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決定論的貧困

在為該書所寫的“歷史的註解”中，波普爾指出“本書的基本論點是，歷史命運之説純系迷信，科學的和任何別的合理方法都不能預測人類的歷史進程。”該書的正文分為四個部分。歷史決定論的反自然主義學説、歷史決定論的泛自然主義學説，以及分別對上述兩種學説的批評。波普爾稱那些把物理學的方法應用於社會科學的學説為“泛自然主義的”，稱那些反對這些方法的應用的學説為“反自然主義的”。他認為這兩種學説都具有一種特別的方法，即“歷史決定”。並且指出， “‘歷史決定論’是探討社會科學的一種方法，它假定歷史預測是社會科學的主要目的，並且假定可以通過發現隱藏在歷史演變下面的‘節律’或‘模式’，‘規律’或‘傾向’來達到這個目的。”在這本書中，波普爾從純粹的邏輯的角度力圖證明，歷史的未來進程是不可能預測的。他對歷史決定論的反駁“可以概括為如下五個論題”：（1）人類歷史的進程受人類知識增長的強烈影響。（2）人們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學的方法來預測人們的科學知識的增長。（3）所以，人們不能預測人類的歷史的未來進程。（4）這就是説，人們必須擯棄理論歷史學的可能性，即拋棄與理論物理學相當的歷史社會科學的可能性。沒有一種科學的歷史發展理論能作為預測歷史的根據。（5）所以歷史決定論方法的基本目的是錯誤的，歷史決定論不能成立。 ^[1] 

序

導論：歷史的註解

波普爾否定歷史決定論的思想萌生於1919—1920年冬天，在1935年前後，寫出了一個基本大綱。1936年1月或2月，他在布魯塞爾一個朋友家中舉行的私人學術會議上宣讀了一篇題為《歷史決定論的貧困》的論文。1942年，波普爾把《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一文投稿給羅素和摩爾擔任編輯的哲學期刊《精神》，但遭到退稿。修改後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一文在1944年和1945年的《經濟學》雜誌上分三部分首次公開發表。意大利文譯本和法文譯本以書籍形式出版後，1957年出版了書籍形式的英文本。 ^[2] 

波普爾對歷史決定論理念的批判分成三個方面：歷史決定論本身的問題，歷史決定論者論證中的問題，以及歷史決定論應用後的問題。

關於歷史決定論理論本身的問題。首先，波普爾認為，試圖描述整個社會的全部歷史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描述要求包括無限的特徵。如果人們不可能知道人類現狀的整體，人們也就不可能知道人類的未來。如果人們要研究某個事物，人們必須選擇它的某些方面。人們不可能觀察或描述世界的全部或自然的全部；事實上，所有的描述必定是選擇性的。其次，人類歷史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事件。因此，過去的知識不一定幫助人們知道未來。他説，生命在地球上的進化或人類社會的演變，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歷史進程。對人類社會演變的描述不是靠一條規律。而只是一個單稱的歷史陳述。對歷史的研究可揭示某些傾向，然而無法保證這些傾向會繼續下去。換言之，這些傾向不是規律。斷言在某個時候某個地方存在某一傾向的陳述是一個單稱歷史陳述。而不是一個普遍的規律。此外，考慮到歷史學家對過去事件的獨一無二性感興趣，可以説未來事件也將具有獨一無二性，而人們不可能事先知道這種獨一無二性。第三，對人類個人的行動或反應給予確定無疑的預測也是永遠不可能的，因此確定無疑地預測個人未來的行動也是不可能的。他説，在社會生活和社會機構之中，人的因素是根本上不確定的和難以捉摸的要素。事實上，機構並不能完全控制人這個要素；試圖控制這個要素的所有努力必定導致暴政，導致人的因素的無所不能，即一些人或一個人的心血來潮。波普爾斷言心理學也不能完全理解人的因素，因為人性隨社會機構而異，因此對人性的研究以對這些機構的理解為前提。第四，自然的即科學的或社會的規律可使人們將某些事件的可能性加以排除，但這不可能使人們將一系列可能的結局縮小到只有一個結局。根據波普爾的科學理論，一個假説提出後，要接受嚴格的檢驗，其目的是否證這個假説。如果檢驗沒有否證這個假説，它就成為一條規律，但事實上它仍然是一個迄今尚未被否證的假説。最後，當歷史進程依賴科學知識未來增長（這不可能事先知道）時在邏輯上不可能知道未來歷史進程。在該書的序中，波普爾提出了反駁歷史決定論的五個論題：

（1）人類歷史的進程受人類知識增長的強烈影響；

（2）我們不可能用科學方法來預測科學知識的增長；

（3）所以，我們不能預測人類歷史的未來進程；

（4）這就是説，沒有一種科學的歷史發展理論能作為預測歷史的根據；

（5）所以，歷史決定論不能成立。 ^[4] 

關於歷史決定論者論證中的問題。支持歷史決定論的論證中往往出現不一致。如歷史決定論者往往要求改造人，使之適合未來社會，或加速這個社會的到來。考慮到社會是由人組成的，為了某個特定的社會而改造人可能導致出現其他類型的社會。而且需要改造人提示，沒有這種改造新社會可能就不會出現，所以這種新社會就不是不可避免的。其次，歷史決定論者不知道什麼條件下某種已經辨認的傾向會終止。歷史的概括可歸結為普遍性較高的一組規律，然而為了從這些概括中作出預見，人們也需要具體的初始條件。但條件是變化的，任何“規律”可有不同的應用，而傾向也可能消失。第三，歷史決定論往往對理論作出錯誤的歷史詮釋。當人們研究歷史時人們只能考查過去的一個有限的方面，換言之，人們必須應用某種歷史的詮釋，必須重視詮釋的多樣性。最後，歷史決定論者的論證混淆了終點與目的。歷史決定論往往認為在歷史的傾向中可辨認出社會的目的，其實這種社會的目的應理解為社會的選擇，並不是歷史發展不可避免的終點。

關於歷史決定論應用後的問題。首先，這種應用會產生不可預料的後果，如實施歷史決定論的規劃往往要根本改造社會。由於社會互動的複雜性，這會產生許多不可預料的後果，例如不但不能如願．還會出現新的麻煩。其次，由於缺乏必需的信息，大規模的社會實驗不可能增加我們有關社會發展的知識，因為為了使理論能夠應用於實際，權力必須集中，不同政見必須壓制，那樣就越來越難知道人民真正想什麼。波普爾也反對反自然主義的歷史決定論，認為歷史不能接受實驗，任何歷史規律只能適用於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

但波普爾也不否認歷史決定論的積極方面，即反對那種認為“偉人”的行動塑造歷史的觀念。波普爾用來代替歷史決定論的是他的“漸進社會工程”，對社會進行微小、可逆的變革，以便能夠從所引起的變革中學習。未來的不可預測性使任何大規模的變革的結果成為隨機而不可追溯。微小的變革使人們能夠對社會行動的結果作出有限但可檢驗的、因而可否證的陳述。這是波普爾將他的科學方法論，即否證法應用於對社會的研究或社會科學。 ^[4]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柳欣：波普爾認為，由於對社會科學的研究也必須來用邏輯演繹和假説證偽的方法，從而作為一種“整體”知識的社會科學理論假説是不能檢驗的，特別困難的是檢驗這種“整體”知識所需要的受控條件會完全改變理論假説形成時的條件。據此提出，試圖用“整體”計劃來控制社會發展只能是“烏托邦工程師”的幻想，只有根據可檢驗條件來設計控制的“漸進工程師”才能真正利用所能獲得的知識。這樣，問題的核心就成為人們能否獲得“整體”的社會科學知識和對社會發展加以“整體”上的控制——即實行“整體”計劃問題。這一點才是波普爾的方法與歷史決定論的分歧所在。 ^[5] 

卡爾·波普爾，英國皇家協會會員，英國學術學院和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去世前擁有20個大學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著作被翻譯成40種語言。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