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怨詩趣詩怪詩鑑賞辭典

在眼下,她確是一部“人人筆下所無”的辭書。但更重要的還因為她又是一部“人人心中所有”的辭書。一切文章的真價值, 歸根到底,在於集中反映和盡善盡美地滿足廣大人民的

合情合理的精神渴求,而這本《辭典》之所以可貴者,也正是因為她不但從審美範疇上構思,還能深切懂得在中國這一個古老詩國中,真正能反映我們民族思維和文化特徵的究竟是什麼,它們是怎樣經過長期歷史的積澱和古代詩論家的概括,從而凝聚為比較有涵蓋性的審美範疇的。

抓住了這本辭典的怨、趣、怪三個具有關鍵性的範疇,人們就懂得中國詩歌思想史上的審美特色,懂得中國詩歌的文化大背景,懂得中國古代詩人受一定文化薰陶而形成的氣質、風度; 當然,也就自然而然地懂得如何體貼入微、設身處地地去鑑賞那些反映古代詩人氣質、風度的詩歌作品。

不管人家信服與否,我總是近於執拗地認為這三個審美範疇,基本上反映了中國古代詩人的心理狀態和古代詩歌的氣度、韻味。有了這一部《辭典》在手,你便可以從中聽到歷代詩人以不同個性的獨特音調唱出的時代和聲;體驗到怨、趣、怪的同中有異, 從而揣摹其韻味, 掌握每一篇作品的藝術特色。這樣,你的精神世界就豐富了,知識就開拓了,藝術判斷力就增強了。

正如“前言”所説,這部《辭典》為人們展開一個古代文學的畫廊, 但我還感覺到,這又是一部古代文人心靈史的畫廊。丹麥文學理論家勃蘭兑斯説, 文學史在某種意義上説,是靈魂史; 而以“怨”、“趣”、“怪”作為三大座標來引導讀者用“思想的腳步”在畫廊上展開沉思, 那麼對“靈魂”的體會就不僅僅限於每個作家個體,將更能因小見大,展示出中國大多數文人“靈魂”的羣體, 甚至於是為大多數讀者所關心的民族靈魂的特色。

如果沒有把握“怨詩”的“怨”,人們就無從理解作為長期封建社會給古代詩人帶來的憂患意識, 就不可能認識從屈原的“發憤以抒情”到韓愈的“物不得其平則鳴”, 以至於劉鶚懷着滿腔悲慨大談其不同文人有不同文人的“哭泣”,而“哭泣”也就是他所認為的“苦悶象徵”的文學。

如果沒有把握“趣詩”的“趣”,人們就無從理解中國文人儘管有着憂患意識,但卻善於排遣。他們藉助於自我超越精神, 從自身以外求得心靈的充實和慰藉:於構思則機心獨運,於詩風則莊諧雜作; 既可以用諷刺之言發悖理之趣,也可以縱恣佯狂,在故作傻態中解放性靈。

如果沒有把握“怪詩”的“怪”, 人們就無從理解作為封建正統者眼中釘的異端意識,也無從理解以縱恣之態出新的前輩的創造苦心。我們這古老詩國,歷史悠久,遺產豐富,構思、技法的創新也真是五花八門、爭奇鬥巧:或而以章為怪,以句而怪,以字而怪; 或而以意而怪, 以音而怪;或而以構思怪;或而以境界怪。説來有趣,這裏面有不少是現代主義或近代美學相通的。説明怪詩之“怪”包含着一定的推陳出新、老樹新葩的意味。歷史上有許多新生的藝術形式,當它們脱穎而出時,對那些習於故常的審美規範的人們來説,往往是看不順眼的;然而其中有一部分藝術手法卻的確富於生命旺力,完全有可能從一棵嫩苗變為參天大樹。劉勰有一句話説得好:“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文心雕龍·通變》)這説明適應時代潮流,必須果斷而不容躊躇、膽怯。

《辭典》的主編不僅能從中國大量古詩題材上抓住“怨”,從意境上抓住“趣”,還能從詩歌的創新角度拈出“怪”字。從縱斷面説,這是概括了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美感的基本特徵;從橫斷面説,這又是把美感性質特徵和美感心理狀態提煉為審美範疇。儘管一部詩歌鑑賞辭典無需建立什麼美學體系,然而主編者卻居然能慘淡經營地給我們建構了這一列別具匠心的、展示了“怨”、“趣”、“怪”的審美情調的“畫廊”,讓我們從“怨詩”中體驗到詩人的自我淨化亦即亞里斯多德説的痛苦之使人“淨化”;從“趣詩”中領會到詩人的自我怡悦,從而獲得席勒所説的以文學作為“遊戲的材料”(《審美教育書簡》),寓教於樂,達到辛稼軒所着意陶冶的“人間哀樂轉相尋”的境界;從“怪詩”中理解到我國古代詩人醉心於“大寫意”手法, 以怪求真,重神略形,力求樣式的創新的“別裁”旨趣。歸根到底,也還是讓我們在有感於石破天驚的同時,看到脱然町畦的詩人在藝術形式上的自我超越。

自我淨化,自我怡悦,自我超越,這三種藝術功能的揭示,也正是中國古代詩歌在歷史大潮中進行搏擊的心態凸現。

這些紛紜多采的心態,已經被參加《辭典》賞析撰寫的同行們運用其生花之筆,準確地、鮮明地、生動地、分外親切地鈎畫和描述出來了。就請廣大讀者來細細品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