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處理閩東經濟發展的六個關係

正確處理閩東經濟發展的六個關係

（一九八九年二月）

閩東的貧困是諸多因素造成的，使閩東脱貧致富是我們的重任；而臨海朝洋的地理環境、海峽兩岸關係的緩和、開放政策的實施，又使閩東面臨着實施沿海發展戰略的考驗。脱貧致富和實施沿海發展戰略這雙重任務，使閩東的工作更加艱鉅亦更有意義。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閩東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閩東的變化，不是短時間內發生的令人眩目的變化，而是凝聚着全區人民心血的漸進、累積式的變化，是一種由量變到質變的滴水穿石般的變化。今後閩東的發展，不但需要艱苦奮鬥的精神，更需要尋找適合閩東經濟發展的道路，其指導思想我把它歸結為“因地制宜、分類指導、量力而行、盡力而為、注重效益”。遵循這個指導思想，閩東的經濟發展要處理好六個關係。

經濟發展需要長期目標和近期規劃的相互結合。但是，在處理二者之間的關係時，經濟相對不發達地區，更易出現急於求成的傾向。如果只把眼睛盯在一些近期不具備條件的事情上而不顧及時機、步驟，那就等於丟棄了遠、中、近所有目標。我去年到閩東工作，聽到三大熱門話題：開發三都澳、修建福温鐵路、建設中心城市。我認為，全區上下議論這三大話題的意義在於表明人們思變心切和自身認識能力的提高。我之所以淡化對這三大話題的期望值，就是因為要強調其中包含的長期目標和近期規劃的關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説：“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像港口、鐵路建設這些動輒上億投資的項目開發，有賴於國家全局性的宏觀決策。中心城市的形成，也是經濟長期發展的結果。閩東財政赤字大，靠自身是難以從事耗資巨大的投資項目的。今明兩年國家把治理、整頓作為工作的重點，收縮信貸，抽緊銀根，不可能對閩東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所以，我們正確的態度應該是：看到三大目標，積極進行宣傳和前期準備。我們需要研究未來的發展戰略，但它的科學性應建立在對區情、省情乃至國情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上，並依此來確定“宏圖大略”。我們工作的着眼點只能放在切實可行的基礎上，遠期目標只能腳踏實地地逐步實現。我們既要避免把近期難以實施的遠期目標超前化，又要防止把近期規劃簡單化。

速度和效益是對立統一的矛盾，把握它們之間的統一點，是比較困難的。我認為，應該在追求更高效益的基礎上來促進發展速度與經濟效益的統一。“欲速則不達”。應當看到，立足於追求高速度，往往對資源擠榨過甚，整個經濟生活沒有迴旋餘地，不恰當的速度會對生產力發展產生一種破壞作用。我們強調把經濟效益放在首位，一方面是為了遏制不適宜的經濟發展速度，另一方面也是基於對閩東現實的思考。閩東基礎薄弱，經不起折騰，幾十萬元以上的項目務求必勝。閩東投資渠道有限，更要注意把投資放在有效益的項目上。閩東管理水平低，產品利税率低於全省平均水平。現有的生產能力還有三分之一沒有開足。因此，通過內涵擴大再生產，搞好挖潛，提高效益的潛力還是很大的。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閩東這些年雖然取得較大成績，但主要經濟指標在全省的比重都是呈下降趨勢。所以，適當的發展速度還是需要的。這樣可以避免拉大同全省、全國的距離，防止消極的、不求發展的現象出現。

處理好這對關係首先必須明確兩個前提：第一，閩東的資源較為豐富，但這些資源的開發利用取決於合理的產業政策的引導；第二，閩東的產業結構的調整應主要依據本地資源的現狀。閩東的資源是有差異性的，但閩東的產業結構從量的角度看，沒有體現這種差異，基本上呈均衡分佈，沒有突出的、明顯的主導產業，資源的有差異性與產業結構的趨同現象要引起我們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

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區域經濟發展，如果沒有正確地制定產業政策，結構生產力得不到充分釋放，經濟增長就不可能取得應有的速度和效益。所以，閩東應制定區域的產業政策，確定產業發展的結構、順序和時機等。

閩東的農、林、水電等資源的潛力極為可觀。我認為這種區情應當作為閩東產業結構調整的依據。農業是閩東的優勢，過去的發展靠農業，今後仍然離不開農業的綜合發展，必須跳出傳統的自然經濟的農業圈子，跨上綜合性商品經濟的大農業的新台階。閩東山地多，但林業基礎差，覆蓋率和蓄積量都比較低。我們應採取積極的方針，把林業置於事關閩東脱貧致富的戰略地位來制定政策。值得強調的是，食用菌促進了閩東的經濟發展，但必須處理好食用菌和其它產業的關係，特別是與林業的關係。食用菌發展比較快的地方，可以搞林菌掛鈎。閩東的海洋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尚處於起步階段。外海捕撈船隊建設要引起重視。淺海灘塗養殖要向深度、廣度進軍，已發展起來的對蝦養殖要主攻單產，高檔魚類和貝藻養殖要擴大面積。水電工業是閩東的一大資源優勢。我主張既積極又量力而行地開發閩東的水電資源。水電既是基礎產業，又是效益好的產業，所以“先有錢、先辦電”。可以集資上小型電站，尋求外商獨資或與外商合資合辦中型電站，逐步形成以閩東水電為主，又與省電網聯網調峯相結合的電力工業體系。還可走廠電結合的路子發展閩東的冶金工業。

需要強調的是，閩東工業發展的一個最基本原則是要與自我平衡能力相適應。閩東各縣的產業結構調整，可根據本地的資源和生產力狀況制定出相應的主導產業以及產業羣體。主導產業可以實行投資傾斜政策，使之超前發展，並通過主導產業的上下游聯繫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如古田的食用菌深加工，柘榮的製藥工業，霞浦的按摩器和三菜（海帶、紫菜、榨菜）加工，福安的電機、鐵合金等，都是很有前途的產業，對這些原料充足、市場銷路看好的產業，要採取有力措施，促其上規模、上批量，追求規模經濟效益。

當然，經濟發展的規律表明，工業的大發展必然會超出區域平衡原料的界限，需要利用相當數量的外來原料，但立足點還應在於本地區資源的加工利用。

沿海與山區這雙重的經濟形態，構成了閩東經濟發展的特殊問題。認識這種特殊問題的內容和意義在於：第一，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而言，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任何歷史的生產力都是下一代人的生產生活的起點。所以沿海、山區都有自身的經濟發展的道路可循。第二，沿海和山區客觀存在着差異，有差異就有互補協作的可能。閩東經濟發展戰略就是要考慮到這種矛盾的統一。所以在政策的制定上不能搞一刀切，在措施的推行中，要注重沿海與山區的差異和協作。

是山區經濟的振興抑或是沿海經濟的發展，都是閩東經濟上新台階的重要一翼。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在生產力區域佈局中處理這兩翼關係時，實行均衡的戰略。相反，我認為，我們應走差異佈局的路子，也就是説，基於經濟狀況不均衡的現實，走“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生產力佈局的路子。拿投資來説，要把投入產出係數的高低作為決定投資數量、方向的基本依據，實施投資傾斜政策。理由很明顯，其一，投資不是“救濟”，不是越窮，投資的比重就要越大。其二，在一定時期內，越是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投資的產出就會越快、越多。當然，這並不等於説山區就不投入了。我們只是説，在整體上有所側重，而在具體的投資項目上，山區效益好的，也可以增加投資比重。

沿海一帶，特別是福温公路沿線一帶，是閩東工業比較集中的地方，其工業產值佔全區70%多，財政收入佔全區64.8%。福鼎、福安、霞浦三縣工業產值均在億元以上。這一帶是我們生產力佈局中的重心地帶。我們設想以賽岐為中心增長點，沿福温公路兩線向內陸延伸，逐步向山區梯級推進。

我認為，開放和扶貧對閩東來説，出發點和歸宿都是為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所以都應統一於商品經濟規律的運動之中。這種“統一論”包含三層意思。第一，開放和扶貧有一定差異，具體地表現在兩者都有自己的運動形式和規律，所以必須有不同的政策和措施；第二，開放和扶貧彼此融合，所以我們提倡的是，用開放意識來推動扶貧工作和在扶貧工作上運用開放政策；第三，開放和扶貧相互依存，互相促進，扶貧的成果將是開放的新起點，開放將使扶貧工作邁向新台階，所以我們必須爭取整體功能效益。基於以上認識，閩東經濟發展應該是開放和扶貧的政策雙管齊下，閩東的開放和扶貧工作應具有自身的特色。

閩東被國家列入沿海開放縣的有霞浦、寧德兩縣市，沒有列入的縣同樣有如何開放的問題，也要具有開放的觀念、意識。閩東的開放正在摸索中前進，但有四點我們應該明確：第一，不要盲目照搬特區的做法，遠離老城區搞孤立的開發區，只能依託現有的城鎮，也就是説，只能走內涵式開發區的路子。第二，這幾年各地開放實踐證明，減免税不是外商最重要的參照系，他們不僅看省錢，更關心多賺錢和好賺錢。閩東的軟環境建設大有可為，比如簡化手續，降低費用，堅持一個窗口對外，防止政出多門、拖拉扯皮等。第三，要把對外經貿工作和對台經貿工作結合起來，以大力發展三資企業、三來一補業務和對外貿易，拓寬對台貿易和引進台資新格局。第四，把資源開發和對外開放結合起來，用具有閩東特色的資源來增強對外的吸引力。

閩東的脱貧工作已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有87.3%的貧困户解決了温飽問題。但開放意義上的脱貧，則要求扶貧工作邁上新台階。閩東的改革應進一步深化，各項工作都要以改革總攬全局，扶貧工作也要貫徹改革精神。扶貧資金不搞撒胡椒粉，要集中90%以上的扶貧資金用於縣、鄉、村級經濟實體，增強實體的造血功能，要優先支持億元鄉鎮、科技示範鄉鎮、星火計劃、副食品供應和出口創匯商品基地，努力地創建經濟小開發區，把扶貧與區域經濟開發結合起來。必須搞好農村二步改革，完善雙層責任制，進一步促進土地的適度規模經營，促進農民增加對農業的投入。農業生產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也必須在農業的全方位發展中得到不斷完善。企業改革，要在完善承包制的基礎上引進競爭機制，優化勞動組合，力求“一步到位”，大膽推行租賃、拍賣等改革。有條件的企業還可以試行股份制。總之，國家和企業的產權關係只能化繁為簡，建立非父愛式的單純的賦税關係，為企業全面走向市場創造條件。

對貧困地區來説，要強調科技教育對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但由於經濟實力有限，科技教育又面臨着資金不足的局面，於是矛盾就出現了。比如，一筆錢的投入，我們是投向教育，還是投向工廠？

當然，經濟的不發達，決不能成為不辦科技教育的理由，相反，正因為經濟不發達，我們更要有興辦科技教育的動力和壓力。科技教育和經濟發展是互為因果的關係，我們不能等經濟發展了再來辦教育。“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誤了幾年，就是誤了一代。科技教育和經濟發展的矛盾只是提醒我們注意：第一，要用長遠的戰略眼光來看待科技教育，要把科技教育作為閩東經濟社會發展的頭等大事來抓；第二，在經濟實力不足的情況下，要講求辦科技教育的效益；第三，要努力把科技教育的熱能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動能，既強調科技教育的普及，又講究科技教育的“實效”。

矛盾與解決矛盾的方法同時產生。就教育而言，要實行“普及教育”與“成人教育”並存的方針;要特別重視職業教育和農村的掃盲工作；全社會都要為教育辦幾件實事，多渠道、多形式辦學。爭取在1990年解決完小以上的“一無二有”；抓緊各種培訓，比如，農村實用技術的培訓，幹部職工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培訓。就科技而言，重要的是要面向生產，面向農村，要提倡科技人員進入商品生產的主戰場；同時，要把科技重點放在實用科技上，與城鄉產業結構的調整相結合，大力促進科技人員投身於星火計劃。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