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山區民族生態文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探索適應文化傳承創新的協同研究模式，提高民族生態文化研究的水平，探索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區域經驗；立足“國家連片特困地區（武陵山區）生態扶貧博士人才培養項目”，構建武陵山區民族生態文化研究與利用人才培養體系；圍繞《武陵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2011-2020年）》，探索中國西部扶貧的道路，建構中國反貧困的理論；建立武陵山區民族生態文化研究的創新公共平台，開展武陵山區民族生態文化的數字化建設；以武陵山區的“三帶”環境為依託，建構產學研用的產業化平台，為發展該區域的生態產品、生態與文化旅遊、居民健康等服務。

黨的十八大把“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國家發展戰略部署的一項重要舉措，使生態文明建設上升到國家意志的戰略高度，納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的總佈局，該協同創新中心對武陵山區生態文化展開研究，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國務院制定了《武陵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2011-2020）》，將武陵山區作為國家對集中連片貧困區實施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的試點。鄂、湘、渝、黔4省市的71個縣（區、市）被納入在內，湖南省以37個縣（區、市）佔據了其中的“半壁江山”。該協同創新中心的創立，是我國創新“集中連片貧困區”脱貧致富理論與實踐路徑的需要。

湖南省委、省政府制定《創新型湖南建設綱要》，提出以生態文明建設為前提推進湖南“四化兩型”建設，建設天藍地綠水淨的湖南。該協同創新中心是踐行《綱要》的重要平台，是貫徹實施湖南省委、省政府重大戰略的需要。

武陵山區為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白族、瑤族、漢族等多民族聚居區，但又是老、少、邊、窮、山“五位一體”的典型代表。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武陵山區民族團結與社會穩定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該協同創新中心是探索民族社會發展、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新途徑的需要。

武陵山區（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作為國家批准設立的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是湖南省第一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有其特殊價值。該協同創新中心是在新形勢下確保武陵山區資源多樣性存在，推進傳統生態產品的升級換代與市場開發，創新資源多樣性的利用機制，促進武陵山區的生態文化產業發展的需要。

武陵山區的城市化率比全國平均水平低20%，且其差距還在繼續擴大。武陵山四省片區之間、片區內各縣之間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發展差距。與此同時，在城市化進程中，武陵山區的生態環境遭受巨大的破壞，嚴重地影響了當地居民的身體健康。因此，該協同創新中心是推進武陵山區城市化、生態環境維護與居民健康良性互動的需要。

武陵山區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創造了豐富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據統計，該地區擁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53項，省級239項，是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分佈最密集的地區。然而，隨着現代化進程加速，該地區文化遺產受到猛烈衝擊。該協同創新中心開展區域生態環境與民族文化的相互關係及其歷史變化的研究，使該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以保護和創新。

當前，我國將“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國家發展戰略部署的一項重大舉措，將武陵山區作為國家對“集中連片貧困區”實施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的試點，湖南省委省政府也制定了以生態文明建設為前提的推進湖南“四化兩型”建設的重大戰略。但對武陵山區生態文化缺乏綜合、創新性的研究情狀和學科格局，阻礙了這一重大戰略的全面實施。為落實國家和湖南省的重大戰略部署，提供相應的理論支持和實踐參考，必須開展對武陵山區生態文化的協同創新研究。

武陵山區是我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居住在其間的多個少數民族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建構起了相互共享的生態文化體系。但武陵山區分屬4省市的71個縣（區、市）管轄。這種行政區域的分割，使整體性的生態文化體系呈現出區域的差異性，在武陵山“集中連片貧困區”的扶貧開發過程中，出現了各個行政區域對政策和資源爭奪等問題。為尋求這些問題的解決策略，引導區域和諧有序發展，必須開展協同創新研究。

在根本上，武陵山區的生態文化問題，是一個文化、歷史、社會、政治和經濟等問題的綜合體。因此，單一的學科視野、研究主體、人才培養模式和評價機制皆難以形成系統的科學透視、有效的研究合力和支持力度。因此，必需建立一個多學科對話平台，開展協同合作，創新學科研究、人才培養模式與評價機制，以有效克服缺陷與不足，整體、系統地認識和把握武陵山區生態文化問題的本質。

生態文化研究呈現出一種分隔的狀況。相關的理論研究，主要為介紹西方生態文化的理論流派；而相關現實問題的探討則主要集中於武陵山區之生態環境、各民族生態知識、國家政策與生態移民等方面。在理論研究與現實關懷之間並未形成有效對接，理論與實踐的區隔，難以產生指導武陵山區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重大理論成果。職此，必須開展協同創新研究。

當前學界重視對生態文化的基礎研究，而對生態文化的應用研究，如武陵山區扶貧攻堅的有效路徑，文化產業發展途徑，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山區城市化的具體模式，區域食品結構與身體健康以及各層次應用人才的培養等問題卻關注不足，缺乏科研機制與體制的創新及制度性保障。因此，為助推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文化產業發展，創新科研機制體制，真正實現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結合，必須開展協同創新研究。

生態文化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為應對其所處的複雜生態環境、社會環境和民族關係所建構起來的文化體系。這樣的文化體系，是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要素的交融體。然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將生態文化分割為“生態”與“文化”兩個獨立部分，自然科學研究其中的“生態”，人文社會學科則關注其中的“文化”。這樣的研究範式，難以全面把握生態文化的本質。因此，為實現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學科學的對話，全面認識武陵山區各民族生態文化本質並服務於民族地方社會發展，必需開展協同創新研究。

究理論創新：文化制衡論。武陵山區各民族在其歷史過程中不斷地賦予其所應對的生態環境以特定的文化歸屬。這種民族文化與生態環境之間不斷偏離與迴歸的互動形式，體現了武陵山區民族文化與生態環境之耦合本質。由此，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事實與自然環境共同構建起武陵山區的“民族生態文化”。在這一特定的“民族生態文化”內，民族文化與生態環境相互制衡，確保武陵山區各民族的文化事實與自然環境整體耦合運行，在維護自然環境之於民族生存的對應性的同時，更彰顯武陵山區各民族文化的生機與活力。

研究方法創新：終端驗證法。通過從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學術規範出發對武陵山區同一民族生態文化問題進行研究，揭示其生態環境與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關聯，不同學科在研究的終端上，實現不同理論總結之間的相互印證和補充，從而達成對同一民族生態文化問題的共識。因此，就武陵山區民族生態文化問題的研究而言，並不糾纏於不同學科研究的過程差異，而強調最終研究目標的統一驗證。這不僅是生態民族學綜合研究的方法論貢獻，為自然科學研究提供重要啓示，更為武陵山區民族生態文化問題研究提供具有針對性和有效性的解決路徑。

研究機制體制創新。在整體的視野下，打破原有學科、專業、高校、院所、區域、行業等之間的體制壁壘，突破制約協同創新的體制機制障礙，開展多學科的對話與合作。創新國際交流與合作模式，優化資源配置方式，建立有組織創新、協同管理、資源整合和成果共享等制度體系，充分釋放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創新要素的活力，形成有利於協同創新和解決區域發展重大需求的長效機制。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