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孟倫

殷孟倫先生早年在成都讀書，當時四川學風頗盛，廖平之後，若林思進（山腴）、龔道耕（向農）、向楚（仙喬）、趙世忠（少鹹）、蒙文通（爾達）、龐俊（石帚）、向承周（宗魯）、劉鹹炘（鑑泉）、祝同曾（屺懷），諸學者競爽於蜀中（劉師培於民初也曾一度在蜀授教），其中趙少鹹先生為當代屈指可數的音韻學家，對殷先生格外賞識，關係最密，影響也最大。在這樣一個良好的學術氛圍中，殷先生周遊於這些學者之間，或直接奉手，或間接薰陶，於是打上了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色，確立了一生治學的起點定位。此後，殷先生力求深造，慕明趨光，遂考入當時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正式向黃侃先生拜門稱弟子。此時學中更是名師雲集，羣星交輝，先生又問學於汪東（旭初）、汪國垣（闢疆）、吳梅（癯庵）諸先生，復請益於章太炎先生，於是學術視野愈益開闊，學術趨向愈益明確，學術思想也逐漸成熟。畢業後，為進一步汲納新知，於是在1935年又遠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做鹽谷温教授的研究生。在此期間，先生翻譯了L．R．Palmer的《現代語言學導論》和鈴木虎雄的《賦史大要》。

1937年歸國後，先生先後任教於四川大學，兼職於中央大學。新中國成立後，於1953年調入山東大學，直至1988年去世。在此期間，先生一直在教學科研的第一線，曾任山東大學中文系古漢語教研室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文史哲》編委、山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山東省語言學會理事長、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國訓詁學會副會長、中國音韻學研究會顧問等職。當時山東大學的漢語言文學之所以在全國高校中居於不可忽視的地位，與殷先生的貢獻是有着很大關係的。 ^[2] 

他早年曾受業於趙少鹹（世忠）、黃侃（季剛），並接受過章太炎的啓發和指導。曾在黃侃門下學習和工作多年，受到黃侃細緻、系統而具體的指導，從而在傳統語言學的文字、音韻、訓詁方面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發表論文著作《“聞”的轉義用法時代還要早》（《中國語文》1960年第5期）、《“聞”的詞義問題》（《中國語文》1962年第11期）、《談談漢語詞彙研究中的斷代問題》（《文史哲》1981年第2期）等論文。在客觀地研究、評介前人的語言學論著方面，著有《評魏建功擬〈文字學教材綱要〉》（《斯文》1943年第3卷第12期）、《〈爾雅〉〈方言〉簡析》（《山東大學學報》1961年第2期）、《〈説文解字〉〈釋名〉簡析》（《山東大學學報》1961年第3期）、《段玉裁和他的〈説文解字注〉》（《中國語文》1961年第8期）、《王念孫父子〈廣雅疏證〉在漢語研究史上的地位》（《東嶽論叢》1980年第2期）等文章，分別指出這些論著在語言學史上的價值與地位。

他對《紅樓夢》《史記》等的語言運用藝術進行了分析和研究，著有《略談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對語言藝術的認識》（《文史哲》1955年第2期）、《略談紅樓夢的人物語言——以王熙鳳語言作例》（《文史哲》1955年第4期）、《試論司馬遷〈史記〉中的語言》（《文史哲》1956年第2期）、《通過〈魏其武安侯列傳〉來看司馬遷〈史記〉的語言藝術》（《文史哲》1956年第6期）、《從〈論語〉看孔子的語言教育論》（《文史哲》1980年第3期）等。

著有《莫友芝與〈韻學源流〉的關係質疑》（《山東大學學報》1963年第1期），判定此書為偽作，糾正了人們此前對該書的錯誤認識。在訓詁、音韻方面，著有《程瑤田〈果臝轉語記〉疏證》（1943年編入《四川大學文學集刊》）、《果臝轉語記疏證敍説》（《學原》1949年第2卷第9期）、《略談訓詁學這門科學的對象和任務》（《文史哲》1957年第6期）、《訓詁學概論》等論著。此外，他還有《中國語文學概説》（成都普益書局，1949年）、《中國語言文字學導論》（1949年自印）、《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註解》（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古代漢語函授講義》（山東大學，1962年）、《商君書新注》（集體編寫，山東人民出版社，1975年）、《古漢語簡論》（合作，山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國古典文學名著題解》（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聊齋詩詞》（合作，齊魯書社，1983年）、《子云鄉人類稿》（論文集，齊魯書社，1985年）等論著。

晚清張之洞撰《書目答問》，在所附《清代著述諸家姓名略》中論及治學次第，雲：“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以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這是對清代學者治學方法的總結，也是對此後研究國學者所開示的取徑法門。殷孟倫先生作為在當時國學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學者，又受學於章、黃一系，自然是循此而行，形成了他知識結構中的層次性與渾然性。殷先生一生服膺於顧炎武、王念孫、段玉裁諸清儒之言，顧氏雲：“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王氏雲：“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段氏雲：“音韻明而六書明，六書明而古經傳無不可通。”所以殷先生早期從趙先生學時就對“小學”尤其是音韻學有了很專精的研究。繼從黃先生學時除了精讀《説文解字注》《廣雅疏證》《爾雅義疏》進一步接受音韻訓詁學外，開始對羣經下大功夫。先生自述他從黃先生求學時的情況時説：“先生讓我圈點《十三經》，專力章句之學，每天直到深夜方命歸寢。如此裁成，經時一年有餘，才把《十三經》圈點完。先生於是告訴我，繼此之後，可以把必讀書增廣至二十四種，我都照先生教導讀完了。”這是殷先生的知識內在結構與層次。先生又自言：“三十年代初，我側重於詩歌文辭之學，四十年代起，致力於語言文字學。”則是由於個人興趣及客觀需求形成的次序，兩者並不是一回事。

這樣，先生治學，先立核心，再將知識層層積累，範圍一步步拓展開去，形成了一個層次分明、諸科有序、渾然一體的系統。先生曾對我講：“現在學科愈分愈細，自然是學術發展的自然趨勢，而且易於出成果，可是也造成了一些弊病。搞語言的不通文學，搞文學的不通曆史，甚至搞唐宋文學的不通六朝，稍微越出一點自己的方向範圍便出錯誤甚至笑話。這種嚴重的知識缺項使整體知識不到位，是需要補偏救正的。”先生常講“顓守與兼攬”（即精與博）的關係。他説：“能顓守而不能兼攬，則失之於‘陋’，就會成為莊子所説的‘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能兼攬而不能顓守，則失之於‘雜’，又會成為荀子所説的‘聞見雜博，而倜然無所歸宿’。”先生治學，能將各科知識相互貫通，思路相互啓悟，資料交互運用，方法相互借鑑，就是因為將精與博的關係處理得十分得當。記得有一次先生見我拿着一本某書的“索引”，便説：“索引只能夠為做學問提供方便，但絕不能拿它來做學問。有的人寫文章，看起來旁徵博引、頭頭是道，似乎很淵博，但一經深究，卻膚淺之至。為什麼？就是因為他的資料大都是從各種索引或辭書中轉引來的，有的把意思都弄錯了，原來他根本就沒從頭到尾讀過那部書。”又説：“做學問，自己肚子裏總要有那麼幾部不需要索引的書才行。”現在都使用電腦了，連“索引”都有些“過時”了，先生這些話，更值得銘記。 ^[2] 

殷先生作為一代博雅的通人，成就是多方面的，大致歸納一下，從語言文字學、古代文學與考據三方面談一談，而且只能從其代表性的著作略作一下述評。

孟倫先生早年，曾編有音韻學講義，多承黃（侃）、趙（少鹹）之説，取材豐富，條理分明，對漢語音韻學的傳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33年，《安徽叢書》第二期收錄了清代學者程瑤田的《果臝轉語記》，先生於1943年《四川大學集刊》上發表了《果臝轉語記疏證》的長文（1985年出版《子云鄉人類稿》時，只收錄了該文的《敍説》部分），以精湛的音韻學知識和豐富的文獻例證，嚴謹地把握音轉的規律，對程瑤田之文作了詳盡深入的闡發。按清儒以音轉貫通義訓求得名之源的專文，以王念孫《釋大》最有代表性，但王氏僅取單名，而程氏之作則專取語，“華夏之語，單復兼行。單以立名，復以廣用”，單復雙究，始為全面，故二氏之文，相得益彰。殷先生髮現，程氏之作，其音轉理論本於戴震《聲類表》，於是以戴釋程，以程證戴，“舉戴錶以律程論，依程記而張戴錶”。這樣，一方面證明了程氏之説皆符合戴氏的音轉理論，另一方面也證明了戴氏理論在具體運用中的科學性，從而把以雙聲疊韻為主要形式的複音詞之間所隱藏的音義關係發露無遺。我們現在常用的工具書如朱起鳳的《辭通》、符定一的《聯綿字典》，往往從音轉上聯繫解釋字面不同的聯綿詞，但多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研讀一下殷先生此文，那麼對古代聯綿詞自然會有更深入的認識、更準確的判斷和更廣泛的拓及。

1957年，先生在《山東大學學報》第1期上發表了《〈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簡釋》一文。該圖乍看起來確實複雜費解，尤其是當等韻學發展得愈來愈成熟、愈來愈精密之後，人們也就更少去關注它了。清代戴震寫了《書玉篇卷末聲論反紐圖後》，不過他的目的只在於説明“反切字音，鹹溯源叔然”（按：指孫炎），並非出自神珙，並沒有對此圖本身作任何研究性説明。及至江有誥，在他的《等韻叢説》中對此圖才作了分析和解釋。雖説要言不繁，可是確實過於簡略了，沒有進行全面的闡明。先生撰此文，對圖式的結構、概念的內涵、方法的原理、目的的確認，一一作了極為深入細微的闡發，破千載之迷霧，指明此圖是“根據雙聲疊韻取音的方法，有了進一步發展的產物”，“是一種簡易的熟練反音的方式”，在漢語音韻學發展過程中給予了一個準確而又合理的價值定位，填補了漢語音韻學史中的一個空白。

先生晚年，尤多致力於訓詁學，撰寫了一系列這一方面的論文，比如對段玉裁《説文解字注》、王念孫《廣雅疏證》等作了專書研討。清代“段王之學”已形成了一個有理論、有方法、有效驗的學科，將漢字形、音、義三元素及其之間的關係研究得十分透徹。他們的成就已經為“語言文字學”的獨立奠定了實績性的基礎，已使“小學”從“經學”的附庸而蔚為大國成為可能和必然。清末章太炎先生之所以正式將“小學”改稱“語言文字學”，主要就是因為有以段、王為代表的乾嘉學者的實際成就。因此，對他們的著作抽繹其理論和方法，歸納其原則和條例，這對進一步豐富、完善和發展傳統語言文字學是極為必要的。先生在這些論文中，發覆表微、鈎深啓藴，不是簡單地作價值評判，而是致力於探求他們的研治理念與研治方法，從中發掘出了具有啓悟性的、對我們進一步研究語言文字有指導意義的元素。同時，先生還撰寫了《略談“訓詁學”這門科學的對象和任務》《訓詁學的回顧與前瞻》等文章，對“訓詁”這一古老概念進行了科學的界定，承“故”融“新”，在對前人成就的總結和深刻認知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構想，為“訓詁學”日後的發展取向提供了重要的借鑑。

《爾雅》一書，更是先生專精研治的典籍。《爾雅》一書的價值人所共知，這裏不必費辭，需要説明的是，先生精切地認識到《爾雅》的性質，一方面“《爾雅》之書，實依他起，必附諸經籍，其用始顯，反之則無用”，另一方面“它又總結了曾經行用過的古漢語的詞語，加以類聚羣分，勒成專書，這便為古漢語詞彙的研究勾畫出了一個大的輪廓。惟其如此，這就使《爾雅》由主要以服務於古代文獻的閲讀為目的的著作，進而成為獨立研究詞彙這一學科的開端的著作”。他明確提出，《爾雅》既有它的附屬性，又有它的獨立性。這樣，對《爾雅》的研究必然要一方面以羣籍證明其義訓，另一方面又要以其義訓來解讀羣籍，進行雙向求證，彼此互驗。同時又要以音貫義，通過音同、音近、音轉的途徑來探求義訓的相關與文字的相假。實際上，乾嘉以降研究《爾雅》的學者已都遵循這種法則，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然而隨着學術的發展和時間的推移，我們今天已不能愜意。以最通行而影響最大的郝懿行《爾雅義疏》來説，郝氏對《爾雅》中文字的聲韻部類的歸屬和轉變的規則都欠精當，或失於疏誤，或失於拘攣，以至於王念孫、黃侃都對其書大加刪訂，這是其一。其二是取證材料也不甚完備，後繼研究者無論是對文字的校勘還是對佚説的輯存，都有新的成就，取證材料愈益廣博，精見卓識層出不窮。然而都散見於各家著作，未能匯採以全面疏釋本書。先生則全面蒐集了郝氏之後直至近代各家之説，博系其通，細別其異，取精用宏，撰寫了《爾雅郭氏纂疏》一書。這不同於“彙纂”“詁林”之類的編輯類著作，而是理法具備、斷制精確、有倫有脊、自成系統的一部義疏式的典籍，可以説是研究《爾雅》集大成的鉅著。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後幾卷尚未寫定，稿存於家，尚待整理，只以“舉例”的方式發表並收入《子云鄉人類稿》中。

殷先生在古代文學方法方面的成就，最有代表性的是《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這是先生早期（1935年）的著作。明代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在所收的每一家文集之前，均撰寫了該家《題辭》，採擷故實，闡發特色，對各家的文章分別作了簡明扼要的述評。不僅表達了他自己的文學觀點，而且文風灑然，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只是因為散列於全書，不便於給讀者一個整體觀。先生將各篇“題辭”聚置別錄，成一專書，為之作了極為詳備的註釋，引證了大量史料，語語核其指歸，事事發其根據。張氏重在“評”，先生重在“證”，以文獻輔證文學，兩者俱彰。資料繁富得當，有人稱為“碎金遍地”，成為研究漢魏六朝文學的必讀之書。

先生又曾撰《如何理解〈文選〉編選的標準》一文，從《文選》與《文心雕龍》的關係切入，探討了蕭統之所以不選經、史、子部類文章，重要原因在於指出“文章”與“文學”概念的不同，確認《文選》是“文章”選本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學”選本，得出了“《文選》是一部在當時有先進文學觀點的存留到現在的文章選本”的準確結論。這對於我們在研究古代文學中注意避免不對應概念，是有普遍意義的。

這裏僅舉先生在專書考據和專題考據方面的兩個典型例子。

在對專書考據方面，先生在1963年發表了《莫友芝與〈韻學源流〉的關係質疑》一文，對近代在語言學界流傳較廣、影響較大的署名莫友芝的《韻學源流》一書作了深入全面的考察。先生揭示出此書68處取材的來源，並結合莫氏的學養，明確指出莫友芝當不是此書的作者。其實，《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已對此書作出過質疑性的述評，認為像段玉裁、王念孫、江有誥、錢大昕等人最有價值的研究成果“而友芝概不援引，未明其意”，雲“莫氏聲韻之學本不精深，如欲撰述此書，但當搜輯舊説排比有序，稍加按語，其功已大，不必自作聰明擅定取捨也”，不過認為此書應是莫氏《聲韻考略》的初稿。先生《莫友芝與〈韻學源流〉的關係質疑》在這一認識基礎上又進了一步，認為“編者知道莫氏著作有過《聲韻考略》這樣名稱，所以嫁名莫氏，以圖為世所重”。我們説此書作者是否為莫氏已不是十分重要了，先生通過內證法，由精確的文獻事實判斷而自然得出的對學術價值判斷的重新認定，這才是重要的。

在專題考據方面，先生在1974年發表了《試論唐代碎葉城的地理位置》（《文史哲》1974年第4期）一文。此時尚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篇文章的產生是由於讀了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一書中所涉及李白出生於碎葉城而誘發的，問題的發現卻是通過分析歐陽修撰《志》的文例而對《新唐書·地理志》中一個句讀的正確認知。先生説，對於一個字的“理解屬上或屬下，不僅是文意問題，而且關係到歷史的客觀實際不容顛倒錯亂，關係至為重大”。句讀一準確，文意便講通了，文意一講通，問題也就顯示出來了。先生徵引了大量文獻資料，駁正了歷史上各種誤解，揭示出產生這些誤解的原因和過程，指出“唐有兩碎葉城”“碎葉鎮即焉耆”説的錯誤，得出“碎葉在中亞，焉耆無碎葉”的結論，從而解決了一個歷史地理領域中的大問題。而歷史地理學本不是先生的主研方向，但是能寫出這樣高水平的論文，足見先生學問的淵博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