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發掘

殷墟為殷商王朝後期都城遺址，發現於20世紀初，1928年開始發掘。位於河南省安陽市西北郊洹河兩岸，面積約二十四平方公里。自盤庚遷都於此至紂王（帝辛）亡國，商以此為都（約公元前14世紀末至前11世紀），共經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

19世紀末，法國人拉克伯裏（TerriendeLacouperie）提出了中國文明起源於巴比倫説，這是晚清中華文化西來説最重要的理論來源。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積貧積弱，西方侵略者在武力與經濟上取得勝利的同時，還想在思想上控制中國人，而鼓吹中華文化西來説的實質就是使中國人產生民族自卑感，從精神上喪失抵抗力，任憑侵略者欺凌宰割，為殖民統治找藉口。清末民初，經過蔣智由、章太炎、劉師培、丁謙等學者的附和與積極闡發，拉克伯裏的中國民族文化源於巴比倫假説一度在中國學術界產生頗大的影響。之後考古學家安特生（J.G.Anderson）提出的仰韶文化彩陶西來説雖然受當時研究侷限的影響，但確實是從客觀上為中華文化西來説做了有力的註腳。 ^[1]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秋，時任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機緣巧合，敏鋭地發現中藥“龍骨”之上刻有文字。被歷史塵埃淹沒3000年後，一片甲骨驚天下。甲骨文與居延漢簡、敦煌文書、故宮內閣大庫檔案，被視為中國近代學術史四大發現。 ^[4]  甲骨文的大批問世被譽為中國近代史料的“四大發現”之一，為近代學術轉型發展奠定了基礎，而對於甲骨文時代的考定，直到1910年羅振玉在《殷商貞卜文字考﹒自序》中才正確指出“實為殷室王朝之遺物”。得益於與羅振玉的交流治學，王國維以《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證實了《史記》中的史實，並提出了“二重證據法”，為古史重建提供了新的方法。 ^[1]  歷經以“甲骨四堂”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等為代表的學者不懈努力，甲骨學研究取得巨大成果。 ^[4]  經過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洗禮，科學觀念已經深入人心。被胡適後來總結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對當時的史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以顧頡剛為首的“疑古”派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就是對“大膽假設”的踐行，而對古史的質疑也掀起了由“疑古”到信史的古史重建工作。 ^[1] 

民國十七年（1928年），傅斯年被任命為當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代理所長，遊歷歐洲受西學薰染的他一改博古學家“躺在安樂椅上”研究的作派，上任伊始便響亮地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並派董作賓赴安陽實地調查。 ^[5]  董作賓到達安陽的第二天，便前往小屯進行實地調查。對殷墟遺址做實地調查後，董作賓得到了殷墟現狀的第一手資料。隨後，董作賓回到北京彙報了在安陽的考察情況，幾天後帶着發掘費再次來到安陽。發掘結束後，董作賓寫出了《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聞名於世的“殷墟發掘”由董作賓開始拉開序幕。 ^[6] 

屬於小規模試掘，時間1928.10.13—31日，由主持董作賓。從洹河南岸至小屯村中分三個發掘區，共開探坑40個，發掘面積280平方米，共發現甲骨文854片、以及銅、陶、蚌、玉石器等。 ^[3] 

1929.3.7——5.10日由李濟主持，分村北、村南、村中三個發掘點，共開3*1.5米探坑43個，面積280平方米。這次發掘開始注意到地層的劃分和對灰坑、墓葬等以及現象的考察。發掘中共發現甲骨文740片、大量陶器、獸器、陶範、銅器及石器。 ^[3] 

1929.10.7——21日，11.15——12.12日，由李濟主持，發掘地點在小屯村北和西北兩處，採用開縱橫探溝的方法以瞭解地層情況。在村北開30~40*1米探溝21條，3*1米探坑118個，發掘面積836平方米。共發現墓葬24座、灰坑11個，出土甲骨文3012片。著名的大龜四板、牛頭刻辭和鹿頭刻辭為這次發現之精品。還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石器、陶器、骨器等。陶器中還發現了一片彩陶及一些釉陶、白陶片。在村西發現墓葬6座基殷代文化堆積層。通過這次發掘，李濟認為：“殷墟的範圍，實超出小屯村境界以外”。 ^[3] 

1931.3.21——5.12日李濟主持，地點小屯村北、四盤磨、後岡等。小屯村北發掘，開始將小屯遺址分為A、B、C、D、E等五區，分別由梁思永、郭寶鈞、董作賓負責。開探溝175個，面積大約1470平米，發現大片版築基址、房子、灰坑及墓葬（18座），出土甲骨文782片，青銅武器、工具及鑄銅陶範，陶器有白陶、釉陶、灰陶等，還出土有玉石、骨牙、蚌器等。坑E10中出土大量獸骨，郵鹿頭刻辭、虎頭骨、象牙牀、鯨背胛、牛骨及鹿骨等。尤以象骨及鯨骨的發現，對於研究商代的動物羣以及當時的氣候、生態環境與交通更具有重要意義。

四盤磨發掘由吳金鼎、李光宇負責。開5*0.7~1米探溝21個，發掘面積100餘平米，發現灰坑、墓葬等，出土陶器、銅器、石器、蚌器等。

後岡發掘由梁思永負責，開探溝25個，發掘面積216平米，發現白灰面房子、窖穴等，出土彩陶、黑陶、灰陶、以及骨器、石器、蚌器，並出土一塊字骨。這是小屯以外第一次甲骨文字的發現，這次發掘的最主要的收穫是發現了殷代、龍山、仰韶文化直接疊壓的地層關係，從而確定了這三種文化的時代序列。 ^[3] 

1931.11.7——12.19日由董作賓主持，地點小屯、後岡，小屯村發掘出原有五區以外又開F區，參加發掘的學者有董作賓、郭寶鈞、石璋如。公開探坑93個，發掘面積818平米，發現房基、窖穴（9座）等，出土甲骨文381片，首次發現版築基址疊壓大圓坑的地層關係。後岡發掘11.10——12.4日，參加發掘的有梁思永、劉耀等，共開探坑20個，發掘面積385平米，除發掘龍山時期的白灰房子外，還發現一條長70米，寬2~4米的夯土圍牆。 ^[3] 

1932.4.1——5.31日由李濟主持，發掘地點有小屯、高井台子、王裕口北地。小屯發掘共開探坑82個發掘面積約900平米。參加發掘的有董作賓、劉嶼霞、石璋如、李光宇等。發現一處面積為30*10的版築基址，上有三座門及排列整齊的柱礎石，學者們斷定為宮殿遺蹟。高井台子位於侯家莊西北，洹河之濱。發掘者吳金鼎、王湘，共開探坑33個，發掘面積約300平米，在這裏又一次發現殷代、龍山、仰韶文化層疊壓的現象。李濟、吳金鼎在王裕口北地發掘，開探坑9個，發掘面積約116平米，發現殷代墓葬及窖穴等。 ^[3] 

1932.10.19—12.15日，主要在小屯村北的A、B、C、D四區工作，又李濟主持，參加發掘的有董作賓、石璋如、李光宇。共開探坑173個，面積為1612平方米。發掘多座版築基址，形狀有矩形、凹形、條形等，上排列有整齊的柱礎，還有窖穴、房子、墓葬等（16座）。它説明小屯北地確為殷代宗廟宮殿所在。窖穴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如坑E161出土成層鹿角，坑E181出土5801件珍貴文物，還發現甲骨文29件，墨書白陶殘片一件，上有毛筆書寫的“祀”字。 ^[3] 

1933.10.20—12.15日由郭寶鈞主持。地點在小屯、四盤磨、後岡。共開探坑136個，面積約300平方米，發現兩處版築基址，基址上除石礎外，還有銅礎10個，龍山窖穴4個，殷代灰坑一個，隋墓9座，出土了甲骨文297片，以及殷代龍山文化時期的陶器。四盤磨發掘自1933.11.15—21日，發掘者李光宇，開探坑2個，計20平方米，發現殷代小墓一座。後岡發掘1933.11.15—1934.1.3日，發掘者劉耀、石璋如、李景聃、尹煥章。共開探坑57個，發掘面積約300平米。除繼續發掘夯土圍牆外，還發現了一座兩個墓道的殷代大墓、殷代小墓兩座。大墓四隅發現殉葬人頭28個，此乃首次發現殷代殉人遺蹟。 ^[3] 

1934.3.9—4.1日，由董作斌主持，參加發掘的有劉耀、石璋如、李景聃、祁延霈、尹煥章。地點在小屯村北、侯家莊南地、後岡、武官村南霸台。共開探坑28個，面積約300多平米。發現版築基址、灰坑、灶各一座，隋墓4座、甲骨片441片及其它文物。在小屯發掘之際，侯家莊村民在村南地盜掘出甲骨文，董作斌得知後當即停止小屯發掘，全體工作人員調往侯家莊南地發掘。共開探溝120個，面積1271平米，發現夯土基址兩處，窖穴15個，墓葬19座。出土甲骨文、銅、陶、玉石器等。其中以大龜7版為最重要發現。自此出土甲骨文地點自小屯、後岡外，又增一處侯家莊南地。後岡發掘繼續發掘龍山時期的夯土圍牆和殷代大墓。結果找清了龍山圍牆分佈範圍及其大小，特別是後岡大墓的發現，啓示學者們去尋找殷王陵的信念。 ^[3] 

1934.10.3—1.1日，參加發掘的有石璋如、劉耀、祁延霈、尹煥章、胡厚宣。地點在侯家莊西北岡，面積約3000平米。在西區發現4座帶4條墓道的大墓，在東區發現小墓63座，發掘了32座，其中大多為祭祀坑。學者們根據大墓的規模宏大、隨葬品豐富精美，推斷其為殷代帝王陵墓。 ^[3] 

1935.3.15—6.15日，參加發掘的有石璋如、劉耀、祁延霈、李光宇、王湘、尹煥章、胡厚宣、夏鼐。發掘面積8000平米，在西區將四座大墓挖到底，在東區發掘了411座小木（大都為祭祀坑）。其中埋砍頭及全驅人葬坑外，還有車葬坑、馬坑及動物葬坑。出土大量器物，其中有青銅器牛鼎、鹿鼎、大圓鼎，數以百計的銅盔、大量的戈、成捆的茅，精緻的石雕、玉器、牙雕、儀仗漆器等。 ^[3] 

1935.9.5—12.16日，地點在侯家莊西北岡，為殷墟發掘以來工程最大的一次，面積約9600平米。在西區發掘了三座帶4條墓道的殷代大墓（M1217、M1500、M1550），一座未建成的大墓M1567以及少量的小墓（殉葬坑）。在東區發掘了一座帶4條墓道的大墓M1400、兩座帶兩個墓道的大墓M1443、M1129，785座小木（大多為祭祀坑）。出土了許多精美的青銅器、玉石器、骨器、儀仗器和一件罕見的蟒皮或鱷魚鼓。 ^[3] 

1936.3.18—6.24日，由郭寶鈞主持，參加的有石璋如、李景聃、祁延霈、王湘、高去尋、尹煥章、潘懿。地點在小屯村北B、C兩區，面積約4700平米，發現版築基址4處，灰坑127個，墓葬181座（其中一部分為祭祀坑）H127甲骨坑出土甲骨文17096片，其中完整龜甲達300版之多，實為殷墟發掘以來最為驚人的發現。 ^[3] 

1936.9.20—12.31日，有梁思永主持。發掘地點在小屯村北C、I兩區，面積約3950平米，發現版築基址26處，灰坑122個，墓葬132座（部分為祭祀坑）以及水溝等，發現了一批精緻的銅禮器、玉石器及大量的陶器、青銅武器等，出土字甲2片。 ^[3] 

1937.3.16—6.19日，由石璋如主持，地點在小屯村北C區，面積約3700平米，發現夯土基址20處，窖穴220個，祭祀坑和小墓103座及水溝等。出土甲骨文599 片以及一批銅器、白陶、玉石器等，還出土了一批陶範、陶模和內範。 ^[3] 

一是基本搞清了殷墟的總體佈局和結構。安陽西北洹水兩岸，以小屯村為中心，形成周邊約36平方公里的商代晚期都城遺址。其中，小屯村東北為宮殿宗廟基址，有明顯的前朝後寢、左祖右社建築格局，小屯村北發現有制玉作坊，小屯村南發現有製作青銅器的鑄銅作坊遺址，北辛莊南、大司空村南等均發現有制骨作坊遺址。洹水北岸的侯家莊、武官村一帶為王陵區，共發現大墓13座，包括武官村大墓、婦好墓等，有一定數量的人殉與人牲以及排列密集的人祭坑。 ^[2] 

二是發現了洹北商城。盤庚遷殷之初的商城位於洹水北岸保護區北部，城垣近乎方形，南北2.2公里、東西2.15公里，城內四周有大型夯土基址30餘處，城內北部分佈有以房址、水井、灰坑為代表的居民點。 ^[2] 

三是青銅器等商代文物的大量發現。殷墟出土了大量製作精美的青銅器，包括禮器、酒器、兵器、樂器等，以鼎、觚、爵、尊等較為常見。除青銅器外，殷墟還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 ^[2] 

四是甲骨文的發現。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為我們保存了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國信史向上推進了約1000年。 ^[2] 

面對“疑古派”對古史的質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等學者選擇了以考古學作為武器在“大膽假設”的基礎上，進行“小心求證”。而之所以選擇首在殷墟發掘，首先得益於王國維等學者對甲骨文的研究。前有安特生對仰韶遺址發掘後提出的中國史前文化“西來説”，那麼在沒有更多對史前歷史認識的情況下，選擇時代與性質都有一定考定的殷墟進行發掘便成為首選。殷墟發掘不僅確認了甲骨文的真實性，還出土了包括王陵、宮殿建築基址、車馬坑、青銅器、玉石器等遺存，為商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資料，進一步證實了商的信史地位。從研究方法來看，也豐富了“二重證據法”的內涵，由地下出土文獻引申為地下出土的所有材料，方法使用上雖有爭議，但在當時卻為證史提供了更為科學、更為進步的方法。 ^[1] 

殷墟的發掘是中國學者將考古學用於解決中國古史問題的開端。雖然我們經常將安特生在仰韶村的發掘定為中國考古學的開端，但以中國學者的視角、有明確研究目標、由官方組織、形成中國考古學方法論的考古發掘是從殷墟開始的。面對安特生的“中華文化西來説”、“疑古派”對古史的質疑，賡續中華文明根脈成為當時治史學者的目標。傅斯年提出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治史方向，並以殷墟為主要工作對象，開啓了考古發掘工作。十年間，殷墟發掘由以收集甲骨為主到對遺物的全方位收集，田野考古由以水平發掘發展成按文化層（自然地層、土質土色、包含物的綜合體）發掘，將發掘遺物科學整理後以專刊或集刊的形式發表考古發掘報告，培養了大批的考古學家。科學的考古學正式成為史學重要組成部分，與傳統史學“猶如車子的兩輪，飛鳥的兩翼，不可偏廢”。 ^[1] 

雖然王國維以“二重證據法”證實了商的史實，但還是無法説明中華文明的源頭。特別是在安特生所謂仰韶“彩陶文化西來説”的證據面前，加之“疑古派”對中國古史的質疑與學者對中國人種西來説的推崇，傳統史學似乎很難從根本上觸動“中華文化西來説”。而殷墟後崗三疊層的發現，則對“中華文化西來説”提出了挑戰。根據“後崗三疊層”小屯（商文化）、龍山、仰韶三個時代疊壓關係與器物類型分析，研究者認為小屯文化是來源於黃河下游的、與仰韶文化不同體系的史前文化，並提出中華文化起源“二元説”，這是國人首次以考古材料對“中華文化西來説”提出挑戰。當然，以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當時的研究者還沒有區分出前仰韶文化，也無法直接判斷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的早晚關係，但卻以一種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方法為解決中華文化源頭問題提供了方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