還會誘騙受害人繼續充值，謊稱可以提現，目的就是榨乾受害人身上“最後一滴血”。當受害人再想與對方交涉時，騙子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此時才恍然大悟，發現已上當受騙。 ^[15] 

這一頁寫的是“殺豬盤”詐騙的作案手法，是騙子對婚戀、交友類詐騙的俗稱，是指騙子把自己包裝成“高富帥”或“白富美”，通過婚戀平台尋找受害人，披着愛情外衣、用甜言蜜語欺詐，進而用各種話術騙取受害人的錢財。在詐騙過程中，騙子把受害者叫做“豬”，把戀愛叫做“養豬”，把實施詐騙叫做“殺豬”。 ^[16] 

根據收集的案例，按行騙手段可將殺豬盤電詐犯罪分為三類：投資型、博彩型、索取錢財類。 ^[3] 

犯罪分子經過與受害人接觸後，一般對涉及財物和投資的話題隻字不提，以避免受害人內心產生提防之意，在和受害人建立親密關係之後，會逐漸談及收入、財物話題。犯罪分子會將投資的相關信息無意在交流中和社交平台上進行展示，勾起受害人的興趣，主要方式為向被害人介紹股票、期貨、石油、黃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引導受害人下載非法交易平台，以小額回報為誘餌，使受害人相信投資回報豐厚，且真實可靠，誘使受害人進行大額投資。 ^[3] 

主要方式為犯罪分子以賺取外快的名義向被害人介紹遊戲類的博彩平台，以“平台漏洞”“系統漏洞”等理由，向受害者保證利潤，並以小數額的資金回報作為誘餌，誘使受害者步步轉賬，層層進入圈套，同前者，犯罪分子會利用已經建立的親密關係，以“戀人”和“伴侶”的角度誘騙受害者轉賬，此類行騙方式中的受害者，深陷對犯罪分子所虛構的親密關係之中，無法自拔，以致部分受害認識不到自己已經被騙，不惜變賣家產，揹負高額貸款，跟隨犯罪分子進行賭博，以期回籠本息。 ^[3] 

此類行為相較於前兩種詐騙類型，危害較小，受害者往往以男性為主，表現形式為犯罪分子通過社交工具、直播平台接觸受害者以後，以情感交流為誘餌，與受害者建立親密關係，並通過發送日常語音、圖片、視頻等方式取得信任，甚至建立情感關係，此後犯罪分子便在日常的交流中提出各種各樣的讓“伴侶”難以拒絕的要求，比如買衣服、買手機、充話費、加餐費、親友生病、家庭困難、車禍，甚至以見面赴約的車票、住宿費用等藉口，也有部分在交流中有意無意的透露出經濟方面的困難，引起受害人的同情心和憐憫心，繼而索取錢財。 ^[3] 

大數據時代，網絡與日常生活充分融合，人們在享受着網絡帶來便利的同時，也難免會受到網絡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網絡有風險，交友需謹慎。“殺豬盤”類網絡詐騙犯罪作為新型網絡詐騙犯罪的一種，表現出了更明顯的集團化、專業化、信息化的犯罪趨勢，犯罪手段與犯罪套路也不斷翻新，這就迫切需要公安機關更新技術手段與轉變偵查思維，強化打擊力度和犯罪預防；更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協力打防網絡犯罪、治理網絡生態、淨化網絡空間。 ^[5] 

2018年3月至2019年11月，以夏某、孫某光為首犯罪集團，先後在柬埔寨金邊和波貝、中國廣州、菲律賓馬尼拉等地設立多個詐騙窩點，以誘騙投資理財方式大肆詐騙境內中國公民，涉案金額高達4億餘元，涉案團伙成員近千人。2020年5月12日至14日，在公安部統一指揮下，四川公安組織3000餘名警力，赴全國1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開展統一收網行動，共抓獲嫌疑人868人。該案也成為全國一次性赴外省調動警力最多、抓捕人員最多的案件。 ^[6] 

2020年6月28日，白雲分局接到市民鮮某報警，稱朋友邀請他進入一個微信股票羣，老師推薦大家購買股票，鮮某先後向對方提供的18個銀行卡號轉賬290餘萬元。6月22日，股票開盤，鮮某發現購買的股票暴跌，賬户裏面的錢全部賠完。隨後，股票平台不能進入，鮮某才發現自己被騙了。

接到報警後，白雲分局涉網違法犯罪偵防中心從全局抽調20餘名精幹民警成立專案組，開展案件攻堅，並在偵查中發現一條完整的“殺豬盤”電信詐騙犯罪鏈條，其團伙成員分佈在湖南長沙、岳陽和廣東深圳、寧夏銀川等多地。

經過一個多月的偵查工作，專案組最終掌握了居住在長沙、岳陽、鄭州、西安、深圳的嫌疑人線索。7月20日，抓捕行動開始，五地同步收網，抓獲犯罪嫌疑人12名。8月10日，專案組在廣州、銀川成功抓獲53名犯罪嫌疑人。緊接着，專案組又奔赴中山，遼寧大連、撫順和黑龍江哈爾濱等地抓獲犯罪嫌疑人5名。截至目前，該團伙成員70人全部落網，經查涉案金額超2億元。 ^[8] 

2021年10月，福建南安市公安機關破獲一起“殺豬盤”詐騙案件，犯罪團伙利用交友軟件吸引用户到虛擬投資平台，再通過泰達幣洗錢的方式完成跨境結算，兑換成人民幣，最終完成詐騙。 ^[13] 

2021年7月至同年11月，杭州市餘杭區人民法院陸續宣判了被告人高某、鍾某某、馮某某等19人詐騙罪案件，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高某、鍾某某、馮某某等人組成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以“理財”的名義對我國境內女性開展“殺豬盤”詐騙活動

2019年7月至2020年1月初期間，從41名被害人處騙得人民幣378萬元以上，其行為均已構成詐騙罪，並據此對19人被告人分別判處十三年至四年四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並處13萬至4.5萬不等的罰金。 ^[14] 

2023年12月12日消息，昌都一女子遭遇新型“殺豬盤”，被騙3514000元。 ^[17] 

司法實踐中，電信詐騙犯罪的處理情況參照詐騙罪進行處罰，理論界對於單獨設立電信詐騙罪名的爭論不斷。但是面對當前愈發猖狂的電信詐騙案件，必須完善法律制度，更好地將電信詐騙的犯罪情節納入法律的評價體系中，否則達不到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因此，可以考慮單獨將電信詐騙犯罪設立為獨立罪名，參照普通詐騙犯罪，結合電信詐騙案件的特點進行罪質、罪狀的單獨表述，並設立對應的刑罰措施。面對更新迅速的電信詐騙手段，可以充分利用司法解釋的靈活特點，完善刑法中有關電信詐騙的規定和法律配套體系，這樣才能適應不斷髮展變化的社會，儘量做到罪責刑相適應。 ^[3] 

殺豬盤電詐犯罪中，相當一部分犯罪分子最終是依靠投資、博彩網站和軟件，此類網站和軟件在社交平台上進行傳播，案件發生後，犯罪分子往往遺棄網站和軟件潛逃，因為軟件和網站具有技術共性，成本極低，更換網址名稱、變換界面顏色後即可粉墨登場，騙取其他受害人。非法網址和軟件的服務器被選在國外，比如老撾、柬埔寨、越南、馬拉西亞、菲律賓等網絡環境監管較為鬆懈、網絡博彩合法的地區，因此要從根源上減少此類犯罪行為的發生，必須要聯合其他國家的執法力量，一方面對現存的隱藏於國外的犯罪團伙進行清除，另一方面與其他國家簽訂合作協議，規範管理針對中國公民的網絡犯罪行為。 ^[3] 

殺豬盤電詐犯罪行為實施全程依靠網絡社交網站和社交軟件，無論是犯罪分子尋找作案目標，對自身形象進行包裝設計，還是與受害人進行日常交流。司法、電信等部門應聯合加強社交平台對平台內部的用户行管理，使用技術手段進行實名和視頻動態驗證，對違法字段和詞語進行篩選，建立完善的預警反饋制度和黑名單制度，對有過不良行為記錄的用户實行緊密的技術限制，對社交平台用户數據安全實行責任制，強化社交平台供應商責任主體意識，建立關於電信詐騙的社交賬號主體風險制度，對傳送違規軟件、網站、圖片、文字信息的社交賬號及認證主題進行風險標記，依據風險等級實施監控、封停等限制措施，比如國務院對高危地區的高風險賬號實施全面封禁。 ^[3] 

殺豬盤電詐主要利用的是被害人情感需求弱點，因此針對潛在的受害人羣，可進行必要的詐騙知識的宣傳。傳統詐騙犯罪案發數量之所以降低，主要歸功於公安部門大力的宣傳，使社會羣眾熟知詐騙手段，減少其被騙幾率。同樣，對新型的電信詐騙手段，公安部門應充分利用新時代新聞媒體，加強防詐騙宣傳，比如利用新興視頻媒體抖音、推行微信防詐公眾號等，發揮公安機關社區警務的陣地優勢，通過喜聞樂見的形式，聯合地方政府和企業，開展防詐騙宣傳活動，提高羣眾的防詐識別能力。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