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經七書

在孫武晉見吳王闔閭時就是一部獨立的軍事著作。既後又增加了他在吳國的戰爭經驗，從而更加完備。它問世之後，得到了社會上廣泛的重視和流傳。《韓非子·五蠹》説：戰國時候，“藏孫(孫武和孫臏)、吳(吳起)之書者家有之”。從現存漢、唐、宋古籍對《孫子兵法》的徵引看，就有好幾種不同的抄本。銀雀山出土的《孫子兵法》殘簡，是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抄本了，其中《形篇》就是文字不盡相同的甲乙兩個寫本。北宋時的《十家注孫子》本與《武經七書》系統的《孫子》本也有某些不同。

在漢朝中期以前，《孫子兵法》十三篇是獨立而完整的。西漢未年劉向《七錄》則稱《孫子兵法》三卷。不説“十三篇”而説“三卷”，可能是由於從簡策變為帛書的緣故。而晚於《史記》一百多年的《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卻記載為《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清朝學者畢以珣在《孫子敍錄》中指出了這一篇帙驟增的原因。他説：八十二篇中，除了孫武見闔閭以前所作的十三篇外，其餘六十九篇都是孫武的佚文。這六十九篇佚文，大部分已失傳了。恢復十三篇原型的工作，直到距《漢書》六十多年後的東漢末年，才由曹操親自完成。這就是如今我們看到的宋朝《十家注孫子》古本。它把十三篇以外的六十九篇另編為《續孫子兵法》二卷。在《隋書·經籍志》和《唐書·藝文志》中都有著錄，大概在唐以後才失傳。

是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歷有着錄，但篇數不等，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等存世，5卷，24篇，9000餘字。另唐魏徵《羣書治要》輯存4篇；1972年，銀雀山漢初墓出土殘簡6篇，與其他版本相應之篇大同小異。《隋書·經籍志》注稱《尉繚子》作者為“尉繚，梁惠王時人”，有疑為秦王政時尉繚所作，也有疑為後人偽託。據現有資料推斷，成書似在戰國中期。

《尉繚子》傳世本共五卷二十四篇，以南宋刻《武經七書》本為最古。《漢書·藝文志》雜家著錄《尉繚》二十九篇，兵形勢家著錄《尉繚》三十一篇。據《隋書》、《舊唐書》的《經籍志》和《唐書·藝文志》，傳世的是雜家的《尉繚》。其篇數與《漢書》不符，當因在流傳過程中有部分亡佚。該書內容大部分論兵，因此宋以後多視為兵家著作，但其論兵，與《漢書》所謂兵形勢家異趣，有人以為即《漢書》兵形勢家的《尉繚》，恐不可信。《漢書》雜家《子晚子》下注有“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可見今所傳《尉繚子》有可能列入雜家。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相傳戰國初期吳起所着，戰國末年即已流傳。《漢書·藝文志》稱“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載為一卷。今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分上下兩卷。《吳子》是在封建制度確立後，戰爭和軍事思想有了顯着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這時，軍隊成分的改變，鐵兵器和弩的廣泛使用以及騎兵的出現，引起了作戰方式的明顯變化。它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戰爭理論、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方面的觀點。

《吳子》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軍事緊密結合起來，所謂“文德”，就是“道、義、禮、仁”，並以此治理軍隊和民眾。認為“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強調軍隊、國家要和睦。所謂“武備”，就是“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必須“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它把戰爭區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質，主張對戰爭要採取慎重的態度，反對窮兵黷武。

古代重要兵書之一。大約成書於戰國初期。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齊威王(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0年)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漢代對《司馬法》評價很高。武帝時，“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土”。(見苟悦《申鑑·時事篇》)司馬遷稱道《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司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東漢以後，馬融、鄭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馬法》為重要文獻資料而加以徵引，據以考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軍制。晉唐之間，杜預、賈公彥、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馬法》為立説的根據。可見《司馬法》當時仍具有軍事權 威著作的聲譽。宋元豐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馬法》列為《武經七書》之一，頒行武學，定為將校必讀之書，其重視程度，也不減晉唐。

《六韜》又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素書》，舊題周初太公望（即呂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認為是後人依託，作者已不可考。一般認為此書成於戰國時代。全書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此書在“道家”列“《太公》 ，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類著錄有《國史六》“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字與韜同也。”《隋書·經籍志》明確記載：“《太公六韜》五卷，周文王師姜望撰。”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中，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就有《六韜》的五十多枚，這就證明《六韜》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傳了。

《六韜》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家權謀類的始祖。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六韜》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三略》，原名《黃石公三略》，是我國古代著名的兵書，相傳作者為漢初隱士黃石公。最早提及此書的是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中記載：張良刺殺秦始皇未成，遭追捕，被迫隱姓埋名藏匿於下邳（今江蘇邳縣），在這裏遇見一位自稱谷城山下黃石的老者，授其一部《太公兵法》，即《黃石公三略》，其後此公便不見於史載。張良得書，潛心研究，後幫助劉邦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漢政權。但據考證，《黃石公三略》的成書當不早於西漢中期，它是後人在吸收先秦優秀軍事思想的基礎上，總結秦漢初政治統治和治軍用兵的經驗，假託前人名義編纂而成，其中有許多獨到之處。

《黃石公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3個部分，共3800餘字。與前代兵書不同，它是一部專論戰略的兵書，尤其側重闡述政略，這是該書的一個顯著特點。它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專講戰略的專著。《三略》的另一個特點，即是大量引用古代兵書《軍讖》、《軍勢》中的內容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共引用了700餘字，佔全書的1/6強。因而為後人保留了這兩部已佚兵書的部分精華。

《李衞公問對》，又稱《唐太宗李衞公問對》、《李靖問對》。唐代著名軍事家李靖撰，是唐太宗李世民與李靖討論軍事問題的言論輯錄。此書有人懷疑是北宋阮逸偽作，因為此書在史書《舊唐書》和《新唐書》沒有記載。此書多半為後人託名之作。

現存《李衞公問對》共三卷，分為上、中、下三部分，一萬餘字，記錄了唐太宗與李靖問答九十八條次。內容豐富，多聯繫唐以前戰例及太宗、李靖本人的親身經歷，參照歷代兵家言論，圍繞着奪取主動權、奇正、虛實、主客、攻守、形勢等問題進行討論，闡述其軍事思想。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説：“其書分別奇正，指畫攻守，亦易主客，於兵家微言，時有所得”。這一概括應該説是簡明扼要的。

從現存的《李衞公問對》來看，該書主要表現了李靖如下幾個方面的軍事思想：一、“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思想。李靖説，兵法“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已”。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就是掌握戰場上的主動權，讓敵人受制於己方，而不讓己方受制於敵方。李靖在書中提出的奇正、虛實、攻守等，都是為了實現“致人而不致於人”的目的。也可以説，李靖的整套戰略戰術都是圍繞這一中心來設計的。客觀地説，這種“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思想並非李靖的首創，在《孫子兵法》等兵書中都有反映，但都沒有李靖強調得這麼突出。二、奇正思想。“奇”與“正”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一對重要範疇。《李衞公問對》對這一問題的貢獻和發展表現：首先是進一步充實了奇、正的內容，認為奇、正包含着豐富的內涵。例如，它認為，對敵進行政治聲討是正，進行軍事打擊是奇；公開出兵是正，奇襲是奇；主攻方向或主要防禦方向是正，助攻方向或次要防禦方向是奇；前進為正，後退為奇等等。其次是提出了“正亦勝，奇亦勝”的思想。《孫子兵法》曾提出了“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的思想，而《李衞公問對》則認為，善於用兵的人，無處不是正，無處不是奇。

前言

計篇第一、作戰篇第二、謀攻篇第三、形篇第四、勢篇第五、虛實篇第六、軍爭篇第七、九變篇第八、行軍篇第九、地形篇第十、九地篇第十一、火攻篇第十二、用間篇第十三 ^[1] 

前言

圖國第一、料敵第二、治兵第三、論將第四、應變第五、勵士第六 ^[2] 

前言

仁本第一、天子之義第二、定爵第三、嚴位第四、用眾第五 ^[3] 

前言

天官第一、兵談第二、制談第三、戰威第四、攻權第五、守權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議第八、將理第九、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戰權第十二、重刑令第十三、伍制令第十四、分塞令第十五、束伍令第十六、經卒令第十七、勒卒令第十八、將令第十九、踵軍令第二十、兵教上第二十一、兵教下第二十二、兵令上第二十三、兵令下第二十四 ^[4] 

前言

上略、中略、下略 ^[5] 

前言

文韜：文師、盈虛、國務、大禮、明傳、六守、守土、守國、上賢、舉賢、賞罰、兵道

武韜：發啓、文啓、文伐、順啓、三疑

龍韜：王翼、論將、選將、立將、將威、勵軍、陰符、陰書、軍勢、奇兵、五音、兵徵、農器

虎韜：軍用、三陣、疾戰、必出、軍略、臨境、動靜、金鼓、絕道、略地、火戰、壘虛

豹韜：林戰、突戰、敵強、敵武、鳥雲山兵、鳥雲澤兵、少眾、分險

犬韜：分兵、武鋒、練士、教戰、均兵、武車士、武騎士、戰車、戰騎、戰步 ^[6] 

前言

捲上、卷中、卷下 ^[7] 

《武經七書》北宋刊本已不可見，現存南宋孝宗或光宗時刻本，原為陸心源皕（音bì）宋樓藏書，後被日本巖崎氏買去，藏日本靜嘉堂。國內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宋本《武經七書》校刊精審，明清以來翻刻傳抄，多據為底本，成為獨具特色的《武經七書》系統本。《武經七書》問世之後，注家蜂起，存世之作，不下數十種。宋朝施子美《施氏七書講義》是現存最早的注本，對明清注家起了發凡啓例的作用。明朝建國，重視武學，太祖朱元璋提倡“軍官子孫，講讀武書”，促進了對《武經七書》的研究。代表性的注本有劉寅《武經七書直解》、黃獻臣《武經開宗》、張居正輯注《武經七書》、李贄《七書參同》、陳玖學《評註七子兵略》等。其中《武經七書直解》因“註疏詳明，引據切當”，最為後人重視。清朝沿襲宋明舊制，亦重《武經七書》，然注家大多限於彙輯前人舊説，少有新意。影響較大的有朱墉《武經七書匯解》、丁洪章《武經七書全解》等。《武經七書》集中了中國古代兵法的精華，被宋及後世確定為兵學經典，對中國軍事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各種注本對人們學習和研究《武經七書》具有參考作用。

《武經七書》頒行後，備受世人關注。為了更好地發揮它在戰爭、國防、建軍、教學中的作用，注家蜂起，先後出現了幾十種註釋本，其中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注本，有宋朝施子美的《武經七書講義》，明朝劉寅的《武經七書直解》、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清朝朱塘的《武經七書匯解》、丁洪章的《武經七書全解》等。這些註釋本，對研究、學習《武經七書》，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可見，這七部兵書是何等重要。

《武經七書》頒行後，成為宋朝以來軍事學校和考選武舉的基本教材。南宋規定，武學（軍事學校）的學生，必須學習兵法。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為軍事鬥爭和教學之急需，命令兵部刻印《武經七書》發給有關官員和高級將領及其子孫學習。《武經七書》宋刊本，曾被日本人買去；後來特別是17世紀以來，在日本出現了多種重刊本、翻譯本和註解本。《武經七書》中的頭兩部兵書《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在歐、亞、美流傳更廣。可見《武經七書》在國外的影響之大。

宋神宗於熙寧五年（1072年）六月，繼宋仁宗之後重新開設“武學”（軍事學校）。為了適應教學和軍事訓練的需要，元豐三年（1080年）四月，宋神宗詔命國子監司業朱服等人“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靖問對》等書，鏤版行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校定後的七部兵書共25卷，於元豐年間（1078年～1085年）刊行，統稱《武經七書》，以之考選武舉和教學。中國的歷代官員必須閲讀《武經七書》的部分或全部，方可獲得升遷。多個世紀以來，學者們的各樣註釋及分析生成了多個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