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缺影像

幾年來，“我”一直在尋找缺失的影像——一張拍攝於紅色高棉統治柬埔寨時期（1975年至1979年）的照片。這一張照片並不能證明紅色高棉的暴政，但它足以令人思考、反思及還原歷史真相。“我”在祖國的檔案、證件及宣傳資料裏尋找無果。然後，“我”知道了，這張照片的缺失自有其理由。“我”停止了尋找，決定自行製作一張照片，向大家展示 ^[3]  。

1975年，紅色高棉佔領金邊，把全體金邊市民驅逐到農村參加體力勞動，年幼的“我”和家人便在其中。從那以後的歲月中，人們經歷了非人的折磨，“我”父親絕食而亡，女孩活活餓死，“我”喝着水窪裏的臭水，一個母親被孩子出賣，而國家機器卻毫不動容地高速運轉。紅色高棉“偉大革命”的口號整天懸掛在死亡的空氣中，難以驅散。人們如螻蟻般在灼熱乾旱的土地上絕望地忙碌着。在“地獄”中，“我”幻想自己飛入浩瀚的宇宙中，更常常回憶起過去的時光：温馨的家庭，愛玩樂器的哥哥，“我”深深熱愛的電影製片廠，甜美的芒果和香料的氣味，美麗的姑娘穿着華服金飾翩翩起舞。這些幻想和回憶成為“我”的“救命稻草”，使“我”沒有發瘋。

紅色高棉的時代結束了，然而不論何時，總有人被排擠到温飽線上掙扎，不公正永遠存在 ^[4]  。

1975年，11歲的潘禮德和很多柬埔寨人一樣被投進了勞改營，4年間他失去了許多親人。作為倖存者，他認為有義務告訴子孫後代，那些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一開始他只是想做一部傳統形式的紀錄片，但是當得知一個助手可以捏黏土小人後，他讓助手捏了一些，發現黏土小人其實帶有很強的表現力。而且這些黏土的構成就是土和水，在拍攝結束後它們又可以重回自然，十分環保。更重要的是，潘禮德認為，這些小人不僅僅是黏土形象，它們更代表了人類的精神本質：每個人最終都會像黏土一樣化為塵埃隨風而逝。在柬埔寨，人們相信當人死去之時，靈魂不會隨之而亡。所以這些黏土捏成的小人，也正代表了那些在屠殺中的死難者之靈。除此之外，這種更舒緩的表達之道讓他這個屠殺倖存者在表現屠殺時感到了一種寬慰 ^[2]  。

紀錄片的內核，加上定格動畫的表現形式，讓這部作品卓爾不羣。該片情節動人，故事發人深省，最關鍵的是，在那種不徐不疾、平平淡淡的講述背後，所隱藏的是殘酷、黑暗的故事與真相。這種反差，令人不寒而慄 ^[8]  。（騰訊娛樂評）

用五彩卡通感的粘土人偶來表現一段沉重的歷史，這本就是一個天才的想法，而潘禮德的執行力也分毫不弱。他讓靜止的人偶進行“演出”，製造了一種簡潔的美感。他充分動用了鏡頭內外的空間，偶爾動用的一些特效雖簡單，效果卻非常出色。靜態的畫卷非常需要聲音的支持，而在這方面該片完成得很到位。獨白貫穿始終，不僅是對事實的描述，還有對心理的勾畫，大大豐富了影片的內在，將之單拆出來就是一篇章文筆優美、飽蘸哀思的文章。逼真的環境音效也使觀眾融入片中的情境中。在該片的結尾，導演跳出本國的屠殺史，對整個人類的困境進行批判，堪稱昇華全片的妙筆 ^[4]  。（《看電影》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