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同儒

武同儒，1904年出生於灌雲縣鬱林鄉武莊的一箇中農家庭，幼年入團圓宮鄉塾讀書，他聰穎好學，才智過人，學習成績優異，深得師長喜愛。高小畢業後，考入板浦省立第八師範學習。隨着年歲的增長，知識閲歷的豐富，在校內受進步教師的啓迪，以及五四運動的影響，思想進步很快。他同情貧苦農民，憎恨地主豪強，敢於抨擊時弊，仗義執言，為貧苦農民鳴不平。他的家鄉有一地主山霸名仇東山，其人刁鑽刻薄，霸佔山林，欺壓百姓，羣眾對他恨之入骨，但敢怒而不敢言。少年武同儒卻在團圓宮令人醒目的粉牆上畫了一張漫畫：一個地主老財，頭戴瓜皮小帽，身穿前清馬褂，腰間挎一小刀，把仇東山這個地主搜刮民財，比成刀割，對仇姓地主進行諷刺。從此，百姓們稱呼仇東山為“仇小刀”，武同儒也被鄉里譽為“少年一雄”。

武同儒20歲時，父母為他完姻，娶成氏為妻，生二女一子。長女小霞、次女可霞、子可雨。

1926年，板浦省立第八師範校園裏新文化、新思潮已得到傳播，青年武同儒受到新思潮的激盪，在進步教師的影響下，由“鳴不平”，進而追求革命真理，立志改造舊世界。當時他的家鄉雲台山區有一樹藝公司霸佔了山林，並設立南大局、北大局，自訂“山規”，設立看山隊，禁止山民上山砍柴拾草維生，激起貧苦山民的怨恨，便同樹藝公司打“山案官司”。但貧苦百姓總是輸，有理講不通。為此武同儒心裏窩着滿腔怒火，發誓要與山霸鬥一場，以解救眾鄉親們的苦難。現實使他清醒地認識到，要鬥倒樹藝公司，光靠少數人不行，只有團結起來才有力量。他假日回家，就找鄉親們談心，啓發他們的覺悟，把一些青年團結在他周圍。經過他的積極宣傳鼓勵，一批山民聯合起來了，並組織了一個“窮人會”。在當時，入會是貧苦農民求生存的一種最好的組織形式，加入窮人會的大部分都為青年骨幹，一場鬥公司、求生存的羣眾風暴在醖釀着、籌劃着。

1927年3月下旬的一天，以武同儒、範培林為首的“窮人會”，集合會員300餘人，加上貧苦山民上千人，手持刀斧、扁擔，喊着“還我山林，反對封山”等口號上山，把樹藝公司霸佔山林後栽植的二、三百畝樹苗全部砍光。

樹藝公司經理徐紹垣為了報復，乞求灌雲縣政府派兵鎮壓，逮捕了為首的範培林，帶至縣府監獄關押。武同儒親自上堂，與縣長徐伯堂面對面地據理力爭，慷慨陳詞：“自古以來，貧苦山民祖祖輩輩皆以砍柴種田度日，樹藝公司強佔山場，斷絕山民生路，才爆發這場山案官司，實乃官逼民反。縣長大人乃一方父母官，不能伸張正義，為百姓着想，反而逮捕山民，實屬荒唐……”這番話，把徐伯堂斥責得啞口無言。武同儒又進一步説道：“縣長大人是國父生前倡導的三民主義信徒，其民生主義就是要讓民眾得以生存，實行耕者有其田。為告慰國父在天之靈，忠於三民主義，請立即釋放範培林，深望縣長三思。”經過武同儒一番鬥爭，徐伯堂自知理虧，怕事態鬧大，將範培林交保釋放。山霸們不準上山砍柴的禁令也被打破了。從此，青年武同儒在家鄉的聲望益高，地主山霸對他無可奈何。然而，他們並不甘心，樹藝公司和地主豪紳、官府相互勾結，欺壓民眾，山民們仍然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

1928年秋，武同儒在東海中學，由惠美琬（惠浴宇）、呂德愚（呂鎮中）2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在黨的領導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先後擔任東海縣委、灌雲縣委的領導職務。為了取得合法身份與敵人進行公開的鬥爭，是年底，他在家鄉鬱林鄉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並擔任灌雲縣黨部第二區區分部執行委員。1929年2月，他參加縣黨部選舉，被選為灌雲縣黨部候補委員，遞補為執行委員、宣傳部部長。他利用這一合法身份，全身心投入到黨的事業中去。當時，黨利用東海中學師範科畢業生分配之機，派毛楚材（汝楠）、王芷英、仲衡到大村海寧小學任教，武同儒也回鄉與毛楚材在大村發展黨員，建立黨的大村支部。他們以小學為基地，開辦平民學校，動員山民入學識字，向他們宣傳革命道理，提倡剪辮子，反對女子裹小腳，宣傳男女平等，啓發山民的階級覺悟。他們還書寫標語、印刷傳單，到大浦、開泰、連雲港等碼頭去張貼散發。他們還帶領學生進行砸土地廟，扳倒菩薩等破除迷信的宣傳活動。

1929年5月，借農曆四月初八“浴佛節”廟會之機，海屬四縣黨的縣（工）委、區委骨幹會議在雲台山三元宮召開，武同儒是當地人，與三元宮僧人熟悉，均由他聯繫安排食宿，負責安全保衞。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六、七十位代表，他們都扮成虔誠的香客，白天“朝山進香”，晚上開會。會議傳達了黨的六大會議精神，並佈置新的鬥爭任務。會議還分析了當時的鬥爭形勢，總結了前段“窮人會”與樹藝公司鬥爭的經驗教訓，決定將窮人會改為扁擔會，在此基礎上發動一次大規模的農民暴動，並建立農民武裝。會上決定由武同儒任總指揮。指揮部設立在大村阿育王塔下的海清寺。

武同儒進一步鼓勵貧苦山民同山霸作鬥爭的行動，激怒了徐伯堂，遭到了逮捕，被關進縣監獄，後轉至清江監獄。武同儒在獄中堅貞不屈，國民黨無計可施，加之黨組織積極營救，終於獲釋。回來後，他繼續聯絡雲台山區農民，組織扁擔會，並秘密搞武裝，準備暴動。

東海中心縣委為加強沭陽暴動的領導力量，決定調武同儒擔任中共沭陽縣委委員、城區區委書記。武同儒雖然離開大村，但暴動的各項準備工作已基本就緒。1930年8月8日，雲台山區的扁擔會會員和貧苦山民近千人，高舉紅旗，揮舞扁擔、斧頭，鐮刀，高呼“創共產、救窮人、除山霸、還山林”的口號，浩浩蕩蕩，蜂擁上山。他們搗毀了南北大局，把紅旗插上香爐頂，震撼了國民黨地方當局的反動統治，沉重地打擊了土豪山霸的惡勢力。

武同儒到沭陽後，積極開展黨的組織建設、武裝建設等工作，參與領導羣眾鬥爭。1930年4月中旬，沭陽縣委在鄭莊召開會議，決定5月1日在馬廠搞示威遊行活動。縣委採取聲東擊西、調虎離山的策略，於4月27日、28日兩夜，由武同儒率領一批黨員，在沭陽城大街小巷，遍散傳單。國民黨沭陽縣政府見勢恐慌，馬上將分駐在各市鎮的縣大隊調回沭城，維持“治安”。武同儒的行動，為馬廠“五一”大遊行取得預期的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

根據江蘇省總行委的統一部署，沭陽縣行委決定在沭城舉行“八一”總暴動，武同儒是主要領導者之一。由於叛徒出賣，暴動失敗，武同儒不幸於7月31日被捕。

武同儒被捕後，國民黨對他威逼利誘地説：“你在海屬德高望重，為有影響之人，只要回頭為黨國報效，高官有得做”。這均遭到他的嚴厲痛斥。在敵人的嚴刑拷打下，武同儒正氣凜然，視死如歸。8月3日深夜，武同儒、江守元等同志慘遭國民黨殺害。他們在臨刑前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打倒國民黨！”等口號。武同儒犧牲時年僅26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