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無葬身之地

劇情比較簡單，幾個抵抗運動成員被法西斯的走狗民團逮捕，遭到嚴刑拷打，敵人希望從他們口中得到隊長和兩百村民的下落。幾個人寧死不屈，和敵人展開意志的決鬥，最終犧牲。 ^[1] 

二戰時期，法國的大片國土被德國法西斯所侵佔，法國失去了自己的領土，就連在法西斯鐵蹄下喪命的法國人的屍骨也找不到埋藏的地方。即便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之下，奮起而上的反抗者卻不計其數。薩特本人也是其中之一，並且和書中的游擊隊員們一樣被德軍逮捕過。因此《死無葬身之地》的創作跟他的這一段經歷脱不了干係。 ^[2] 

薩特於1905年出生，他的成長和創作貫穿於兩次世界大戰。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拉開帷幕。前一天，剛從法國南部度假回來的薩特接到應徵令，不得不到南錫兵營去報到。1940年6月14日，巴黎淪陷，6月 21日薩特永生難忘，他回憶道：“這天是我的生日，也是停戰的一天 。在停戰前幾小時我們當了俘虜。”後來他被押入德軍特萊弗D12集中營。這一切對薩特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他説“我思想上的巨大改變是由於戰爭：1939 -1940年，德國佔領、抵抗運動，巴黎解放。所有這些都使我超出傳統哲學思考而轉向哲學和行動相聯繫、理論和實踐相聯繫的思考”。1945年薩特在與梅羅-龐蒂、雷蒙·阿隆等一起創辦的 《現代》 雜誌創刊號上抨擊“為藝術而藝術”的態度，提出了“介入文學”的口號，強調通過文學創作參與實際社會和政治活動。從此作品中現實主義的成分大大增加，甚至尖鋭起來。《死無葬身之地》就是“介入文學”的產物。 ^[3] 

卡諾里——法國抵抗運動游擊隊員。

呂茜——法國抵抗運動游擊隊員，弗朗索瓦的姐姐。

昂利——法國抵抗運動游擊隊員。

索比埃——法國抵抗運動游擊隊員。

弗朗索瓦——法國抵抗運動游擊隊員，15歲，呂茜的弟弟。

若望——法國抵抗運動游擊隊長。

朗德里約——維西政府警察，克洛謝等人的頭目。

克洛謝——維西政府警察。

貝勒蘭——維西政府警察。

維西政府預獄警三至四名 。

在1945年創作《死無葬身之地》之前，薩特已經提出了介入文學理論，認為“文學應當有傾向於戰鬥性，要反應當代重大的時代問題和道德問題。”由此可見，薩特的創作宗旨已經比以往更注重現實性。因此，稱《死無葬身之地》為現實主義與存在主義交融的傑作更為確切。 ^[2] 

在創作《死無葬身之地》以前，薩特的劇本多采用“利用古代題材進行影射或利用虛設的地獄場面進布彩會寫的手法，諸如通過古代人物俄瑞斯武及其身世提出責任感問題，以號召法國人民起來反抗侵略者的、古代悲劇《蒼蠅》，以概括為“地獄，是他人”的《禁閉》等。 ^[2] 

在《死無葬身之地》中，薩特運用現實主義的犀利筆觸，首先揭露了以朗德里厄為小頭目，佩勒蘭、克洛歇為幫兇的“合作分子”們如何採取單獨拷打審問，逼迫游擊隊員們招供。他們對索比埃“拳打腳踢一他們毒打卡諾里，致使他流出了一灘血，他們對昂利軟硬兼施，用刑椅絞斷他的手腕，致使他昏厥。他們對呂茜凌辱強姦……這就使“合作分子”——殘忍毒辣的法西斯猙獰面目和空虛骯髒的靈魂暴露無遺。其次，薩特通過游擊隊員們面對敵人嚴刑拷打始終不招供，始終在精神上壓倒氣勢洶洶的敵人，從而使敵人陷於狼狽不堪、無計可施的境地這一事實，勾畫出法西斯合作分子色厲內荏的嘴臉。再其次，薩特成功地通過“合作分子”一們之間的對話披露了他們的心態。克洛歇一聽説英國人在尼斯登陸了時的神情謊亂；佩勒蘭一提起打仗就嚇破了膽的醜態；朗德里厄心中明白他們的末日就要臨頭時説：“今天輪到他們，明天輪到我們。”這些都是“合作分子”們惶惶不可終日心態的寫照。最後，薩特揭示了“合作分子一們之間相互猜忌、挑撥離間、勾心鬥角的關係。朗德里厄聽佩勒蘭説克洛歇有個堂兄在他的頂頭上司達爾南身邊，是克洛歇打小報告把他的前任杜班趕走的時候破口大罵道：“他媽的！他要趕走我，就得抓緊，因為，在我看來，達爾南會比我早下油鍋。”隨後，朗德里厄無時無刻不尋機對克洛歇進行冷嘲熱諷，動輒就提起他的打小報告。薩特對法西斯合作分子的無情揭露，也同樣體現了現實主義文學的特徵。 ^[2] 

薩特以這種現實主義表現手法，不僅有力地揭露和控訴了慘無人道的侵略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且還喚起了讀者對受害者的無限同情和對法西斯侵略者及其走狗“合作分子”們的無比憎恨。 ^[2] 

柳鳴九先生把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界定為“基本上是一種人生觀，是對某種人生態度的提倡。”這就是説，存在主義哲學是對人生的看法，對人類生存價值和意義的看法。薩特的“存在先於本質”的哲學命題的核心也就是研究人生的方式、態度的價值。人不是生活於真空之中，而是生活在脱離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的世界裏。薩特把這個世界稱為“自在”，並指出這個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應屬於這個世界的組成部分，於是在薩特眼裏，人生是虛無的。要使這個荒誕的世界，虛無的人生具有意義，只有靠人的自由選擇和行為活動，即人的“自為”去達到目的。基於此，可以説，人生價值是人同荒誕的世界、虛無的人生頑強拼搏，從而取得勝利的結晶。這是存在主義的積極的一面。 ^[2] 

在《死無葬身之地》中，游擊隊員們的人生價值，正是通過在抵抗運動現實“境遇”中頑強抗爭得以體現的。本來，戰爭跟世界一樣是荒誕的，然而戰爭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游擊隊員們參加抵抗運動，為保衞祖國、保衞和平，同德國侵略者和貝當分子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這種“自為”行動就賦予了游擊隊員們的人生以價值。然而，並不是所有游擊隊員面對酷刑、死亡時，都認識到了這種人生價值之所在。直至他們看到游擊隊長若望被捕、同他們關在一起之前，他們的認識是不盡相同的。少不更事的弗朗索瓦認為他只不過服從了命令，他是無辜的；並埋怨別人事先沒有告訴他抵抗運動需要英雄，因為他不是英雄，他只不過做了別人叫他做的事：散發傳單，運送彈藥，等等。昂利也説：“只要我能對自己説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就好了。但這無疑是過高的要求。三十年裏，我感到自己有罪。其原因是我活着。現在，由於我的過錯，那些房屋被燒燬了，這些人無辜地喪了命，而我也就要帶罪死去。我的一生只是一場錯誤。”又説：“我生下來的確完全沒有意義。”索比埃則説：“我可是受矇騙了：因為我將毫無意義地受苦，不知有什麼價值地死去。”與他們的態度不同的卡諾里則認為：他為事業而活；他早就預料到會象這樣死去。薩特通過游擊隊員們自己的話，表明了他們各自對人生的價值和對參加抵抗運動的意義的認識。 ^[2] 

游擊隊員們在受挫的情況下，在沒有看到抵抗運動取得勝利之前，有這種種認識是很自然的，因為參加抵抗運動同成為抵抗運動的英雄尚有距離。隊長若望被捕出現在他們面前之後，游擊隊員們幾乎都認為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運氣”來了。之前，他們認為沒有什麼好向合作分子隱瞞，現在情況完全發生了變化，他們可以以此為“自為”的內容，保守機密，不出賣同志。於是，不當叛徒，爭當英雄就是實現他們的人生價值的關鍵。對自身價值的看法轉變最大的是昂利。他對若望説：“要是你不來，我們會像牲口一樣受罪，而不知為什麼。可你在這兒，即將發生的一切都會有個意義。我們要鬥爭。不僅僅為你，也為所有的戰友。我們的行動失敗了，然而我們也許能挽回面子。（稍停）我原來以為自己完全成了廢物，但我現在明白有些事還是需要我的；只要有點兒運氣，我也許將對自己説，我不會毫無意義地死。”利昂的想法代表了游擊隊員們的心聲，這就是為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而做出選擇。這就為他們英勇不屈，戰勝敵人的酷刑審問奠定了思想準備的基礎。這也充分體現了薩特提倡的使虛無的人生充滿價值的思想。 ^[2] 

薩特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的又一個核心命題是“人是註定自由”的。人可能受客觀世界，現實“境遇”的限定，但人在客觀世界、現實“境遇”中所進行的選擇是自由的。不過，隨着薩特思想的進步，薩特賦予人物自由選擇以道德標準，即是説人的自由選擇並不意味着人可以不顧道德規範，為所欲為地進行自由選擇。人的自由選擇是同實現人的價值緊密相關的。 ^[2] 

《死無葬身之地》中的游擊隊員們也都有各自的選擇，但由於他們的境遇、對抵抗事業的認識程度、性格特點等差異，他們的選擇也有共同之處和差別所在。六名游擊隊員的選擇可以分為三類。卡諾里、呂茜、昂利、索比埃的選擇屬於第一類。他們各自都做了不當叛徒，要作英雄的選擇，結果都成了烈士，實現了他們作為英雄的人生價值。弗朗索瓦做了供出隊長若望的選擇，屬於第二類選擇。儘管對弗朗索瓦的選擇，薩特從“地獄，就是他人”的觀念出發，寫過弗朗索瓦擔心招供了會被“罵作膽小鬼”，會被“獵槍瞄準”，或被人從背後一槍打死，因而有過鬥爭、猶豫，也可能在受刑時會做出不招供的選擇，但是他已經失去了包括他姐姐呂茜在內的同伴們的信任。同伴們把他掐死是幫助他做出沒有招供，仍然是戰友和同志的選擇。這可以説是薩特思想變化的反映，即是説，自由選擇並非是人的為所欲為的選擇，因而戰友們迫使或為弗朗索瓦做出了符合道德規範的選擇。第三類選擇便是隊長若望的選擇，他為了通知60名要按原計劃行動的游擊隊員，而做出了不暴露隊長身份，活着出獄繼續從事抵抗運動的選擇。在他做出這種選擇時，他的內心是痛苦的，“地獄，就是他人”為他的選擇過程增添了痛苦。他不忍心看着戰友們受刑；他也擔心別人説他逍遙自在，沒有嘗過受刑的滋味；他還忍受了弗朗索瓦的恨和辱罵。值得注意的是游擊隊員們為了避免無謂犧牲，活着出去繼續鬥爭，而採取了以假供欺騙敵人的集體選擇。但這種集體選擇是建立在個人選擇基礎之上的。呂茜開始堅決反對作假供，到最後，他們的意見完全統一了時，他們才做出了集體選擇。雖然“合作分子”仍然槍殺了他們，但他們集體實現了成為抵抗運動烈士的人生價值。這種集體選擇的方式，應當説也是薩特思想有進步的體現，因為，存在主義認為每個人都是單獨地做出選擇，不承認有適合一切人的具有普遍道德標準的集體選擇。 ^[2] 

對行動負責是薩特存在主義哲學的又一個核心命題。自由選擇和對行動負責是緊密相聯、不可分割的，人一旦在某種境遇中做出一種選擇，他就必須又主動承擔相應的責任，即對自己，對他人和對世界承擔責任。反過來説，當一個人願意主動負責時，他已經在一定的境遇中做出了自我選擇。正如薩特服兑：“當一個人對一件事情承擔責任，他完全意識到不但為自己的將來做了抉擇，而且通過這一行動同時成了為全人類做出抉擇的立法者——在這樣一個時刻，人是無法擺脱那種整個的和重大的責任感的。” ^[2] 

《死無葬身之地》中的游擊隊員們，除弗郎索瓦外，在被捕後關押待審的境遇下，都做出了不當叛徒的選擇，徹底地履行了對自己，對他人，對抵抗事業的責任。對自己而言，他們成了烈士、英雄；對他人而言，他們沒有暴露隊長若望的身份，這就既保住了60名將按原計劃行動的游擊隊員的生命，又使若望有機會出去繼續領導遊擊隊的鬥爭；對抵抗運動而言，他們為抵抗運動流盡了最後一滴血，他們對抵抗事業的忠誠，會激勵抵抗戰士們前仆後繼，去奪取革命的勝利。誠然，他們對行動負責的方式有所不同。卡諾里在敵人的嚴刑拷打下沒有叫喊一聲；昂利疼得忍受不住叫出了聲；呂茜默默地忍受了凌辱，並以抵抗事業為重，同意昂利掐死了自己的弟弟弗朗索瓦；索比埃擔心自己忍受不了皮肉之苦而招供，以致不能對自己的行動負責，便跳樓自殺了；若望打消了自首的念頭，準備出獄繼續領導遊擊隊從事抵抗運動。儘管如此他們都應當是抵抗運動的英雄。如果要在這個大前提下，按照他們的行動區分他們的英雄行為的等級差異也是公正的、合符道理的。 ^[2] 

弗朗索瓦不願也不能對自己的行動負責，他怯於選擇，這當然是懦弱的表現。但是戰友們幫助他做了選擇，並掐死了他。他的選擇是不自由的，他的死也是被迫的。但也可以説他被掐死是對他被迫做的選擇承擔了責任，因為他沒有招供，沒有成叛徒，保留了同志、戰友的身份。在薩特看來，掐死弗朗索瓦是可以的，必須的。他借用昂利的口説：“60個信任過你的人星期二會象老鼠一樣地死掉。要他們還是要他，你選擇吧？”這再一次表明了薩特存在主義思想的變化。儘管薩特否認存在有普遍適用的道德標準，但他並不否認根據具體境遇做出選擇並承擔責任的道德標準。因此，英雄們有權殺死一個不能按照當時的特殊境遇做出符合道德標準的選擇，並承擔相應責任的懦弱者和潛在叛徒。掐死弗朗索瓦同樣是英雄們對自己、對他人和對抵抗事業負責的行動。倘若弗朗索瓦活着，招供當了叛徒，不僅弗朗索瓦本人名聲不好，而且還會妨礙游擊隊員們對自己的行動負責，給抵抗事業帶來損失，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説，包括呂茜在內的英雄們掐死弗朗索瓦，一方面是抵抗事業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對弗朗索瓦的愛護。前者體現了薩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置抵抗事業的利益於第一位的正義感；後者體現了薩特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觀點。 ^[2] 

在《死無葬身之地》中，薩特已經把存在主義紮根於現實主義的土壤裏，從而結束了存在主義一度被視為消極、晦澀、純理性地探討人類生存條件和意義的歷史。 ^[2] 

關於“自由選擇”和“對行動負責”這一對薩特存在主義的核心概念，薩特在認識上作了質的修正。早在《存在與虛無》的結尾部分，他就作過要寫一部倫理著作的承諾，儘管他沒能遵守自己的諾言，但是他的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已經充分反映出了他的倫理道德觀念。薩特早就意識到，脱離倫理道德的約束去籠統地提“人是註定自由”是片面的。即是説人的自由選擇應當以倫理道德為大前提或先決條件。在各種不同的境遇中，人都應根據實際情況，做出對自己，對他人，對世界負責的符合倫理道德標準的選擇。《死無葬身之地》中的游擊隊員們的各種選擇便是如此。當弗郎索瓦欲意做出違反道德標準的選擇，對其行動無法對自己，對他人和對抵抗事業負責，薩特同意昂利掐死了他。這種匠心獨運的情節安排，正體現了薩特在關於“自由選擇”和“對行動負責”概念上的認識進步。也正因為如此，存在主義才更有現實意義和生命力，“自由選擇”在現實生活裏蔚然成風，成為千萬人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奉行的行動準則。可以相信，人類結合現實生活的實踐，做出有利於社會進步的選擇，並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必將產生出強大的、積極向上的動力。 ^[2] 

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即使是英雄人物，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他們有偉大的一面，也會有不足之處。在刻畫典型人物的時候，把人物的特徵描寫得越逼真，作品反映現實的效果就越真切。薩特的《死無葬身之地》在人物刻畫上不落窠臼，既沒有把游擊隊員們描繪成個個志向遠大、堅強不屈的英雄，也沒有把他們塑造成人人滿口豪言壯語、沒有私心雜念的偉人。在薩特筆下，游擊隊員們的思想境界有高低之差，信念有堅定和動搖之分，性格有堅強和軟弱之別。這樣刻畫人物心理，處理人物形象是更符合他們的思想實際情況的，也是更為現實的。 ^[2] 

描繪游擊隊員們在等候審訊，等待被處決時所表現出的同志間的友愛，相互鼓勵，對親人們的思念，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嚮往，也是增強人物形象真實性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索爾比埃回答昂利的回話時説：“我有老人。他們以為我在英國。我估計他們正在吃飯；他們晚飯吃得早。但願我能對自己説，他們會突然覺得心緊，感覺到一種不祥預兆……但是我堅信他們是心境平靜的。他們會等待我幾年，越等越平靜。我將在他們心裏不知不覺地死去。我父親大概在談他的園子了。以前，他總是在吃晚飯時談起它。過一會兒，他將去澆白菜。（嘆口氣）可憐的老人！我幹嗎想念他們呢？這毫無幫助。”薩特通過人物對話，意味深長地描繪出游擊隊員們此時此刻的內心活動。在即將就義之前，誰又不思念親人呢？誰又不回憶自己經歷過的美好時光呢？臨刑前，昂利囑託可以活下來的隊長若望説：“你要去看望索爾比埃的父母，要給卡諾里的妻子寫信。”這體現了游擊隊員們之間的友愛情誼流露了薩特的人道主義思想。在談到游擊隊長時，呂茜回答弗朗索瓦説：“他會找到其他人，他們將在別處重新開展工作。待戰爭結束後，他們將持有貼着自己真實相片的合法身份證在巴黎平平靜靜地生活，人們將用他們的真實名字稱呼他們。”這段話表明了游擊隊員們對抵抗事業必將勝利的信念和他們嚮往和平安定生活的美好願望。 ^[2] 

薩特筆下還有有關若望、昂利、呂茜之間因愛情發生的糾紛和爭風吃醋的描寫。在忠於抵抗事業的大前提下，出現這種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的情感危機也是很自然的，這並不影響他們的英雄形象。特別是昂利，他並沒有因為隊長若望成為他的情敵而產生出賣他的念頭。僅從以上論述，不難看出，薩特用現實主義手法刻畫出了有血有肉的真實人物形象。 ^[2] 

對《死無葬身之地》，甚至連薩特本人也自認為“是一個不成功的劇本”。他説過：在這部劇作中，“受害者的命運完全是預先決定了的，誰都不會設想他們會招供，因此沒有懸念，這是今天人們常用的詞。”在戲劇作品中，沒有懸念就沒有藝術的吸引力，這是人所盡知的常識。事實上，不僅人們對薩特劇本的總體性誤解乃是一種偏見，而且，薩特本人的説法也未必準確。薩特把自己的劇作命名為“情境劇”。所謂“情境劇”，自然是更強調“情境”在戲劇本體構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如他所指出的：“只有求得各類觀眾的統一才成其為戲劇，因此必須找到普遍的情境，即所有人的共同情境。迫使人物陷入這種普遍的極端的情境……於是他們在選擇出路的同時選擇了自己。”“如果人確實在一定的處境下是自由的，並在這種身不由已的處境下自己選擇自己，那麼在戲劇中就應當表現人類普遍的情境以及在這種情境下自我選擇的自由。”薩特“情境劇”的理論固然與存在主義哲學概念有內在聯繫，諸如“自由”“選擇”等等，然而，它卻指明瞭戲劇本體的一個層面，即要為人物營造特定的、具有普遍吸引力和情感張力的情境，使其通過在情境中的選擇完成人格的實現。對劇作家説來，為人物營造各種情境的能力固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則是真正把握人物在情境中的行為邏輯及情感流程，這就需要具有人性體驗的深度與廣度。在這些方面，薩特作為劇作家堪稱大師。基於此，他的劇作雖有哲理的深刻性，卻又未囿於哲學觀念的形象圖解，而是能把戲劇藝術的吸引力與人物形象的感性豐富性融為一體，具有很高的審美品位。《死無葬身之地》可稱為“情境劇”的代表作。 ^[4] 

從《死無葬身之地》出發，可以看到，薩特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存在主義“離開社會關係和階級條件，從唯我論的主觀唯心論出發，把在現實社會中行不通的個人自由強調到絕對化的程度，以致最後往往墜入悲觀主義的深淵”的侷限性，已經不再侷限於把注重“環境的確定性”，僅作為存在主義作品的主人公主觀感受和自由選擇的客觀條件，而明確地把表現時代特點、歷史發展趨向、描寫人物行動、塑造典型性格作為目的，已經賦予其存在主義以革命戰鬥性的、時代政治的、倫理道德的乳汁。從而使他的文學作品的哲理性、文學性和現實性’達到了三位一體的高度統一。這就給薩特的存在主義文學帶來了生機。 ^[2] 

讓-保羅·薩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文學家、劇作家和社會活動家。法國存在主義的首倡者，被譽為“存在主義的鼻祖”。其主要作品有：《噁心》（1938）、《存在與虛無》（1943）、《蒼蠅》（1943）、《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1946）等。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