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法

歷史方法力圖按照發展的順序和歷史事實來説明歷史，也就是通常所説實證方法。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反對解釋歷史的隨意性和主觀性，缺點是容易只停留在歷史現象的表面，對歷史變動的深層原因和規律無法作出解釋。

20世紀西方歷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越來越重視在歷史研究中應用社會學、經濟學、文化人類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

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其中三個來源是: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其實從一定意義上説來，馬克思主義也是歷史學和其他各門社會科學結合的產物。而且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除了要從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大實踐不斷總結新鮮經驗之外，也要從哲學社會科學新出現的理論和學術成果中不斷吸取有益的營養。就研究方法而言，馬克思主義是很重視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主張“研究必須蒐集豐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發展形態，並探尋出這各種形態的內部聯繫”（馬克思：《資本論》第二版跋）；強調“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終了的結果”，“不是自然界和人類要適合於原則，而是相反地，原則只是在其適合於自然界和歷史之時才是正確的”（恩格斯《反杜林論》）。

重視歷史實證是中國歷史學的優良傳統。實證的方法，歷史的方法，是歷史研究工作的基礎，這是切不可忽視的。忽視歷史實證，就很容易陷入遊談無根或公式主義的泥沼。

歷史研究法的步驟分為三個大步驟：第一步是蒐集材料。這是一步基本工作；無論研究哪種科學都不能缺少的。第二步是分析。把蒐集到的材料，按其性質，加以種種解剖的工夫。這一步工作又可分為辨別真偽、知人論世和明白意義三個階段。第三步是綜合。將分析研究所得的結果，全部綜合起來。這一步工作也可分為斷定事實、編比成文和勒成專著三個階段。就方法講，蒐集材料是起點，著作成書是終點，中間一定要經過許多分析和綜合的工夫。再就內容講：史料是起點，事實的真相是終點，中間橋樑是一般史料的供給者。

研究歷史的基本工作，就是蒐集材料。史料的種類，可以根據兩個標準去分別他們；根據形式的，可分為二類：(一)遺物，為古代遺留下的物質的東西；（二）傳説，這一類又可分為三種：（甲）筆傳，內容的，也可分為二類：(一)原始的，(二)孽生的。普通以為原始的史料，是親聞親見的作品，當然比孽生的史料為可靠；因為孳生的史料已經經過二手，第三手，或甚至六七手的轉輾介紹，所以容易失去本來的真相。這是很合理的話。但是我們切不可以為，孳生的一定不如原始的來得好。就研究的便利上講，優美的孳生材料，也很可幫助我們研究歷史的人，因為這種優美的作品，一定能説明他的材料的來歷，使後來蒐集材料的人，可以根據這種書來做蒐羅史料的指導。還有一點，優美的孳生材料，對於考訂的工作，一定非常精密，這也可以省掉後人不少的光陰。譬如司馬光做《資治通鑑》，並不是將所有材料不分青紅皂白隨便湊合弄來的。我們看他《考異》一書，就可以知道《資治通鑑》的取材，非常精審，非常謹慎。他能夠將他所有的材料，用種種嚴密的方法，斷定他們的真假，並且在《考異》裏詳細説明他所以去取的理由。現代西洋所謂歷史研究法，其精神和態度，原亦不過如此。以假使人們要引用司馬光這部書，就很可以放心，因為他已經做過一番切買考證的工夫了。像這種孳生的的材料，其有益於後世學者，並不在原始材料之下。這是應該知道的。

蒐集材料，當然要從目錄之學人手。大概材料的蒐集，有一個極重要的原則，這就是“賅備無遺”四個字。這不但研究歷史應該如此，便是研究自然科學也應該如此。不過我覺得在我們中國的圖書當中要蒐集材料，求其完備，實在非常困難。因為中國書籍很少有系統的目錄，而各書本身更無內容的索引。

在中國這種狀況之下，所有書籍既然沒有索引，對於材料的蒐集，當然非常的困難。因此我們不能不具備一種耐勞耐苦的美德，抱着犧牲的精神，去做這種工夫。我們倘使要做一篇關於歷史的文章，我們必須蒐集到極其完備的材料，然後着手；否則寧願擱筆；因為不是這樣，就要有掛一漏萬的危險。例如我們要做一篇文章，假定關於這篇文章的材料共有十種；但我只搜到了九種，還有最重要最有價值的一種，沒有找到，就貿然發表出來。可是另外一個人的作品卻已搜到了那一種，那麼我的作品價值，就因此大大減低，也許因為缺少了這一種材料的緣故，給旁人的作品根本推翻了，也未可知。所以我們研究歷史，對於材料的蒐集，一定要以賅備無遺為目的。這非具有犧牲的精神，和耐勞耐苦的美德不可。

辨明史料的真偽 在史料裏面，有許多書是後人偽造的，亦有因為輾轉傳抄，所以脱誤極多的。我們遇到這種情形，應該怎樣去辨別?這一點在歷史的研究上，也很重要。究竟哪件事情的真面同史料上所述的隔開多少，史料所述有無錯誤的地方，他們都不十分去注意。這種輕易成功的作品，不但不合現代歸納方法的原理；而且有人云亦云以訛傳訛的危險。所以從事研究歷史的人，對於無論什麼人的話，都要抱懷疑的態度。決不能因為孔子或者司馬遷如此説，我們就盲目地相信他們；對於他[2]們的話，都應該一一加以研究。王充、劉知幾、崔述以及清代所謂漢學家的態度，就是我們的好模範。

普通辨別手稿的真偽，比印本來得容易。手稿的辨偽法，第一要注意他的紙張。明代所造的紙和宋代的紙，敦煌石室中發現的紙和我們所用的紙，其不同都是顯而易見的。倘使某書的紙張同某代所用的不合，我們就可以知道他是偽書。第二要注意他的書法。各代的字體各不相同；現在的書法，不但和宋代、元代和明代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就是和清代前半期人的手筆，亦大有區別；普通碑帖家、版本家、骨董家，都能夠一望而知。此外再去察看他的內容，書的真假就大致可以辨明瞭。所以我們要辨別手稿的真偽，方法比較的簡單。

至於要辨別印本的真假就比較困難了。從前的木版書和現在書局所出的鉛印書，裝訂同字體總是大致相同；各書形式上的特點都完全埋滅了。我們要辨別他們的真假，唯一的辦法，就是察看他的內容。首先要注意到文字與時代，是不是相合。因為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章，各有各的風格。清代人要偽造明代的書籍，他一定要不知不覺地參入清代作家的韻味。又如清末以來新造的名詞很多，如果以這些新名詞真偽造古書，一定要鬧成笑話。此外還要看著書人的見解同眼光，是不是合於那個時代一般知識界的情形。以上所説的方法不過是最粗淺的一部分，有許多地方，完全要靠着經驗。我們要知道辨別古書的真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許多古書的真偽，到現在還是在爭議之中，如《十三經》中的《周禮》、《左傳》等書，便是一例。

我們研究古籍，一方面要辨明它的真偽，一方面還要訂正它的錯誤。文字錯誤，在古書或者現在出版的書籍裏，都是不免的。錯誤可分兩種：(一)有意的錯誤。這大概出於傳抄者或校對者的自作聰明。他們對於原稿有不明的地方，往往不去問——也許無法問去——著作人，就憑着自己的意思，隨意湊合上去。這就是顏師古所説的“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的意思。這一種錯誤，往往似是而非，極難辨別，甚至永遠無法訂正。(二)無意的錯誤。有的是字體混亂；有的是前後顛倒；有的把兩個字併成一個，或者一個字析作兩個；這在古書裏面都是常見的，在版本惡劣的書中，尤其如此。我們只要翻看王念孫的《讀書雜誌》，就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