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鬥

武鬥，本來是伴隨着大規模羣眾性政治運動而產生的一種很難避免的現象。若再加上領導者左傾路線、左傾思想的指導，則必然會更加惡性發展。因此， 儘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時就作出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規定，但由於極左路線的干擾，文革武鬥最終未能避免。

全國武鬥的第一槍是上海首先打響的。早在1966年底，上海兩大派別組織的對立已呈白熱化狀態。一派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另一派是“捍衞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衞隊上海總部”（簡稱“赤衞隊”）。“赤衞隊”成立之後，發展迅猛，號稱80萬人。他們這一派是保上海市委的，成立伊始，就公開反對張春橋與“工總司”簽字的五項要求。經過一次次明裏暗裏的較量，雙方的鬥爭越來越激烈。

1966年12月末，被“工總司”劫持的上海市長曹荻秋，迫於各方的壓力，無可奈何地公開表示：“赤衞隊”的大方向錯了。這一來矛盾更為複雜。原來支持上海市委的“赤衞隊”有被遺棄之感，索性也召開大會，要“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另一方面，“赤衞隊”緊急商討對策，決定給黨中央、國務院打電報，要求中央派專人來解決上海問題；另外，調集人馬包圍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所在地，要找陳丕顯、曹荻秋算帳。無疑，“赤衞隊”要“算帳”，卻找錯了債主。這一情況經進京向張春橋彙報情況的馬天水一番喧染，變成了“赤衞隊”抄了張春橋的家，並且還要搞全市性停電、停水、停交通、罷工等。很快，各種紅衞兵小報紛紛出版號外，稱“赤衞隊砸了張春橋的家”。號外上還登有張春橋被砸的照片和張春橋妻子李文靜署名發表的《聲明》。李文靜在《聲明》中寫道：“今天，有一批‘赤衞隊’無視公安部的規定，公然衝擊我的家。……我呼籲上海造反派戰友們、紅衞兵小將們謹防舊上海市委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轉移鬥爭大方向，撈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發生什麼衝突，陳丕顯、曹荻秋罪責難逃……”在公安部的新法令中， 有一條規定明文指出：誰衝擊中央文革成員的家，誰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反革命。這樣，“赤衞隊”自然成了反革命。12月29日，“工總司”在上海衡山飯店設立了“火線指揮部”，由王洪文等人調集了十多萬造反派成員，準備向“赤衞隊”發起衝擊。衝擊“赤衞隊”的情況，在當時編寫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中有如下記載：

工人造反隊員從下半夜兩點鐘左右開始向盤踞在康平路舊市委書記處的赤衞隊進行衝擊。到6點多鐘，康平路舊市委書記處院內的赤衞隊員全部投降。7點鐘，近20000名赤衞隊員排成單行，分成六路，到四條馬路上集中，袖章繳獲下來六大堆。

這是上海也是全國的第一次大規模武鬥。 武鬥中，“赤衞隊”91人受傷。兩天後，“工總司”發佈《緊急通令》，在各級造反隊把“赤衞隊”大小頭頭統統抓起來。 之後，240多名“赤衞隊”頭頭被關押。上海的武鬥，只是全國大規模真槍實彈武鬥的前奏。進入1967年夏天之後，由於林彪、江青煽動“揪軍內一小撮”，全國的武鬥迅速升級。這其中的原因也是相當複雜的。

從1966年12月—1968年期間，重慶就陷於了空前動亂中。1966年12月4日，發生了造反派與“保守派”在市體育場內外的數萬人大規模流血衝突，成為重慶的首次大規模武鬥。到1967年，重慶造反派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815”派和“反到底”派。

1967年7月7日，重慶兩派武鬥組織在紅巖柴油機廠發生衝突，打死9人，傷200人。這次武鬥中雙方首次使用了槍彈，後來被稱為“打響重慶武鬥第一槍”。從此，重慶武鬥全面升級，從使用小口徑步槍、衝鋒槍、輕機槍、重機槍和手榴彈到動用坦克、高射炮和艦艇，從巷戰到野戰，規模越來越大，死的人越來越多。

楊家坪街道被焚燬近半，雙方死亡100人。1967年的7月、8月、9月，重慶變成了血雨腥風的戰場。重慶武鬥最慘無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殺俘虜。

從1967年夏—1968年夏，分別屬於兩派的重慶造反派組織共發生武鬥31次，動用槍炮、坦克、炮艇等軍械兵器24次，各種原因死亡645人。

死者中年齡最大的為60歲，年齡最小的為14歲。其中部分為女性。重慶武鬥最後在政府和軍方的壓力下停止，兩派頭目隨後都被判處無期徒刑。重慶武鬥期間，有不下20處地方埋葬着死難者。正式的“紅衞兵公墓”有3處。它們都是由造反派們建設的“烈士墓地”。重慶市沙坪壩區沙坪公園內現保有全國唯一的武鬥公墓。

重慶武鬥中甚至使用了軍艦，涪陵地區武鬥因為當地駐軍介入炮艦轟擊城區，完全是正規戰爭的打法。幾萬毛派紅衞兵退入川東名寨栗子寨，對抗正規軍的打擊，最後全部宣佈繳械撤走。

1967年7月31日—8月6日，榮昌縣兩派共700人左右參加武鬥，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機器廠造反派用3艘炮船組成艦隊，沿長江炮擊東風造船廠、紅港大樓、長江電工廠及沿江船隻，打死24人，傷129人，打沉船隻3艘，重創12艘。

同日，武鬥隊又將坦克開出，經沙坪壩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兩派在解放碑激戰，交電大樓及臨近建築被焚燬。沙坪壩區潘家坪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近百人。歇馬場發生3000多人的武鬥，雙方死亡40人。

1967年3月30日，“廣西一司”、“廣西八三一”、“井岡山”、“東方紅”等共16個組織共400多人，晚上在區首府南寧舉行“粉碎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遊行，兩次到區黨委大院示威，與機關一些羣眾組織發生衝突，雙方大打出手。4月23日，“紅衞兵聯絡站”、“廣西紅總”、“廣西八-三一”等組織400多人，衝擊南寧一中紅代會成立大會會場，雙方發生武鬥。5月2日，“支伍（晉南）派”組織萬餘人到南寧朝陽廣場召開“慶祝擊落敵機和紅衞兵小將靜坐鬥爭的初步勝利大會”，同時，“支韋（國清）派”九萬餘人在南寧火車站召開“慶祝盡戰勝利大會”，會後遊行，雙方隊伍相遇，一場混戰。

5月25日：“5-25”指揮部數百人衝進《廣西日報》社，與衝擊報社的另一派“4-22”進行辯論，要求其撤離。雙方最後以石塊、木棒為武器，展開激烈戰鬥。到晚上8點以後，雙方前來支援者達五、六千人。直到第二天凌晨武鬥才停息。在此期間，廣西軍區派出7輛宣傳車，呼籲雙方停止武鬥，但無人理睬，最後雙方只能派出救護車搶救傷員。5月26日，這兩派又發生大規模武鬥。從上午7點一直打到下午4點，後因暴雨忽至才暫時休戰。雙方各有百餘人受傷。5月30日凌晨，因為支持“4-22”派的領導人給中央文革發電報，指責“黨政軍一小撮走資派”而挑起武鬥。直接起因是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發出的《致“新工總”、“倒海翻江”等負責人的忠告、警告書》（發表在《廣西日報》上）。在5點30分左右，“五-二五指揮部”調集隊伍，對《廣西日報》社進行反奪權，大規模武鬥再度爆發。

南寧一中，因廣西大學“革聯”組織械進駐一中，説是要指導“兵訓”，遭到一中“聯指”派“紅衞兵團”反對。過後，一中另一組織“指點江山”被300多人圍攻，發生嚴重武鬥，要求聲援。結果，“工總”和部分學生、羣眾500多人趕來，很快，“4-22”組織數百人推倒學校圍牆衝入院內，割斷電源，包圍了教學大樓和一部分教室。“聯指”派組織人員也前來聲援，雙方互扔石頭、磚塊如雨。之後，又有雙方後援者不斷趕來參加武鬥，其中有不少是工人。這場武鬥持續了三天，直接經濟損失5萬多元,雙方傷200多人，其中重傷住院者100多人，這只是大規模武鬥的序幕。

“4-22”組織與永寧公安局幹警發生武鬥。打死2人，打傷14人，其中重傷8人。所有户口薄和檔案文件被付之一炬。同一天，南寧郊區“聯指”決定組織農民進城支持，圍攻“4-22”派據點“航運工總”、文藝體校。“紅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組織與郊區農民共600多人，圍攻“工總”一碼頭，後圍攻者達2000多人，造成重大傷亡。在此前後，“聯指”組織1000多人連續數天攻打《廣西日報》報社，末克。清晨。“聯指”調動工人、農民攻打“4-22”、“火種”大樓。當晚攻克。現場上，用鋼叉叉死一人，6名“4-22”骨幹分子被關押，遭到毒打，許多物資被搶走，有一名進攻者被氣槍擊瞎一隻眼睛。6月25日，下午5時，“聯指”組織人員，包圍文化大院，用推土機推倒圍牆，展開強攻，到7時左右攻進京劇團、桂劇團和木偶劇團。有20多名被圍攻者負傷，第二天繼續攻入文聯大樓，“4-22”600多人全被活捉，其中部分人被捆綁、矇眼、審訊和毒打，許多財物被盜。

北海市發生武鬥。雙方用石塊、木棍對打，連打兩天，共有100多人受傷，其中重傷30多人。南寧“聯指”調動近萬名武裝人員，攻擊《廣西日報》社文化大院、區展覽館等“4-22”據點，遭到猛烈反擊。武鬥中使用鋼叉、高壓水管、硫酸、推土機，雙方傷亡慘重。南寧“聯指”攻打東方紅醫院等“4-22”派據點，結果，聯指死1人，“4-22”死9人。“4-22”武力封鎖南寧邕江大橋，“聯指”組織就出動三四百人，到晚上11點，密集的槍聲仍然響徹夜空。

1968年1月，容縣黎村頻繁發生武鬥。下旬，出現全區性大規模武鬥的局面。2月15日，鳳山縣、柳江縣發生武鬥。4月1日，梧州市發生武鬥。雙方開槍開炮，部隊前去制止，被打傷7人。4月30日，部隊和民兵奉命圍剿廣西“農總”寧明上石分部。5月1日攻克，俘虜40人。

阻止搶奪武器的3936部隊一營軍車被“聯指”所屬組織開槍掃射，打死5人，打傷31人。“4-22”與“聯指”下屬組織再次武裝衝突，打死2人，炸死3人。解放軍被造反大軍包圍後，發生衝突，打死2人，傷20多人，奪走槍支700多條。這場武鬥又演化成對立兩派羣眾組織之間的另一場武鬥。桂林市武鬥升級，連續奪槍。武宣縣、上林縣兩派武鬥也極其嚴重。南寧再次發生武鬥。死62人，全部沉屍邕江。“聯指”在攻打“4-22”碼頭時，請求炮火地支持，結果，炮轟到第二天下午3點多鐘，40多艘船隻被擊中，起火燃燒。“聯指”與“4-22”再次武鬥。開槍打死過路羣眾2人，傷多人。還施放催淚彈，致使200多人中毒。廣西軍區被炮火擊中，傷戰士2人。這場武鬥延續到。據不完全統計，僅“4-22”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2500多名居民被抓捕，後來這批俘虜被押出來時，又當場槍殺26人。市中心33條街巷被炮火擊中，成為一片廢墟。再加上攻擊者的傷亡，總共死亡人數達1470人，被俘者達8445人。燒燬房屋2820間，面積達46萬平方米。致使50000多名居民無家可歸，國家財產損失達6000萬元以上。

廣西的武鬥還在不斷延續，愈演愈烈。而廣西的武鬥只是全國武鬥的一個縮影。文化大革命到了1967、1968年，真正是“天下大亂”了。所幸的是軍隊還沒有發生太大的混亂。後來，毛澤東感到他自己也無法控制局面了，便動用“鋼鐵長城”來對付全面武鬥。人民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對全國公安、法院、鐵路、航運、港口、郵電、廣播電台、報社、銀行、體育、機要、國際機場和重要倉庫等系統實行軍事管制，才漸漸穩定住了動盪不寧的局勢。

1967年4月22日，中山醫學院兩派羣眾組織發生衝突。校外一些羣眾組織聞訊派出隊伍馳援各自一派，使事態擴大，衝突雙方人數最多時達1萬餘人。市軍管會接報後，主任黃榮海親率部隊趕赴現場進行調解，並派軍隊把守學院大門，勸阻繼續前來支援的羣眾，防止事態發展，衝突遂告平息。這是廣州市第一起大型派性衝突。 ^[8] 

7月20日～21日，廣州糖廠兩派羣眾組織發生武鬥，在職工中佔少數的“紅旗派”撤出工廠，廠長在兩派衝突過程中被誤傷致死。7月23日下午，“東風派”以中學生為主的“毛澤東主義紅衞兵”在中山紀念堂舉行總部成立大會。而“紅旗派”同時在鄰近中山紀念堂的越秀山體育場召開“追悼七·二○廣州糖廠死難烈士及堅持文鬥反對武鬥大會”，參加大會的許多“紅旗派”羣眾需經過中山紀念堂附近街道。中午，兩派赴會羣眾在中山紀念堂附近相遇，開始是互相辯論、謾罵，繼而發展為分散、小規模的交手，由於雙方大量人員幾乎同時集中於該地段，加之有人從中煽動挑撥，因而迅速釀成大規模的武鬥。武鬥現場共聚集了2萬多人，少數人在武鬥中使用了磚石棍棒，個別人使用了刀矛等利器，有4人在武鬥中喪生。這是廣州首次發生重大傷亡的大規模武鬥事件。為制止這次武鬥，市軍管會和省軍管會共抽調20多個連隊赴武鬥現場。市軍管會負責人親臨現場指揮，省軍管會也派負責人到一些羣眾組織的總部做工作，制止他們調動隊伍去武鬥現場增援。進入武鬥現場的解放軍官兵，堅決執行軍管會“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死不開槍”的指示，用身體隔開武鬥的隊伍，並大聲宣傳毛澤東“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指示，許多官兵被打傷，武鬥至晚上才止息。 ^[8] 

就在中山紀念堂武鬥發生之時，傳來了江青在接見羣眾組織代表時提倡“文攻武衞”的講話，她公然煽動羣眾組織可以在“自衞”的名義下合法擁有武器，進行武鬥。此後，廣州兩派羣眾組織之間的武鬥急劇升級，並頻繁衝擊軍事機關，搶奪部隊和公安機關的槍支彈藥以及車輛、通信器材等，8月中下旬達到高峯。 ^[8] 

8月5日深夜，兩派羣眾組織衝進已實行軍管的市公安局，捆綁起哨兵，打昏查哨的連長，砸開武器倉庫大門，搶走各類槍支1850支，子彈數萬發。這是廣州的派性組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次有組織的搶槍。這一嚴重事件引起中央的重視，曾派出調查團來處理。此後，類似事件不斷髮生。8月8日晚，一派羣眾組織近百人乘車到郊區新市附近的金雞嶺槍械庫搶槍，並用於第二天在中南林學院的武鬥。白雲機場附近的農民後來也攜槍炮參與中南林學院的武鬥，造成流血事件。一派性組織的汽車還撞壞了白雲機場飛機跑道燈5個。致使8月10日的飛機航運計劃被打亂。8月9日，派性羣眾組織開着架有機槍的卡車衝進市軍管會大院，對辦公室和警衞連大樓進行打、砸、搶、搜，劫去一批槍支彈藥。8月10日～12日，派性組織8次衝擊廣州警備區機關，搶去一批槍支彈藥和其他裝備。兩派羣眾組織還在市內分別佔領一些高樓為派性活動據點和利於武鬥的制高點，如：文明路市第一工人文化宮、中山五路李佔記鐘錶店、長堤省總工會大樓、市二輕局大樓和市房管局在登峯南路60號的房子等。著名的南方大廈、愛羣大廈、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陳列館等處也曾被短期佔領。一些大工廠一時也成了派別組織的大本營。其間，在市區經常可以見到乘坐汽車全副武裝的武鬥隊伍橫衝直撞，可以聽到時斷時續的槍炮聲，有時一日之內多處發生動用軍械的武鬥，每次都造成傷亡。 ^[8] 

8月上旬，市面還出現了羣眾追打“勞改犯”的情況。當時，市收容遣送站放走幾十名收容人員以及拒收樟木頭收容站送來的幾十名偷渡人員，致使“釋放勞改犯”的謠言不脛而走。為了防範“勞改犯”，不少街道羣眾自發組織“聯防”，晚上發現遊蕩的陌生人，即當作外逃的勞改犯，頓時喊聲、鑼聲四起，羣眾羣起而攻之，將陌生人打死或吊死，造成一些無辜者喪生。 ^[8] 

8月18日晚，佔據省總工會大樓的一派羣眾組織遭到另一派的進攻，雙方猛烈交火4個多小時，造成人員傷亡。直到周恩來接到省軍管會報告後來電制止，又經省、市軍管會和省軍區分別派負責人和部隊去制止武鬥，召集兩派代表進行談判，一方終於停止進攻，另一方則從佔據的大樓撤出。 ^[8] 

由於江青一夥的煽動和操縱，廣州兩派羣眾組織間的武鬥不斷升級，社會秩序日益混亂，各級軍事機關屢遭衝擊，連軍管會也工作困難。8月中旬，周恩來指示廣州兩派羣眾組織各派56名代表赴京，由他親自主持進行協商談判。兩派代表在京期間，周恩來由省軍管會主任黃永勝等陪同，先後召開有兩派全體代表參加的大會5次和一二十人規模的小會數次。在8月22日凌晨召開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周恩來着重提出停止武鬥的四項緊急措施：(1)各派組織立即停止奪取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槍支、彈藥、物資、裝備、糧秣和車輛。(2)各派組織所持有的武器、彈藥和車輛立即封存，準備交還解放軍。(3)停止一切武鬥，禁止打、砸、搶、抄、抓。(4)立即釋放一切被扣人員。各派談判代表表示完全同意和堅決執行。 ^[8] 

但是，兩派代表在北京談判的承諾很難落實。就在這次會議的第二天，廣州“紅旗派”組織的上千人衝入廣州軍區大院，佔領了指揮大樓，企圖綁架軍區政治委員劉興元和副司令員温玉成未果，即把出面接見他們的軍區第四政治委員孔石泉劫持而去，次日才被部隊設法救出。8月30日～9月2日，廣州兩派羣眾組織先後在西村水廠、電廠和廣州港河南作業區太古倉進行武鬥，太古倉因武鬥釀成大火，國家財產損失達數百萬元。9月11日，“東風派”在越秀山召開大會，散會後沿途遊行，與佔據制高點的“紅旗派”組織發生衝突，遭受損失。“東風派”頭頭即率數千羣眾進駐廣州軍區警衞營大院，向軍區和省軍管會施加壓力，要求追究“紅旗派”責任。周恩來聞訊來電批評，雙方經軍區和省軍管會負責人做工作，3天后陸續撤離。但又有部分人員一度進入省軍管會大院。 ^[8] 

1968年初夏，林彪、江青製造“楊、餘、傅事件，(“楊、餘、傅事件”：林彪、江青一手策劃，誣陷在人民解放軍擔任重要職務的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陰謀奪取空軍大權”、“武裝衝擊中央文革”、“為‘二月逆流’翻案”所製造的一宗大冤案。)號召全國“堅決粉碎右傾翻案風”。受此影響，廣州地區自1967年10月之後有所收斂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又起。5月～7月，兩派的武鬥流血事件重新出現，局勢再度惡化。 ^[9] 

5月22日，廣州供電公司失火，大火不僅燒燬了供電公司的財產，造成人員傷亡，還危及附近新落成的廣州賓館(俗稱27層)的安全。該公司的兩派羣眾組織相互指責，進而動武，一些學生羣眾組織頭頭也前來聲援。市革委會主任黃榮海等人聞訊趕去，一面指揮滅火，一面組織各派頭頭在廣州賓館開會，化解矛盾，最後武鬥被制止，避免了一場大的流血事件的發生。 ^[9] 

此後，兩派還在市內及市郊進行過多次武鬥，各有傷亡。市人民公共汽車公司有200多輛汽車(佔該公司車輛的一半)被派性組織搶走或破壞，致使公共交通再度癱瘓。部分工廠再度停工，廣州鋼鐵廠有5000多工人，堅持上班的只有100多人，生產幾乎停頓。廣州碾米廠也因武鬥而被迫短暫停產。鐵路運輸部分癱瘓，各地運輸船隻也因廣州武鬥頻繁而不敢進入廣州，導致市場供應緊張。街上行人匆匆，入夜家家關門閉户，馬路上垃圾成堆，無人清理。 ^[9] 

工宣隊源於清華大學文革兩派羣眾的武鬥。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由於兩派組織"井岡山兵團"（以下簡稱團派）和"四一四"的論戰與衝突，清華大學發生了著名的"百日大武鬥"。

毛澤東1968年7月26日下午兩點多，在其中南海住所，召集身邊的8341部隊有關人員開會，指着地毯上鋪着的清華地圖，對與會人員進駐清華做出指示。同日下午5點半在北京新華印刷廠召開有63個單位參加的進駐清華大學動員大會，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吳德、8341部隊有關負責人等出席，部署次日進駐方案，這個大會一直開到凌晨兩點才結束。次日上午10點前後，來自北京61個企業、事業單位的3萬多工人從除了北門之外的清華各個校門湧進清華園。

然而，毛澤東沒有預料到他所派出的這些工人進駐清華（當時置身武鬥的清華兩派約有600餘人）遭到了團派的殊死抵抗，造成了5人死亡，731人受傷。不僅沒有任何一個清華人在事前知道毛澤東的這一舉措，而且這3萬多工人到達清華之初也不知道是直接履行毛澤東要平息清華武鬥的決定。僅有工宣隊極少數的領導者和組織者知道。正是由於不知道工宣隊是毛澤東所派，這就不僅直接造成了嚴重犧牲，而且直接鑄就了團派的政治滅亡。毛澤東派出工宣隊不告知清華人，成為至今都難以破解的謎。由於團派武力抵抗工宣隊而造成了流血犧牲，更主要的是由於必須及時制止全國性的武鬥，毛澤東把工宣隊當成結束大學文革造反派羣眾運動的馬前卒。工宣隊的職能和模式在1968年8月25日發表的姚文元《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中，才得以明確。此文是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所寫，由毛本人做了多處修改並確定了題目。同日，毛澤東批示"照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中發〔68〕135號文件）指出："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到了。各地應仿照北京的辦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逐步管起來。""在革命委員會領導下，以優秀的產業工人為主體，配合人民解放軍戰士，分批分期，進入各學校。"到了9、10月份，工宣隊進駐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已成為全國普遍的部署。

由於極左思潮氾濫，特別是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操縱和唆使，支左部隊難以維持正常秩序。造反派組織甚至將矛頭指向解放軍。1967年4月17日，西安地區軍事院校造反派組織——聯絡站召開大會，喊出了“打倒拿槍的劉鄧（指劉少奇、鄧小平）”、“揪出劉鄧在軍隊裏的‘代理人’”等口號。7月11日，陝西省軍區、駐陝部隊發出《堅決貫徹“六六通令”（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發表的“六六通令”）立即制止武鬥的公開信》。“造反派”組織不僅對此置之不理，還向支左部隊施加壓力。7月27日至28日，“造反派”組織西安工聯所屬的數千人到省軍區靜坐，並貼出了“揪出軍內一小撮混蛋”等大字標語。特別是江青向造反派組織提出“文攻武衞”的口號後，陝西省接連發生大規模武鬥。8月5日至9月17日，西安交大“文革總會”以對支左委員會的支左工作不滿為理由，煽動799個單位、9.8萬人，在建國路靜坐，歷時42天。同時，他們發表“造反聲明”，成立了“八五造反指揮部”，衝擊省支左委員會辦公樓和二十一軍軍部。時稱“八五靜坐”。8月28日，寶雞、隴縣兩派造反組織在隴縣發生武鬥，雙方死14人，傷300人，殘100多人。8月30日，在西安韓森寨地區發生第一次開槍事件，死二人，傷九人。9月1日至3日，西安地區的兩大造反派組織先後在胡家廟地區、未央路地區進行大規模武鬥，雙方動用了大量汽車、消防車等交通運輸工具以及步槍、機槍等作戰武器和電台，近百人喪生，290餘人受傷，造成這一地區交通中斷。西安築路機械廠、機械化公司、西北金屬結構廠、國營五四四廠、陝西製藥廠、慶安公司等單位的廠房、設備及一些技術要害部門遭到嚴重破壞。這就是當時震驚全國的西安“九二”武鬥事件。9月3日，西安工總司和工聯等“造反派”組織還分別搶了八○七三部隊四個連隊和郊區武裝部、郊區公安分局軍管會的槍支彈藥。由於武鬥的升級和擴大，嚴重影響了生產。西安地區的31個企事業單位的9500多名職工離開了工作崗位。由於周恩來親自出面制止，西安地區的大規模武鬥始告平息。但是，這一時期寶雞、咸陽、安康、漢中等地區的兩派羣眾組織衝擊部隊，搶奪武器，設立據點、關卡，頻繁地進行大規模武鬥，連續製造了一系列嚴重事件，使人民生命、國家財產遭受了巨大破壞和損失。如1967年8月29日至31日，寶雞市幾個造反派組織先後搶走寶雞市武裝部、寶雞縣武裝部、寶雞市公安局等單位的步槍1400多支、輕機槍110多挺、衝鋒槍2支、手槍100多支、子彈數十萬發。10月13日，陝西省軍區、駐陝部隊支左委員會召集西安造反派兩派組織代表就進一步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的《關於不準搶奪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簡稱“九五”）命令，徹底收繳武器問題進行協商，並達成協議。1967年10月14日，銅川市兩派出動400餘人在前原村附近交戰，雙方死亡25人，傷60餘人。11月9日，中共中央決定，由蘭空工程部隊抽調一個團，協同駐銅川部隊，組成銅川市和渭北煤礦軍管會，對銅川市和煤礦統一實行軍管。1967年12月中旬至1968年6月，興平縣一個造反派武鬥組織先後搶走三〇二國防倉庫、棉花庫守衞部隊的武器200餘件，攔路奪去部隊高炮1門，搶劫銀行現金5萬多元、糧站麪粉4萬多斤、食油1000多斤，打死17人。1968年1月8日，涇陽縣三○四庫被搶。9日，周恩來指示：“搶奪三○四庫武器，要立即封存，聽候處理。”10日，周恩來再次指示：“責成工總司把全部武器交出來，指出他們的行為是錯誤的，是違背“九五”命令的。4月4日至6月5日，安康連續發生大規模武鬥，死亡734人，燒燬炸燬大街小巷11條，炸燬防洪堤8357立方米。53所機關、學校化為廢墟，3800間房屋化為灰燼。 ^[1] 

1968年4月28日，《陝西日報》發表《徹底砸爛我省反動的公檢法》社論，一小撮壞人乘機興風作浪，向公檢法機關反攻倒算，氣焰十分囂張。全省有281個公安機關、110個檢察院、61個法院法庭被砸，公檢法機關的檔案、槍支、彈藥被搶走，廣大公安幹警、政工幹部和治安保衞人員受到迫害。與此同時，大規模的武鬥在羣眾組織之間不斷升級。5月24日，涇陽縣兩大派造反派組織在三原、高陵等縣造反派組織的支持下，相繼搶劫了五○二庫戰備武器萬餘件和大量彈藥。5月26日，西安鐵路局一派造反派組織於當日晚11時34分製造了西鐵地區全線停車的嚴重事件，停車39個小時。6月2日，勉縣一派造反派組織武裝衝擊絕密單位——三機部勉縣檔案庫，造成警衞戰士死9人、重傷4人，檔案資料樓局部被炸燬，絕密資料泄露的嚴重事件。與此同時，漢中一“造反派”組織衝擊了漢中監獄。三原縣也發生武鬥，一“造反派”組織放火燒燬了法院審判大廳、公安局檔案庫等房屋280間，造成3.5萬餘卷冊檔案被毀的嚴重事件。6月3日，西安鐵路局一“造反派”組織在外單位造反派組織的支持下，武裝衝擊了西安火車西站，造成6月4日、5日兩天貨運停止、車皮積壓八九千輛的嚴重事件。這一時期，三原縣兩派組織在武鬥中還燒掉國家戰備松香90多萬斤，燒掉一個百貨庫房，損失達1000多萬元；還向國家棉花庫發射燃燒彈、炮彈，燒掉棉花4000多擔。安康地區兩派組織在武鬥中燒掉出口茶葉30萬斤。漢中地區兩派組織在武鬥中炸掉了南鄭縣來家山水閘，使5萬畝稻田無法灌溉。佳縣兩派組織在武鬥中兩次包圍攻打縣城達三個多月，死亡119人。在武鬥最嚴重的六七月份，全省有4個專區的電話、電報不通，18個縣郵遞、電訊時斷時通，29個縣一度與外界斷絕了聯繫。僅據1967年11月至1968年8月不完全統計，全省銀行被搶60餘次，搶去現金734萬多元，國庫糧食被搶去44萬多斤。不少地方還連續發生衝擊人民解放軍機關、部隊駐地，搶走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等事件。 ^[1] 

1968年5月1日，陝西省革命委員會（簡稱省革委會，下同）成立。李瑞山任主任。但全省各地的武鬥仍在繼續。針對各地武鬥不斷升級的嚴重情況，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先後發佈了“六六”通令、“七三”佈告，要求堅決制止武鬥。特別是針對陝西發生的一系列嚴重事件，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於1968年7月24日頒發了專門佈告（即“七二四”佈告），嚴格要求收繳武器，制止武鬥。陝西省革命委員會於1968年7月19日至8月3日召開第二次全體（擴大）會議，要求各地對立的羣眾組織堅決貫徹執行“七三”、“七二四”佈告，立即無條件地達成制止武鬥、上繳武器的協議，解散武鬥組織及其指揮部。8月2日，省革命委員會發出通知，要求“實行軍民結合，上下結合，堅決、迅速、徹底地把武器交上來”。西安警備區也於8月6日、14日分別發出通令、通知，限期要求各造反派組織收繳武器，違期不交者將以對抗“七三”、“七二四”佈告、私藏武器論處。與此同時，省支左委員會又派出軍隊代表對各地對立的兩派組織進行調解。但是，有些人仍拒不執行，在西安和全省一些地方仍然不斷髮生抓人、打人、私設公堂、嚴刑逼供等事件。潼關、禮泉、岐山等縣一些人竟砸爛宣傳中央“七三”、“七二四”佈告的宣傳車，打傷宣傳人員。西安市西郊數千名武鬥人員攻打白家口地區，動用了航空機關槍、土坦克等武器，摧毀1座樓房，打死21人。漢中地區的武鬥則越打越大，僅一次武鬥雙方就死21人、傷28人。此外，在全省一些地方還不斷髮生武裝攻打革命委員會、殺害革命委員會成員等嚴重事件。 ^[1] 

1967年5月下旬至6月，海口地區的各種造反派組織分別聯合成立毛澤東思想造反派海南島聯合司令部（簡稱“海聯司”）、海南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東方紅聯絡站（簡稱“東聯站”）、海南工農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工農兵”）。這樣，海南地區的造反派組織形成“海聯司”、“東聯站”、“工農兵”三大派組織，其中，“海聯司”與“東聯站”因對“二一五緊急通告”看法的對立，特別是對權力的爭奪而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這兩大派分別佔據海口市解放路的百貨大樓、市工商銀行大樓、和平電影院和新華路的市圖書館、得勝沙路的海關大樓等主要建築物，利用廣播、大字報、小報相互攻擊，互相謾罵，派性鬥爭不斷升級。最終，在江青提出的“文攻武衞”口號的煽動下，派性鬥爭發展成大規模的武鬥。 ^[2] 

1967年8月5日，“東聯站”在海口人民廣場召開慶祝毛澤東第一張大字報發表一週年誓師大會，會後舉行遊行示威。當隊伍遊行到解放路一帶“海聯司”據點時，雙方發生衝突。8月8日晚上，“海聯司”在海口市人民廣場召開“擁軍愛民”大會，會後舉行遊行。當“海聯司”隊伍經過解放路時，“東聯站”所屬的學生造反派組織阻止、衝散遊行隊伍，由此引發雙方武鬥，造成數十人受傷的流血事件，時稱“八八”武鬥。這是“文化大革命”中海南地區發生的第一次大規模武鬥。為了在武鬥中打垮對方，雙方以各種手段搶奪槍支彈藥，製造武器。此後，解放路、得勝沙路等路段成為“海聯司”和“東聯站”武鬥的場所。 ^[2] 

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不準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即“九五”命令)。根據中央的命令，海口警備區司令部於9月28日發佈《關於制止武鬥，收回槍支彈藥的佈告》。10月，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的談話記錄。談話記錄針對造反派山頭林立、衝突不已的情況，重申要“實現革命大聯合”。“九五”命令和毛澤東的重要指示發表後，海口地區的武鬥暫時緩和下來。 ^[2] 

但是，“東聯站”以海南軍區“支保壓左”，還未做公開檢查為理由，認為現在大聯合不是時候，繼而火燒解放東路上的海口婦幼保健站，又撕毀海南地區軍管會主持形成的關於海口地區三大派羣眾組織集中開會慶祝國慶的協議。10月24日，“海聯司”在廣場召開“鬥私批修”大會，遭到“東聯站”所屬“紅總”的衝擊。兩派的派性鬥爭再次激化。 ^[2] 

11月17日，“東聯站”所屬的海南機械廠“東方紅”以遷移電話機為名強佔機械廠大樓，被“海聯司”圍困。“東聯站”組織幾百名羣眾、學生向困守機械廠的人送食品，雙方在機械廠附近發生衝突，造成幾十人受傷。事態發生後，海口警備區司令部主持兩派代表談判達成協議。會後“海聯司”按照協議主動撤出機械廠，但“東聯站”乘“海聯司”撤出之機，進行寒然襲擊，造成十幾人受重傷。此後，雙方武鬥升級，釀成更大的流血傷亡。 ^[2] 

從12月中旬開始至25日，“東聯站”與“海聯司”多次在海府路的建國酒店、海南旅社、海南汽車總站發生武鬥，雙方有數百人動用炸藥、槍支等軍用武器參加，造成數十人傷亡，建國酒店、海南旅社等建築被炸燬。 ^[2] 

12月29日，“東聯站”與“海聯司”在解放路的海口百貨大樓發生武鬥。雙方動用高射機槍、手榴彈等軍用武器，造成大樓起火燃燒和數人傷亡。趕來救火的解放軍戰士及羣眾多人受傷。“東聯站”一些頭頭乘亂搶走救護車、消防車各一部及滅火工具一大批，洗劫了百貨大樓的物資。這是海口地區發生的第二次大規模武鬥。 ^[2] 

在海口兩大派發生武鬥期間，全島各地也相繼發生武鬥。1968年1月，瓊海縣紅旗聯合總部與“東聯站”在嘉積冰室、萬寧縣大茂公社周家莊大隊等地發生武鬥，雙方動用炸藥、改裝裝甲車、槍支等軍用武器，致使23人死亡。1月27日至28日，儋縣縣革命造反派大聯合籌備委員會(籌派)和縣革命造反派大聯合聯絡站(聯派)在那大鎮發生嚴重武鬥事件，19人被打死，縣公安局大樓以及糧食加工廠等被焚燒，商業停業、工廠停產、交通中斷。 ^[2] 

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砸爛舊公、檢、法”口號的鼓動下，1967年5月至1968年1月期間，“東方紅”、“東聯站”、“紅海司”等造反派組織，前後23次衝擊已實行軍管的海南、海口公安機關，綁架、毆打、殺傷公安幹警，搶劫槍支320多支、子彈1000多發，搶走交通工具、檔案和公章等110多種貴重物品，砸壞海南公安大樓。海南其他地方也相繼發生衝擊公安機關的事件。 ^[2] 

海南行政區革委會成立後，由於革委會成員的素質、水平參差不齊，經歷不一，加上一些造反派組織頭頭擠了進去，造成革委會內部的紛爭和動盪。1968年3月下旬以後，在林彪、江青一夥煽動反對“右傾翻案風”的影響下，海南地區一些對革委會權力分配不滿的造反派組織頭頭藉機製造各種事端，重新拉山頭，樹旗幟，使剛剛實現大聯合的單位又重新分裂。他們以“反覆舊、反右傾”為名，提出種種極左主張和無理要求，盡力擴充自己的勢力。在他們的蠱惑下，收繳上來的武器又被搶奪，羣眾組織之間的派性鬥爭和武鬥再度發生，給工農業生產和社會秩序造成嚴重破壞。5月24日至7月23日，海南鐵礦由於兩派造反派組織武鬥，致使大批工人外流躲避，礦山被迫停產海府地區，又發生造反派組織衝擊部隊，搶劫國家物資,殺傷解放軍戰士和羣眾等惡性事件，兩大派羣眾組織之間武鬥再次出現。 ^[3] 

1968年5月3日，“東聯站”一些頭頭以《海南日報》校對錯誤為由頭，向報社發難，聲稱這是一起反革命政治事件，要“揪出報社的現行反革命分子”。5月6日晚9時多，“東聯站”所屬“海大總”打着“造反有理”的旗號，強行沖人已經實行軍管的海南日報社，佔領報社大樓，發表“封閉反動的海南日報的嚴正聲明”。“海大總”封閉《海南日報》後，海南行政區、海口市革委會和報社軍管會多次要求“東聯站”和“海大總”派出代表進行協商解決。廣東省革委會也拍來電報，要求“海大總”馬上撤出報社。但“海大總”和“東聯站”的頭頭堅持佔領報社大樓。封報後，廣大幹部羣眾普遍不滿。6月5日晚上東聯站”所屬的“紅總”、“紅東三司”、“海大總”等組織的一些頭頭衝進海南日報社大量搶劫印製毛澤東著作的紙張。海口警備區司令部為了保護國家財產，保護工廠的安全和恢復海南日報的出版，採取了必要的措施，派解放軍進駐海南日報社，並逮捕了為首搶劫的3名學生頭頭。6月6日上午9時多，“東聯站”所屬組織的隊伍來到報社門口，提出無理要求得不到滿足後，煽動和組織不明真相的羣眾手持兇器衝擊報社，搶劫解放軍的武器，一些頭頭還向解放軍開槍。為了執行中央“九五”命令，解放軍被迫採取強制措施，開槍還擊。在這次事件中，羣眾、學生和解放軍戰士傷亡40多人，其中羣眾死亡12人，造成極壞的影響。這就是震驚海南全島的“六六”事件。 ^[3] 

進入1968年，崖縣（今三亞）的兩派羣眾組織——“紅旗”派和“井岡山”派，發展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開始在三亞港附近組織武鬥隊，構建武鬥工事，搶佔制高點，封鎖街道，相互開槍開炮射擊。6月23日，發生武鬥事件，部分農場民兵奉命調進縣城介入這一事件，兩派羣眾組織各自築起工事，進行激烈槍戰，造成無辜人員傷亡。24日，三亞港碼頭因兩派羣眾組織武鬥發炮射擊，引發火災，靠近碼頭的南海公社、水上運輸公社及三亞鎮的民房216間被燒燬，造成幾十人死傷，195户人家、近千人無家可歸。鑑於這種形勢，7月2日，崖縣農代會向全縣人民發出“公告”，要求廣大人民羣眾警惕和防止造反派組織尋機制造武鬥事端，挑起大規模武鬥。7月26日，兩派羣眾組織又在梅山地區醖釀武鬥，“支左”部隊和300多名民兵奉命及時趕到，進駐梅山公社，並且，當日崖縣革命委員會、崖縣軍事管制委員會、崖縣人民武裝部就關於兩派羣眾組織對立武鬥問題發出《給梅山廣大貧下中農和全體民兵的公開信》，這才阻止了一場大規模血腥相殘事件的發生。 ^[5] 

1967年8月1日，銀川的兩派羣眾組織，“總指揮部”和“籌備處”約萬人在銀川市西塔發生武鬥，造成流血事件。隨後在8月8日和13日，這兩派羣眾組織又先後在永寧大觀橋和吳忠縣城發生兩起嚴重武鬥事件，在永寧縣大觀橋武鬥中死亡80餘人。 ^[4] 

同年8月28日，在青銅峽地區兩派羣眾組織嚴重對峙時，康生競下令當地駐軍向一派羣眾開槍“鎮壓”，使這一派羣眾死亡104人、傷殘133人，造成了遠近聞名的被“四人幫”稱之為青銅峽“八·二八反革命叛亂”的流血慘案（純屬錯案、後得以徹底平反昭雪）。 ^[4] 

同年8月30日，銀川郊區掌政發生兩派羣眾組織的武鬥流血事件，雙方死亡15人，傷100多人。其他小規模的武鬥未統計在內，這種武鬥死傷情況在8月份達到高峯。 ^[4] 

據統計，從1967年6月7日至7月15日，全市有71個單位發生武鬥97起，共傷亡165人。其中，死亡1人，重傷27人，部隊在執行宣傳制止武鬥、“支左”和執勤中被打傷96人，其中重傷住院5人，公安人員執行任務被打20餘人，其中傷4人，被抓1人。 ^[6] 

在互相對立的兩派羣眾組織發生的武鬥中，流血事件不斷髮生，社會治安混亂。1967年7月9日，9個單位發起組織成立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革造會”），與“八二九工總司”觀點形成對立，七八月間接連出現重大武鬥流血事件。 ^[6] 

1967年7月21日，湖南嶽陽城區造反組織“打派”和“擁派”因派性導致武鬥，參加武鬥的有1000多人，雙方共打傷70餘人，死亡2人。8月9日，岳陽“高司”與“工聯”兩派發生武鬥，全城槍聲四起，封門抄家，設卡抓人，打死7人，打傷100多人，其中受重傷40餘人。9月3日至7日，岳陽城區“工聯”與“湘江風雷”、“東方紅”、“青年近衞軍”等羣眾組織，因派性衝突，先後有3000多人蔘加武鬥，雙方死16人，傷50多人。 ^[7] 

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賈平凹《古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