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輦圖

圖卷右半是在宮女簇擁下坐在步輦中的唐太宗，左側三人前為典禮官，中為祿東贊，後為通譯者。唐太宗的形象是全圖焦點。閻立本煞費苦心地加以生動細緻的刻畫，畫中的唐太宗面目俊朗， 目光深邃，神情莊重，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風範與威儀。閻立本為了更好地突現出太宗的至尊風度，巧妙地運用對比手法進行襯托表現。一是以宮女們的嬌小、稚嫩，以她們或執扇或抬輦、或側或正、或趨或行的體態來映襯唐太宗的壯碩、深沉與凝定，是為反襯；二是以祿東讚的誠摯謙恭、持重有禮來襯托唐太宗的端肅平和、藹然可親之態，是為正襯。該圖不設背景，結構上自右向左，由緊密而漸趨疏朗、重點突出，節奏鮮明。 ^[3] 

從構圖的角度來講，這幅畫很明顯將所有人物分成兩組：以畫卷中軸線為界，左邊三個男士依次排開，井然有序，沒有任何裝飾，在規矩中略顯拘謹；右邊以唐太宗為中心的人物羣，左右簇擁的仕女形象，以及裝飾物“兩把屏風扇”、“一展旌旗”、“步輦”等等，把人物的佈局按照其功能自然分工成不同的角色，而且仕女衣帶飄飄和晁蓋的迎風招展都有意刻畫一種充滿了柔情、安詳、和善的情調。左右這種對比，尤其是譯官謹小慎微、誠惶誠恐和仕女們神情自若、儀態萬方的表情形成鮮明的對比。一張一弛、一柔一剛，讓人的視覺得到了充分地享受。就像彈琴時的左手伴奏一樣，穩健而低沉；右手高音區炫音技巧的展示，華麗而不俗脱；一唱一和，和諧有序。 ^[2-3] 

另外，只有典禮官一個人是紅袍在身，未免顯得孤零零的，仍然造不出喜慶的氣氛。於是作者巧妙地利用了晁蓋頂，和宮女服飾的配色，映襯出一團祥和、喜慶的氣氛。 ^[2] 

從色彩上講，這幅圖的場景是一個喜慶的場面。根據中國的傳統習俗，喜慶的場面通常由紅色裝點基調。這幅圖作者為了突出這一特點，特地將典禮官——位於畫面正中間的軸心人物畫成紅色。這樣做的目的既可以一上來奪人眼目地突出紅色，又不會太突兀得難於接受。因為按照習俗，祿東贊來自吐蕃，服飾多以網狀彩繪織成，很少有一整塊同樣顏色的衣服。再者，由於紅色代表正氣，代表恢宏的氣勢，理應當由中原大唐朝獨享，而非喧賓奪主地給吐蕃穿戴上。其次，唐太宗也不合適着紅裝，一者皇上為至尊天子，然而能夠與尊貴相配的顏色只有黃色；二者紅色由皇上穿戴，不免顯得皇帝過於輕浮，不夠穩健睿智。如果再考慮僅由於年代久遠，風蝕和破壞，原本皇帝身着的鍍金裝束成了土黃色，那麼就不難理解作者在顏色安排上的獨到之處。 ^[2] 

從繪畫藝術角度看，作者的表現技巧已相當純熟。衣紋器物的勾勒墨線圓轉流暢中時帶堅韌，暢而不滑，頓而不滯；主要人物的神情舉止栩栩如生，寫照之間更能曲傳神韻；圖像局部配以暈染，如人物所著靴筒的折皺等處，顯得極具立體感；全卷設色濃重淳淨，大面積紅綠色塊交錯安排，富於韻律感和鮮明的視覺效果。此圖一説為宋摹本，但摹繪較精，仍不失原作之真。幅上有宋初章友直小篆書有關故事，還錄有唐李道志、李德裕“重裝背”時題記兩行。 ^[3] 

松贊干布是吐蕃第三十二世贊普，他平定叛亂，開創了統一的吐蕃王朝。在唐文化的影響下，松贊干布對吐蕃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進行了改革，促進了吐蕃社會開始向封建制過渡，可以説松贊干布是一位頗有作為的贊普。634年，他派使者向唐求婚，但未能如願以償。638年，他又派使者帶琉璃寶入唐求婚，同時，他又帶領20萬軍隊猛攻唐朝的松州（今四川松藩），想以此向唐施加壓力以答應自己的求婚，但被唐軍擊退。至此，他認識到必須要誠心與唐和好。 ^[2] 

公元640年，即唐貞觀十四年，吐蕃王派大相（相當於宰相）祿東贊向大唐求親，第二年到達長安。由於當時大唐帝國國泰民安，各民族友好相處，因此，當時竟有五個兄弟民族的首領向大唐求親，太宗很是為難。最後，想出一個平等競爭的辦法：請五位大使參加考試，誰考勝了，就把公主嫁給誰家的首領。 當時出了五道難題，吐蕃使臣祿東贊過關斬將，一路領先，最終取得了勝利。太宗非常高興，心想：松贊干布的使臣這樣機智、聰明，松贊干布自己更不用説了。於是，決定將文成公主嫁予吐蕃王松贊干布。 文成公主出嫁的消息傳到吐蕃以後，吐蕃人在很多地方都準備了馬匹、犛牛、食物和飲水，決定隆重迎接；松贊干布親率歡迎隊伍由拉薩出發直奔青海迎接。松贊干布高興地説：“我今天能娶上國大唐公主，實在榮幸。我要為公主建造一座城，作為紀念，讓子孫萬代都要與上國大唐永遠親和。”他按照唐朝的建築風格，在拉薩修建了城郭和宮室，這就是現在的布達拉宮。 ^[2] 

文成公主入藏時，帶去了大批絲織品和典籍，還有許多樹木、果蔬的種籽，將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和生產技術帶進了青藏高原，促進了藏族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吐蕃也派送了大批的貴族子弟到長安學習詩書，長安的婦女們也一度風行吐蕃人將臉塗紅的風俗，稱之為“吐蕃妝”。 ^[2] 

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對加強漢藏兩族的聯繫、團結，發展藏族的經濟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受到人們的敬仰，西藏拉薩布達拉宮內至今還保存着他倆的塑像。 ^[2] 

由於此圖經歷千餘年的傳承，如今所能見到的閻立本作品，尚無一幀能毫無爭議地確定它為閻立本所做，這幅傳為閻立本所做的《步輦圖》，對它是唐代閻立本所做還是唐代其他畫家的原創摹本，或為宋人波本有許多爭議，而書畫鑑定界對《步輦圖》的討論認為《步輦圖》的繪製年代不晚於宋代，定其為宋人摹本。但不管是唐代、唐摹還是宋摹，作品的繪畫水平都是很高的。 ^[7] 

對比1959年版的《步輦圖》和1978年版的《步輦圖》兩版的《步輦圖》會發現，唐太宗手中的布袋不見了，宮女的手也變成了一段袖筒。唐太宗的右手被抹掉了。 ^[4] 

唐太宗手裏的小白布袋很重要，是因為它是全圖的核心和眼睛，有了它，這幅圖的主題就非常明確，是授官，而非許親。 ^[4] 

故宮的人對圖的題記部分視而不見。史書上記載：“貞觀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使者祿東贊為右衞大將軍，祿東贊是吐蕃之相也，太宗既許降文成公主於吐蕃，其贊普遣祿東贊來逆，召見顧問，進對皆合旨，詔以琅琊長公主外孫女妻之……” ^[4] 

“拜祿東贊為右衞大將軍”，這個小白布袋裏，也可能正是“右衞大將軍”的印信。小白布袋（魚符袋）是三品以上官員出入宮廷的身份標識，唐代大書法家柳公權在《玄秘塔碑》、《神策軍碑》、《金剛經碑》碑文中，將皇帝“賜紫（綬）金（綬）魚袋”錄入碑文，以示榮寵。 ^[4] 

《故宮博物院歷代繪畫藏品選集》的《作品簡介》中，則把“琅琊長公主外孫女”，説成是唐太宗把自己的外孫女許給贊普松贊干布，實際上是把長公主的外孫女許給祿東贊。後來，在勘誤表上，贊普松贊干布改正為祿東贊，但祿東贊娶唐太宗外孫女一句並未更正。　 ^[4] 

以女性充當挽輿之人，原已違揹人之常情。自有輦車、輿、轎以來，充當輿士的都是男子，由於先天的性別差別、體力差別，因而分工不同，這在磚畫、壁畫、卷軸畫上早有證實。遠的不論，只就北魏司馬金龍墓出土的漆屏風、漢成帝所乘的肩輿、陳宣帝的腰輿、《清明上河圖》中的九乘轎子和七輛獨輪車、兩輛雙輪車、三兩牛車，以及《晉文公復國圖》中累見的輦車，它們的輿士皆是男子，而這些繪製，皆是唐代本朝以及前後朝代的製作。

況且，《步輦圖》挽輿的9名女子，從服飾的打扮來判斷，與宮女完全不同，倒像是舞女。這一點，通過唐朝李賢墓、李重潤墓、永泰公主李仙惠墓壁畫的宮女打扮就知道。以舞女充當輿士，如果有也只有荒唐無道的國君才有可能，只有在後宮嬉戲時命舞女挽輿，而不可能在行幸中讓國人、朝臣親眼目睹，更不會在召見外國使節時亮相。

在《步輦圖》中，可以看見唐太宗召見吐蕃使臣，沒有穿朝服而是穿便裝，並且一隻左腳伸出袍服之外，露出襪子和圓口便鞋。這一露，也露出馬腳來。

在古代的繪畫中，為了完美地表現帝王，一般都畫皇帝穿着考究，一般也都畫朝服。這點從《歷代帝王圖》可以看出，皇帝端坐輿上的儀態都是正襟趺坐，即覆蓋在衣裳之下的盤膝盤腿，連陳廢帝亦不例外。此外，皇帝的服飾和使臣的也有所不同，使臣有使臣穿的服飾和鞋。

《歷代帝王圖》中7位帝王朝服與敦煌初唐壁畫第220窟、維摩詰經變右下的帝王與羣臣朝服相比，其服飾規格畫法和色彩相當一致，都是戴冕旒、著青衣、朱裳、曲領、白紗中單、大紅蔽膝、大帶，以及足登有小牌坊形翹頭勾在裙外的朝鞋。

上述種種，説明偽作者沒有對這些歷史常識進行過研究，或者根本沒有見過皇帝是如何站和坐的。

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宮樂圖》，台灣地區的研究者將其認定為唐人作品。盛唐人的臉是肥肥的，這從《宮樂圖》中可以發現，人物的臉上，圓臉線條畫得結實，人物的手，一筆一筆的，隨便哪張臉和哪隻手，線條都很厚重。再看《歷代帝王圖》，人物也是圓圓的，是初唐時的畫法。此外，在唐人的壁畫中，眼睛都是比較闊的。

而《步輦圖》的女子都是小眼睛小鼻子，身體很削瘦。這種風格在唐宋時的畫裏沒看見，要到明清才出現。明清人物畫一般是細眼睛小鼻子，身子弱不禁風，不過明清唐伯虎、仇英等人畫的仕女儘管軀體瘦削，線條還是挺拔的。《步輦圖》從線條上來講，也畫不過這些明清一流的畫家，線條僵硬，甚至人物的眼睛都畫得模糊不清。

學者語出驚人判定此圖“非唐畫，更非閻立本的作品，而是後人的一件偽作”，其“繪畫藝術水平很差，它的榜題以及後面的章伯益的書法藝術的水平也差”，其“既不是唐人的，也不是宋人的。”偽作説“非唐畫”確有多聞闕疑之益，然其餘論斷則可商榷。對這樣一幅千古名畫作是非優劣的判定應較為審慎，陳先生的貶抑之論在相關的《題跋的疑問》及歷史文化背景的闡述上均未穩妥，此不僅僅關涉書畫藝術，更有關於史學 ^[9]  。

此畫應是北宋早期的臨摹本，其底本當是閻立本原畫。如前所述，章篆末行“唐相閻立本筆”，顯然是唐以後人的口吻；同時，章氏此語已透露此畫是按“唐相閻立本筆”而臨摹的。我們在畫幅拖尾還看到北宋米芾、劉次莊、張舜民等十八人從元豐三年(1080年)八月廿八日到元祐元年(1086年)孟夏四月的題跋觀款，其中對章篆作評價的二人。其一曰：“閻相國之本，章伯益之篆，皆當時精妙。元豐甲子孟春澣中淤日圃澤張向書於長沙之靜鑑軒。”元豐甲子即元豐七年(1084年)。其二曰：“元豐七年二月三日觀步輦圖，章伯益篆誠佳筆也。長沙劉次莊。”張向、劉次莊所言確非無根之談，尤其是劉氏為北宋書法名家及書法理論家，其專著《法帖釋文》乃專精之作，像他這樣的專家是不會輕許他人的。既然此畫是宋人摹本，那麼章篆末行何以稱其為“唐相閻立本筆”，張向題跋又稱其為“閻相國之本”呢？這其實是當時文士對宮院摹本的習慣稱法。摹本是當作“下真跡一等之副本”被珍視的。中唐宰相張弘靖家富有歷代書畫收藏， 可與宮廷秘府相比，其中有些就是唐代宮廷的摹本。晚唐時，張弘靖之孫張彥遠曾專門描述對宮中高手摹拓前代書畫的情況：“古時好拓畫，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筆蹤，亦有御府拓本，謂之官拓。國朝內庫翰林、集賢秘閣，拓寫不輟。承平之時，此道甚行，艱難之後，斯事漸廢，故有非常好本拓得之者，所宜寶之，既可希其真蹤，又得留為證驗。”張彥遠所述唐人珍視宮院摹本的情況，相沿成習，對後代也有深刻影響。北宋宣和畫院和南宋紹興畫院，聚集了不少書畫高手，摹拓歷代名家書畫，真跡與摹本同被珍藏。那些“下真跡一等之副本”亦常被當作真跡珍視。如唐初馮承素、虞世南、褚遂良臨摹王羲之《蘭亭序》，傳為馮承素的摹本最得王羲之原作神韻，後人往往稱馮氏摹本為王羲之《蘭亭序》，這猶如章伯益稱宋摹本《步輩圖》為“唐相閻立本筆” ^[9]  。

關於李道志，陳佩秋先生説：“從題跋看，‘太子洗馬武都公李道志’，表明此題跋由李道撰寫。按李道的官銜，史書應當有傳，但廿五史的人名索引中只有三名李道，他們所處的朝代分別是魏、北齊和宋。”這顯然是誤讀跋文，至於閻立本圖上跋文的人物更與魏、北齊和宋各朝的人不相及。古代漢語固然可釋“志”為“記”，但從題跋格式看，第一行“太子洗馬武都公李道志”與第二行“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德裕”平齊，因此此人姓李名道志，而不是姓李名道。嚴格地説，第三行“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重裝背”仍是“李道志、李德裕‘重裝背’時題記”。這種精確的年月日記事，説明他們都是晚唐文宗大和間生活着的人。李道志官位太子洗馬，據《新唐書·百官志》：東宮官，“司經局，洗馬二人，從五品下。掌經籍，出人侍從。”但史書上沒有他的傳並不奇怪。晚唐時期，史失其官，晚唐實錄多有亡佚，乃至方鎮大吏在兩《唐書》中亦不乏語焉不詳者。然其爵位武都公，乃武都郡公之省稱，高達正二品，此人當是李唐宗室。《舊唐書》卷六○《宗室傳》，記唐高祖從父兄子淮南王李道玄，其弟道明即為武都郡公，唐太宗時人。此即可為一佐證。李道志可能就是《步輩圖》的收藏者。大和七年(833)，李德裕首次任宰相，進封贊皇伯。七月丁酉，為中書侍郎。李道志請有“大手筆”之稱的宰相李德裕鑑賞並題畫，這是很自然的事 ^[9]  。

李德裕為著名書家，不僅家中富有書畫收藏，而且經眼的歷代書畫名跡極多，因此主張對這幅名畫重裝裱措的應是李德裕。在題寫姓名時，他將爵位崇高的李道志寫在首行，亦是很自然的事。書畫研究者陳啓偉在與陳佩秋先生討論李道志其人時，表現出對唐代歷史頗為隔膜。他説“這個李道可能是中唐時人。因為他前面的官銜是‘太子洗馬’，這個官銜從秦漢開始設置，唐代仍有傳承。我估計，這個李道可能是武則天時期的一名為太子掌管書籍的小官。武則天好賜‘武’姓，‘武都公’是否為武則天的賜名？”且不説其誤讀跋文，將李道志説成李道，其年代上的混亂實在不應該。大和年間是晚唐，武則天在初唐，兩者相隔150年之遙。作者又説“李道可能是中唐人”，這就連唐朝初、盛、中、晚的基本常識都沒有弄清楚。武都公明明是封爵，卻被作者誤解為武則天賜名。這對普通讀者造成的混亂是亞須澄清的。關於李德裕，陳佩秋先生説：“假設《步輦圖》中的題跋是李德裕所寫，那麼讓我們再來對照題跋內容和史書記載，結果發現，題跋行文內容與史書有驚人的相似”，由此她推斷題跋不是李德裕撰寫，因為“《舊唐書》，後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修，唐朝中期的李德裕是不會從100多年後的史書中抄錄題跋的。”事實恰恰相反，此圖題跋應出自李德裕之手。首先，李德裕撰寫題跋有文獻為證。米芾《畫史》述《唐畫》第2條即雲：“唐太宗《步輦圖》有李德裕題跋。人後卻猜是閻令畫真筆。今在宗室仲爰君發家。”元代湯垕《畫鑑》述《唐畫》第1條更明確説：“贊皇李衞公小篆題其上，唐人八分書贊普辭婚事。”湯垕《畫鑑》乃經後人輯佚成書，中間多有脱誤，此處將祿東讚辭婚説成贊普辭婚，即是一例顯誤。但他與米芾一樣看到過原畫上李德裕的題跋，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如今的宋人臨摹本上已不見李德裕篆書與唐人八分書，只有章伯益的篆書。但是題跋中精確的年月日“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貞觀十五年春正月甲戌”，與李德裕仕履合禪的官職“中書侍郎平章事”，只能來自親身經歷過，而又精通史書的李德裕。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章伯益篆書前三行説明“重裝背”的題記，後十行用小篆書寫的那段故事情節，都是過錄李德裕在原畫上的題跋而來的 ^[9]  。

《步輦圖》小型張發行於2002年3月16日，它的面值為8元，發行量1290萬，是國家郵政局2002年發行的第5套新郵，同時也是2002年發行的第一枚小型張。 ^[10] 

在《步輦圖》小型張正式發行之前，期貨價曾達到35元，但隨着郵市運作環境的惡化，市場對其的期望值也逐級下降，致使《步輦圖》小型張正式發行時，其市場價格只以25元開盤。面世之後，受郵市大盤進一步惡化的影響。 ^[10] 

從盤口來看，多空雙方在這一位置基本上達成了暫時的平衡。但由於《步輦圖》小型張的上檔密集成交區集中在20元附近，且25元開盤價和35元期貨價已形成了相當大的壓力，因此，短期內《步輦圖》小型張價格的上揚阻力重重。 ^[10] 

閻立本（601～673年），唐代雍州萬年人，隋代畫家閻毗之子，閻立德之弟。唐太宗時任刑部侍郎，顯慶初年，代兄做工部尚書，總章元年為右丞相。擅長書畫，最精形似，作畫所取題材相當廣泛，如宗教人物、車馬、山水，尤其善畫人物肖像。《步輦圖》是以公元641年（貞觀十五年）吐蕃首領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聯姻的歷史事件為題材，描繪唐太宗接見來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祿東讚的情景。 ^[11] 

閻立本的繪畫，一是線條剛勁有力，二是色彩古雅沉着，三是人物神態刻畫細緻。一般被認為出自閻立本之手的畫作共有4幅：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步輦圖》，描繪唐太宗接見來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者的情形；藏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歷代帝王圖》，共繪有自漢至隋十三位帝王的畫像；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貢職圖》與《蕭翼賺蘭亭圖》，分別繪有各國使者向唐朝皇帝進貢的圖景、唐太宗派監察御史蕭翼以巧計從和尚辯才處賺取王羲之書法名跡《蘭亭序》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