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田錄

歸田錄〔宋〕歐陽修撰歸田錄卷一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製。如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禮。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勘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才三人：陳堯佐、楊億、及★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 （宗道） 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 （一作衣） 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 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 （一作罪大） 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曰：（一作公） “何故私入酒 ”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 （一作俱） 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一〕。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捲了，遽叱出之。由是何為第一。〔二〕

故參知政事丁公、 （度） 晁公 (宗愨) 往時同在館中，喜相諧謔。晁因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為羣牧判官，乃戲晁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糞墼一車為報。”晁答曰：“得墼勝於得啓。”聞者以為善對。

石資政 （中立） 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荊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

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雲：“何為自左 （去聲） 掖門入 ”石方★班，且走且答曰：“★為大 （音★）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楊大年方與客棋，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鵬賦》以戲之雲：“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雲：馮相 （道） 、和相 （凝） 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基直幾何 ”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雲：“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 ”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 （若水） 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鑑。仲簡，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為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嘆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 ! ”大年自書此四句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

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當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才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 ! ”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為“魚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讜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三〕太常諡曰“剛簡”，議者不知為美諡，以為因諡譏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 （知白） 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為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

宋尚書 (祁) 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孫宣公 * 一見奇之，遂為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 （一無此字） 門下客曰：“近世諡用兩字，而文臣必諡為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諡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為禮官，遂諡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 （況） 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為故事。〔四〕真宗時，丁晉公 （謂） 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 （執中） 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製也。

寶元、康定之間，餘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餘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 （一無此字） 慶曆三年，餘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於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斂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於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為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斂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五〕舊制：侍衞親軍與殿前分為兩司。自侍衞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 （一止作馬步軍指揮使） 以來，侍衞一司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例為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六〕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谷，谷曰：〔七〕“此偽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嘆宰相 （一有之字） 寡聞也。〔八〕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為“二人”，以為“二人聖”者，悦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為明字於文“日有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 年遽 （一作遂） 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羣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諡爾”。明 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 （準） 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雖駕，遂貶雷州司户。時丁晉公與馮相 （拯） 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 ”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户，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差別逆於 （一作迎於） 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 （一作公） 為得體。

楊文公 （億） 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雲：“卿識

錢思公①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②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説，上廁則閲小辭③，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餘因謂希深曰：“餘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④爾。”

翻譯：

錢思公雖然出身富貴之家，但是沒什麼嗜好。在西京洛陽曾經告訴僚屬，説這一生只喜歡讀書，坐着的時候就讀經史，躺在牀上就讀各種雜記，上廁所的時候就讀詞典、小令。大概從來沒有半刻離開書的時候。謝希深也説：“ 同在史院的宋公垂，每當去廁所都夾着書，誦讀的聲音清脆，遠近都能聽到，也是如此的好學。”我於是告訴希深，説：“我平生所作的文章，多在三上，就是馬上、枕上、廁上。大概只有此等之處可以構思吧。”

①錢思公：錢惟演，北宋“西昆體”代表作家之一。下文提及的謝希深（謝絳）、宋公垂（宋綬）也以文學知名一時。

②西洛：西京洛陽。

③小辭：指短小的詩詞。

④屬思：思考，構思。

（宋）太祖時，以李漢超為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税最多，乃以為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①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為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②，訟③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為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曰：“無也。”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御，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資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④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悦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翻譯：

宋太祖的時候，讓李漢超擔任關南巡檢，派他抵禦北方的少數民族，只給了三千士兵而已。然而他轄地內的齊州交的賦税最多，太祖就任命他為齊州防禦使，把一個州的賦税全部給了他，讓他用這個錢來養士兵。但是李漢超是一名武人，所作所為很多都違法，時間長了，關南的百姓就跑到京城告狀，告李漢超借了老百姓的錢不還，還有就是搶奪老百姓的女孩子當妾。宋太祖在便殿召見百姓，並賜給他們酒食，安慰他們，慢慢地問他們：“自從李漢超在關南，契丹進犯還有嗎？”百姓説：“沒有了。”宋太祖説：“從前契丹侵犯，邊將不能防禦，河北的老百姓每年遭搶劫俘虜，你們那個時候能保全你們的資財和婦女嗎？如今李漢超在你們身上奪取的，和契丹比起來哪個多？”宋太祖又問被搶了女兒的人説：“你家幾個女兒，嫁給了什麼人？”老百姓就詳詳細細地回答。宋太祖説：“女兒所嫁的都是農夫呀。像李漢超這樣的人，（正）是我的寶貴的臣子，（他）是因為愛你的女兒才娶了她，娶了之後一定不會讓她流離失所。與其嫁給農夫，哪裏比得上嫁進李漢超家富貴呢？”於是老百姓都感到喜悦就離開了。宋太祖派人告訴李漢超：“你需要錢，為什麼不告訴我而要去老百姓那兒搶呢？”就賜給李漢超數百兩白銀，還説：“你把錢還給老百姓，讓他們感激你。”李漢超感激得流下了眼淚，發誓以死報效宋太祖。

①俾:使。

②闕：宮殿。

③訟:控告。

④取：同“娶”。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祖籍廬陵（今屬江西）。少孤，貧而好學。天聖八年（1030）中進士，先後擔任過知制誥、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等職。他是范仲淹“慶曆新政”的擁護者，並和尹洙、梅堯臣等人倡導詩文革新運動，堪稱北宋文壇的泰山北斗。歐陽修注意提攜後進，曾鞏、王安石、蘇舜欽、蘇軾父子等都出於他的門下。他在詩詞文等多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著作等身。歐詞格調清新，語言明麗。 ^[2] 

歐陽修曾與宋祁合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編為《集古錄》。有《歐陽文忠公文集》。詩歌《踏莎行》。並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記》。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詞集名。北宋歐陽修作。三卷。南宋羅泌編次。收入《歐陽文忠公文集》，又有影宋刻單行本。明毛晉《宋六十名家詞》本改題《六一詞》，僅一卷，據前本而有所刪節。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編》六卷，多有《近體樂府》未收之詞。公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一千卷。代表作有《醉翁亭記》 　歐陽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績斐然。除文學外，經學研究《詩》、《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説，有獨到見解；金石學為開闢之功，編輯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銘文碑刻上千，並撰寫成《集古錄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簡稱《集古錄》，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學著作；史學成就尤偉，除了參加修定《新唐書》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記》（《新五代史》），總結五代的歷史經驗，意在引為鑑戒

歐陽修四歲喪父，隨叔父在現湖北隨州長大，幼年家貧無資，母親鄭氏以荻畫地，教以識字。歐陽修自幼酷愛讀書，常從城南李家借書抄讀，他天資聰穎，又刻苦勤奮，往往書不待抄完，已能成誦；少年習作詩賦文章，文筆老練，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興的希望，曾對歐陽修的母親説：“嫂無以家貧子幼為念，此奇兒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門，他日必名重當世。”十歲時，歐陽修從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愛其文，手不釋卷，這為日後北宋詩文革新運動播下了種子。　仁宗天聖八年（1030）中進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陽）留守推官，與梅堯臣、尹洙結為至交，互相切磋詩文。景祐元年（1034年），召試學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館閣校勘。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評時政，被貶饒州。歐陽修為他辯護，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康定元年（1040年），歐陽修被召回京，復任館閣校勘，編修崇文總目，後知諫院。慶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誥。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曆新政”，歐陽修參與革新，提出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主張。五年，範、韓、富等相繼被貶，歐陽修上書分辯，因被貶為滁州（今安徽滁縣）太守。後又改知揚州、潁州（今安徽阜陽）、應天府（今河南商丘）。　皇祐元年（1049）回朝，先後任翰林學士、史館修撰等職。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 與宋祁同修《新唐書》，又自修《五代史記》（即《新五代史》）。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試，提倡平實文風，錄取蘇軾、蘇轍、曾鞏等人，對北宋文風轉變有很大影響。嘉祐三年六月庚戊，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五年，拜樞密副使。次年任參知政事。後又相繼任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等職。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請求外任，不準。此後兩三年間，因被蔣之奇等誣謗，多次辭職，都未允准。　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實行新法。歐陽修對青苗法有所批評，且未執行。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職，堅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縣）。此年改號“六一居士”。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師的身份辭職。居潁州（今屬安徽省）。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歐陽修卒於家，諡文忠。歐陽修陵園位於河南省新鄭市區西辛店鎮歐陽寺村。該園環境優美，北依崗阜，丘陵起伏，南臨溝壑，溪流淙淙。陵園肅穆，碑石林立，古柏參天，一片鬱鬱葱葱，雨後初晴，陽光普照，霧氣升騰，如煙似雨，景色壯觀，故有“歐墳煙雨”美稱，為新鄭古代八景之一。

歐陽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對當時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面的嚴重危機，有較清醒的認識。主張除積弊、行寬簡、務農節用，與范仲淹等共謀革新。晚年隨着社會地位的提高，思想漸趨保守，對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譏評；但比較實事求是，和司馬光等人的態度是不盡相同的。　歐陽修在中國文學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繼承了韓愈古文運動的精神。作為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他的文論和創作實績，對當時以及後代都有很大影響。　宋初，在暫時承平的社會環境裏，貴族文人集團提倡的西昆體詩賦充斥文壇，浮華纂組，並無社會意義，卻曾風靡一時。為了矯正西昆體的流弊，歐陽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愛讀韓愈文集，出仕後親自校訂韓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學觀點上師承韓愈，主張明道致用。他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以“道”為內容，為本質，以“文”為形式，為工具。特別重視道統的修養，提出“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答祖擇之書》），“學者當師經”，師經才能用“道”來充實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韓愈的某些偏頗。在對“道”的解釋上，他把現實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體內容。他認為學道而不能至，是因為“棄百事不關於心”（《答吳充秀才書》）。他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 （《與張秀才第二書》）。在對待“道”與“文”的關係上，主張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認為“文”固然要服從於“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並且列舉了許多例子説明“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世”。所謂“事信言文”，就是內容要真實，語言要有文采，做到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這是歐陽修對創作的基本論點。　他取韓愈“文從字順”的精神，大力提倡簡而有法和流暢自然的文風，反對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澀。他不僅能夠從實際出發，提出平實的散文理論，而且自己又以造詣很高的創作實績，起了示範作用。　他的主張得到了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人的熱烈贊同。後來，知貢舉（主管考試進士）時，又鼓勵考生寫作質樸曉暢的古文，凡內容空洞，華而不實，或以奇詭取勝之作，概在摒黜之列。與此同時，他又提拔、培養了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等一代新進作家。這樣，他倡導的詩文革新運動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歐陽修是傑出的應用文章家。他一生著述頗豐，《歐陽修全集》（中國書店1986年版。本文所引歐文皆出此集）有文章2651篇，應用文2619篇，可見他的文章寫作主要是應用文寫作；還撰有《新五代史》74卷，《新唐書》75卷。他不僅應用文寫作頗有建樹，而且對應用文理論貢獻也很大。　創立應用文概念。目前論者都認為應用文一詞最早見於南宋張侃的《跋陳後山再任校官謝啓》：“駢四儷六，特應用文耳。”（拙軒集·卷五）張只涉及應用文取“四六”的語言形式，嚴格説來還不能説明確了應用文概念。北宋的歐陽修在《辭副樞密與兩府書》中雲，嘉祐五年十一月奉制命授樞密副使，“學為應用之文”。這裏的應用文是指公文文體。他在同一年的《免進五代史狀》中自述為得功各事無用之時文，得功名後，“不忍忘其素習，時有妄作，皆應用文字”。“文字”即文章。這裏的應用文指實用文章。可見，歐陽修是從文體形式、實用性質兩方面來明確應用文概念的，他已把應用文當作獨立的文章體裁。　構築了應用文理論的大體框架。如上所述，他認為應用文的性質是實用的。他讚揚蘇洵的應用文章“實有用之言”（《薦布衣蘇洵狀》），黃校書策論“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與黃校書論文章書》）。歐陽修關於應用文的實用性質是很明確的。他認為應用文的特點有三。一是真實。歐陽修認為寫史要“立傳紀實”（《進新修唐書表》）。所謂“紀實”，就是應像《春秋》一樣褒貶善惡，“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魏梁解》），“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春秋論中》），“書事能不沒其實”（《唐於魯神道碑》）。他還認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悦民情”（《論慎出詔令札子》），用當今的語言來表述，就是要與實際相符。歐陽修主張應用文真實，一是為了應用，二是為了傳於後世。二是簡潔質樸。“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正史類》），讚揚孔宙碑文簡質（《後漢泰山都尉孔君碑》），朝廷詔書應“復古樸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論李淑奸邪札子》），銘應“言簡而著”（《內殿崇班薛君基表》），“師魯之《志》，用意特深而語簡”（《論<；尹師魯墓誌>；》），“文書甚簡”（《乞洪州第七狀》），簡潔質樸是歐陽修文章批評的標準之一。三是得體。他讚揚劉敞追封皇子公主九人的公文典雅，“各得其體”（《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體”指內容而言，歐陽修謂之“大體”。“公於制誥，尤得其體”（《謝公絳墓誌銘》），他讚揚謝希深的制誥尤得西漢制誥之體，“體”指文體。“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丁寧委曲，為體不同”（《崇文總目敍釋·正史類》），“體”指語體。歐陽修主張應用文應合大體、文體、語體，其理論已相當精深。　歐陽修對公文的貢獻很大。他寫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論也很系統。公文內容“必須合於物議，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讀”，採用“四六”的語言形式（《內製集序》），開蘇軾改革駢文之先河。他自責其公文有“無以發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牽常格”的毛病，主張內容要完整出新，有條有理；形式既要規範，又要創新。他按公文的行文方向，把公文分為三類：“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與陳員外書》）他認為符、檄是下行文，狀為上行文，移、牒為平行文；並明確公文不能“施於非公之事”。歐陽修雖未明確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的概念，但為劉熙載按行文方向分類打下了基礎。（摘自《應用寫作》月刊1997年第2期《歐陽修應用文論》）

歐陽修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以散文為最高。蘇軾評其文時説：“論大道似韓愈，論本似陸贄，紀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但歐陽修雖素慕韓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並不亦步亦趨。　歐陽修一生寫了500餘篇散文，各體兼備，有政論文、史論文、記事文、抒情文和筆記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內容充實，氣勢旺盛，深入淺出，精煉流暢，敍事説理，娓娓動聽，抒情寫景，引人入勝，寓奇於平，一新文壇面目。他的許多政論作品，如《本論》、《原弊》、《上高司諫書》、《朋黨論》、《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張，緊密聯繫當時政治鬥爭，指摘時弊，思想尖鋭，語言明快，表現了一種匡時救世的懷抱。他還寫了不少抒情、敍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搖曳多姿。他的《釋秘演詩集序》、《祭石曼卿文》、《蘇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懷往事，情深意摯，極為動人；他的《豐樂亭記》、《醉翁亭記》諸作，徐徐寫來，委婉曲折，言辭優美，風格清新。總之，不論是諷世刺政，還是悼亡憶舊，乃至登臨遊覽之作，無不充分體現出他那種從容寬厚、真率自然的藝術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