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山尊

歐陽山尊（1914—2009），中國話劇導演。1914年5月24日，出生於湖南瀏陽，自幼受到父親歐陽予倩愛國主義和進步文藝思想的薰陶，學生時代即參加進步演劇活動。曾多次獲導演獎，並先後獲文化部及全國老有所為“奉獻獎” ^[2]  。

歐陽山尊（1914—2009.7.2）原名歐陽壽，生於湖南瀏陽。他的曾祖父是清末湖南才子歐陽中鵠，幼年過繼給伯父歐陽予倩，開始受到戲劇的薰陶，學生時代積極參加戲劇活動。參加過影片《天涯歌女》的拍攝。

“九·一八”事變後，參加左翼演戲運動，抗戰開始後，他參加上海救亡演劇一隊，翌年到延安，以後歷任抗日軍政大學總校文工團副團長，戰鬥劇社社長，1942年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在轉戰晉察冀過程中，他曾導演過10餘部反映敵後鬥爭的戲，並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書信表揚。

歐陽山尊比話劇一百年誕辰小七歲，他1914年生於湖南瀏陽，原名歐陽壽。從小生活在身為話劇藝術家的伯父歐陽予倩先生身邊，深受中國戲劇藝術的薰陶，並對話劇藝術產生濃厚興趣。早在中學時代，就開始參加學校組織的各種話劇創作演出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後，一腔熱血的歐陽山尊毅然離開學校，和幾位同學一道參與到抗日救國的洪流之中。他先是輾轉到杭州，參加“五月花”劇社的話劇演出活動，幾個月後回到上海，考入浙江大學。此時，他已經完全痴迷於對戲劇的追求之中，他與金山等人組織劇社，在極其簡陋和困難的情況下，演出了《都市之角》《雷電》《油漆未乾》等劇目。“九·一八”事變後，上海戲劇界、電影界、救亡協會等文藝組織有十多個演劇隊，歐陽山尊在演劇一隊，組織並參與演出了許多抗戰劇目，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反響。

像許許多多的熱血青年一樣，遠在中國西北的小城延安無時無刻不在召喚着他，為了心中的夢想，歐陽山尊從上海出發，輾轉到達西安前線，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後經多方努力，從八路軍辦事處爭取到一百元錢，購買了一輛舊自行車，正是這輛在當時來説算是很“先進”的交通工具，陪伴着他風餐露宿地奔波了800多里，於1938年到達延安。在這裏，歐陽山尊被一種全新的生活深深吸引，他以高昂的熱情，投身到解放區的文藝工作。1939年，歐陽山尊結束了自己在抗日軍政大學的學習生活，毅然奔赴抗日前線，先是在八路軍120師戰鬥劇社工作，後參加遊擊劇團到敵戰區開展文藝宣傳。那時他們一共11個宣傳員和7個偵察員，每人一條槍30發子彈，帶着一架油印機和簡單的化妝品，每到一個村莊，就找個廟宇或土台子，把軍被當幕布掛起來，然後派人到村子裏動員羣眾出來看戲，羣眾來了他們就開始演出，演出結束就趕緊收拾攤子趕往下一個村莊。此時的歐陽山尊完全沉浸到了回憶之中，他無限感慨地説：“那時真是年輕啊，心裏總像是燃燒着一團火，渾身有使不完的勁，每次演出結束，老百姓給遞上一缸子白開水，往手裏塞把花生或紅棗，心裏就很滿足了。”

1942年5月，歐陽山尊參與了延安文藝座談會，這引發了他關於中國文藝發展前途的許多思考。歐陽山尊是個心裏有事不吐不快的人，經過一番思索，他和幾個同事一道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的感想，不久，毛澤東同志就給他們回了信，直到晚年，歐陽山尊依然清楚地記得這封信的內容，他回憶説：“毛主席在信中説，你們的信收到了，感謝你們！你們的劇我以為是好的，延安及邊區正需看反映敵後鬥爭生活的戲劇。”這封回信無疑給了歐陽山尊莫大的鼓舞和鞭策，更加堅定了他從事抗戰話劇創作的熱情。

在延安，歐陽山尊先後擔任過抗日軍政大學總校文工團副團長、戰鬥劇社社長等職。1943年12月，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隊成立，賀龍點名將歐陽山尊調入。這期間，他導演了10餘出反映敵後鬥爭生活的劇目。60多年後，歐陽山尊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心中還隱隱有些激動，他説：“我常常帶着劇團到村子演出，人們已經很難想象出當時的條件有多麼簡陋，我們演出的時候，沒有燈光就往喝水用的缸子裏倒點兒菜籽油，放上一根棉花捻子點燃照明，即使這樣，我們演出得也特別賣力，老百姓很喜歡看。有時候突然下起雨來，我們不停，老百姓就站在雨中看戲，一直到演出結束還不肯離去。”

新中國成立後，歐陽山尊參與了創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工作，他與焦菊隱、夏淳、梅阡等人一起開創了北京人藝現實主義話劇風格，這期間儘管經歷了無數的政治風浪，但歐陽山尊始終沒有放棄對話劇藝術的追求與探索，他曾先後導演了《春華秋實》《日出》《帶槍的人》《三姐妹》《楊開慧》《末班車上的黃昏戀》等50多部話劇，沒有人知道這些作品傾注了他多少心血，從而成為一代人心中無法抹去的深刻記憶，成為中國話劇史上不朽的經典作品。

除了話劇之外，他還導演了《關漢卿》《松贊干布》《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紅色宣傳員》《於無聲處》等數十部舞台劇和影片《透過雲層的霞光》、電視劇《燃燒的心》等。

從北京人藝建院到1978年，他一直任副院長兼副總導演。在此期間，他曾導演過《春華秋實》《日出》《帶槍的人》《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李國瑞》等十餘部大戲。

他自稱是一匹不知疲倦的老馬，以耄耋之年活躍在戲劇戰線上，在80—90年代他應邀來人藝導演了《巴黎人》、《末班車上黃昏戀》。此外，他還為許多劇團導過戲，並執導過電影《透過雲層的霞光》和電視劇《燃燒的心》。他的導演風格氣勢磅礴，感情濃烈，節奏鮮明，富於時代精神。

2009年7月2日下午3點20分，中國戲劇的奠基人之一、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創始人之一、著名導演藝術家歐陽山尊於北京協和醫院因病逝世，享年95歲。歐陽山尊的逝世是中國戲劇界的悲痛，無數戲劇人和老觀眾將為其悼念。

歐陽山尊是中國戲劇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國著名戲劇、戲曲、電影藝術家歐陽予倩之子。歐陽山尊在解放前開始從事演藝事業，解放後參加組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並擔任副院長、副總導演。與焦菊隱、夏淳、梅阡三人公稱“北京人藝四大導演”，代表作有《白毛女》《春華秋實》《日出》《帶槍的人》《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等。其導演著作以及排練計劃書成為了一代一代戲劇人學習的範本。

2007年中國戲劇百年紀念，歐陽山尊曾以年逾93歲高齡最後一次登台演出，在解放軍歌劇院朗誦了《過客》。在結尾處他毅然從輪椅上起身，昂首向前走去，讓人潸然淚下，見證了中國“戲劇魂”。二、中國戲劇的奠基人和北京人藝的創始人之一

歐陽山尊離休之後，他的心卻一刻也沒有離開自己心愛的舞台，他還在苦苦思索着中國話劇的現狀與發展。2008年4月份，94歲高齡的歐陽山尊同85歲高齡的朱琳、80歲的周正等老一代話劇藝術家同台演出了《紀念話劇百年經典話劇片斷欣賞》。演出中，歐陽山尊是第一個登台演出的演員。他被人用輪椅推上舞台，表演了魯迅先生創作的《過客》中的一段獨白。這段台詞不多，卻充滿了激情，歐陽山尊用盡氣力，努力朗誦得聲情並茂，贏得了現場觀眾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朗誦結束後，歐陽山尊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竟然一下子從輪椅上站了起來，轉過身來，拄着手杖，在人們驚詫的目光中，一步步自己走下了舞台。夫人笑着説：“他平日裏從輪椅上起來，都要別人攙扶的，誰也沒有想到他會這麼做的，當時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真不知道他哪裏來的這麼大能量。”歐陽山尊則頗有豪氣地説：“能從奮鬥了一輩子的舞台上自己走下來，那種感覺真是開心啊。”説到這裏，臉上的笑容開心得像個孩子。

與歐陽山尊先生交談，常常會被他澎湃的生命激情所感染，讓人感覺面前不是一位九旬老人，而是一位充滿朝氣的人。談及養生之道，他説：“我已經90多歲了，身子骨還算硬朗，常有人問我長壽的秘訣，我覺得這個問題不好回答，説得不好反而會產生誤導。我年輕的時候，很喜歡踢足球、游泳，還學過拳術，後來又練了健身氣功。主要是拍打健身法，就是通過適度、有節律地拍打身體，強身健體，阻遏衰老。拍打最好在早晨進行，拍打的部位可根據自己的健康狀況確定，一般每個部位拍打三五分鐘，一天一次。我感覺這個方法對我的健康很有益處，可以通經、活血，消除氣滯，促進新陳代謝。”

對於自己的晚年生活，歐陽山尊説：“幾年前，醫生跟我約法三章，讓我做到‘三不’：活動不能多，不能疲勞，不能激動。這對我來説，實在很難做到，對我來説，時間是多麼寶貴啊，我總覺得自己是在和時間賽跑，就是想停也停不下來啊。我常常對人説自己是生於憂患，老於安樂，留得餘年，報效祖國。”

回首自己走過的人生歷程，歐陽山尊備感欣慰，他説：“中國話劇誕生於1907年，我出生於1914年，可以説是中國話劇的同齡人，我這一輩子經歷了數不清的風風雨雨，卻從來不曾離開過話劇，我的生命是屬於話劇的，我願做中國話劇最忠實的守望者。”

歐陽山尊1914年5月24日出生於湖南省瀏陽縣(今瀏陽市)，1932年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杭州五月花劇社，一生親自參與了中國話劇百年變遷中許多里程碑式的重要時刻，不僅是一位聲望極高的戲劇藝術家、活動家和教育家，而且還是一位重要檔案的形成者、歷史記錄者。筆者曾多次採訪歐陽山尊，看他把眾多資料輕輕翻過，看那不同筆墨的記載；聽他將如煙往事娓娓道來，情動之處常伴以表情、手勢、動作與方言，使人彷彿觀看一幕幕生動的活劇。 ^[3] 

1942年春，歐陽山尊接到延安文藝座談會請柬，即從戰鬥劇社晉西北前線演出現場趕赴延安。毛澤東關於文藝“為什麼人”的講話引發歐陽山尊對文藝工作的思考，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主要是建議延安的藝術家們到抗日前線去，因為前線太需要文藝了；希望黨中央加強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很好地把作家、藝術家們組織起來，給他們以幫助。沒過幾天，毛澤東回了信。信是用軟鉛筆寫在宣紙上的，字顯得很濃，正文只有一句話7個字：“你的意見是對的。”下面寫着“布禮”（即布爾什維克敬禮），再下面是毛澤東瀟灑的簽名。

毛主席的信給了歐陽山尊極大的鼓勵。於是，他在5月16日座談會第二次會議上鼓起勇氣舉手發言。首先介紹前線戰士和敵後老百姓對“新聞記”（戰士和老百姓時稱文藝工作者為“新聞記”）有許多要求：教他們唱歌、演戲、畫漫畫、編輯文章、寫美術字、佈置救亡室等等；然後説文藝工作者到前方的任務，就是要把心肝五臟都掏給戰士和老百姓，凡是文化上的事情不但要為他們做，而且還要教會他們做。他們需要什麼，你就應該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無保留地獻出來，正象魯迅説的“有一份熱，發一份光”，甚至發兩份光。初看起來似乎你付出的很多，事實上，你從他們身上收到的、學習到的卻多得多。他還談到：當時有一些人在部隊裏搞文藝工作不安心，覺得到頭來也只是個排級幹部，不如干其他工作提升得快、級別高。他認為把注意力集中到當哪一級幹部問題上，是趣味不高的。魯迅和高爾基又是哪一級幹部呢？作為文藝工作者應該多問自己到底為人民、為部隊付出了多少精力，要注意的是如何滿足羣眾要求，把工作做好的問題。同時他還建議部隊負責同志考慮提高宣傳員的政治待遇，比如允許他們看他們這一級不能看到的文件，這樣有利於工作。周揚同志後來説，毛澤東聽着歐陽山尊的發言頻頻點頭微笑，滿意地説：“到底是從前方回來的。”

延安文藝座談會是歐陽山尊終生難忘的。2006年盛夏的一天，他指着掛在牆上的照片興奮地回憶起當時合影的情景：5月23日下午召開座談會第三次會議，毛澤東做了結論後，吳印鹹招呼大家到室外合影留念。“你看，毛主席左邊是丁玲，朱總司令，李伯釗，這個是陳波兒；主席右邊是田方，這個留鬍子的是任弼時。我站在以毛主席為中心的第三排靠右第三個。當年，我是從前線趕到延安參加會議的，還扎着綁腿和腰帶，因為照片只露出上半身，你看不見，只能看見我的風紀扣系得很緊，這與其他在根據地呆得時間長的文化人有些不同。”他一邊説，一邊用手橫向一行一行一個人一個人地指點着。照片上果然有些人沒有穿軍裝，即使穿了軍裝的人上衣領子也是敞開着，確實不象歐陽山尊那樣衣裝嚴整。這張合影中的104人並不都是參加座談會的人。由於戰爭，應當參會的同志有的未能收到請柬；有的接到了請柬卻未如期抵達會場；有的軍務緊急沒能全程參加會議；也有非參會人員臨時加入合影行列的。

歐陽山尊開完座談會趕回綏德，立即向戰鬥劇社傳達毛主席在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堅決主張不演大戲和外國戲，帶四幕話劇《豐收》、活報劇《晉察冀的鄉村》和兒童小歌劇《荒村之夜》等3個小戲到延安彙報。毛主席觀看演出後，親筆寫了一封信給戰鬥劇社負責人歐陽山尊、朱丹、成蔭：“你們的劇我以為是好的，延安及邊區正需要反映敵後鬥爭生活的戲劇，希望多演一些這類好戲。”這封信件的手稿及信封現存中央檔案館。毛主席這封信，大大鼓舞了戰鬥劇社為抗日軍民演出的激情，也提高了他們的自信心。原來戰鬥劇社的人不敢進魯藝的大門，後來他們敢抬着頭進魯藝了。

歐陽山尊認為，延安文藝座談會雖然過去60多年了，毛主席提出的文藝工作方向和根本原則仍然是現時文藝工作的科學指針。文藝創作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並不等於簡單的現實生活再現。我國農民中確實存在着一些落後的東西，文藝工作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把那些落後的東西原封不動地展示出來，而應該深入生活，真正瞭解農民羣眾，滿腔熱情地為他們服務，引導和團結他們擺脱落後，走向進步，這樣才能實現革命文藝的目的，也才符合黨中央“弘揚主旋律”的要求。

歐陽山尊曾多次説過：保存資料就是記錄歷史，沒有歷史的記錄很難談到發揚民族精神，繼承革命傳統。做檔案工作的人是值得敬重的。

歐陽山尊十分重視保管積累資料。在戰爭年代，他常帶一把日軍軍官使用的短槍“王八盒子”，還掛着一隻繳獲敵寇的防毒面具空筒，筒內裝着他的“文房四寶”等物，以免被雨淋濕，就這樣保存下來一些寶貴的資料。1938年，時任美國駐華使館的海軍參贊卡爾遜考察我根據地，八路軍總政治部要歐陽山尊為他擔任翻譯。此次考察，經晉西北、晉察冀、冀中、冀南、魯西北、豫西北直至鄭州，再由鄭州返回延安，行程6000餘里，歷時90多天，歐陽山尊寫了6萬餘字的日記。日記從多方面記述了半個多世紀前，面對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並踐行國共合作的政治主張，領導着抗日軍民在華北敵後勇敢抗敵，浴血奮戰的情況；記載了國民黨及其軍隊中的志士仁人和一切愛國人士為民族生存所做出的各種努力；反映了文藝工作組成員與卡爾遜這位中國人民真摯的朋友，所共同經歷的同生死共患難的生活，以及由此建立的深厚而珍貴的友誼；也描述了抗日根據地的經濟狀況和風土人情。

1946年在上海期間，歐陽山尊參加上海文藝界紀念“五四”運動27週年大會，他和李麗蓮在上海辣斐大戲院合演了《兄妹開荒》，這個陝北秧歌劇充滿了陝北農民的濃郁色彩，又帶有革命文藝健康向上的精神，猶如向迷漫着美國軍艦滾滾油煙的黃浦江吹去一陣清風。

1951年春，歐陽山尊率團赴朝鮮戰場搞藝術創作，在朝鮮前線的3個月，每時每刻都面臨着生與死的考驗，有好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在戰火紛飛的戰場上，他與志願軍戰士們一起行軍戰鬥，抓緊時間向戰士們和朝鮮人民瞭解情況，收集了大量創作素材和資料，堅持在防空工事中寫作，先後寫了詩歌《血債要用血來償》、八幕歌劇《勝利》等，撰寫的志願軍英雄人物事蹟通訊和朝鮮風情等文章，散見於志願軍報等報刊。

解放以後，他更加看重檔案資料在戲劇藝術中的作用，認為排好劇目、培養人才不僅要依靠文案工作，還離不開照片、圖片聲像等各種資料。他在北京人藝工作時，關注檔案室的建設，加強劇照管理，倡導演員、導演學習利用檔案資料，從中汲取營養充實創作。

2007年，93歲的歐陽山尊參加了一系列紀念活動。在參加經典話劇片斷欣賞活動時，他本來只需講幾句話就行了，卻要求表演魯迅創作的話劇《過客》中的《不思息》片斷。劇本描寫一個受傷的趕路人，在艱難的人生路上堅韌不屈地行進。歐陽山尊是坐着輪椅上場的，夫人還在他衣服口袋裏備了急救藥。他肅穆莊嚴，聲音蒼桑、清晰而有力：“可恨的是我的腳早就走爛了……因此我的血不夠了，……可是我也不願意隨便喝誰的血。用水來補充血，可能是血裏面水太多的緣故吧，我沒有了力氣。不管前面是什麼，因為前面有聲音在催着我，召喚我！”台詞充滿了蓬勃的戰鬥意志，為此歐陽山尊用盡氣力，儘量使朗誦抑揚頓挫。朗誦結束後，他已是激情澎湃，在全場觀眾的掌聲中竟然從輪椅上一躍而起，拿起身邊的手杖，來了一個漂亮的轉身，雄赳赳氣昂昂地走下台去。觀眾都驚呆了，接着又是更加熱烈的掌聲。歐陽山尊説，魯迅先生一生寫過許多雜文和小説，惟一的劇本就是《過客》，而且是話劇劇本，完全是按照戲劇創作的規律寫的，對劇中人物、服飾、道具、佈景等的寫法非常內行。這段獨白中的“前面有聲音在催着我，召喚我”，是什麼聲音？誰的聲音？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魯迅先生所寫的這個“聲音”，當然是指先進的聲音，是我們黨的聲音在召喚在鼓舞。朗誦時我心裏想到“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我是中國人，我也要站起來！他的夫人笑着説：“他平日裏從輪椅上起來，都要別人攙扶的，誰也沒有想到他會這麼做，當時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真不知道他哪裏來的這麼大能量。”歐陽山尊則頗有豪氣地説：“能從奮鬥了一輩子的舞台上自己走下來，那種感覺真開心啊。”

歐陽山尊是中國話劇的同齡人，一輩子經歷了數不清的風風雨雨，創造了許多傳奇，雖然他迎來了話劇百年誕辰，沒迎來自己百歲壽辰，但他留下的檔案資料和精神財富是不朽的。 ^[4] 

話劇走過百年，與人民，與時代；伴隨着戰鬥，寄託着理想，彰顯着藝術；話劇走過百年，激勵了一代一代民眾，培育了許許多多藝術家。

中國話劇百年華誕之際，93歲的導演歐陽山尊又要登台演出了；回首滄桑，心潮澎湃。仍葆有藝術青春的歐陽山尊，形容自己是“生於憂患，老於安樂，留得餘年，報效祖國”，並仿照岳飛的《滿江紅》填了一首詞：“北國風光，映晚霞倍感親切。雖耄耋，壯志丹心，餘輝未減。功名利祿塵與土，藝海弄潮有年月。迄今日，痴活逾九旬，不思歇。觀世界，風雷急，為和平，速崛起。更翹首期待，兩岸統一。東南西北一盤棋，全面小康已可期。為構建和諧新社會，齊努力。”——話劇老兵的赤子之心躍然而出。

作為北京人藝的著名導演和北京人藝現實主義演藝風格的奠基人之一，幾乎與中國話劇同齡的歐陽山尊老人一生與話劇結下了不解之緣——他的父親歐陽予倩是中國話劇的創始人之一，而他在70多年的藝術生涯中，也導演過50多部劇作，且大多成為經典之作。為慶賀中國話劇百年，老人將再次登台演出，並語重心長地説：中國話劇的傳統不能丟。

“戰鬥性、民族化和現實主義是中國話劇的優良傳統。”歐陽山尊解釋道，中國話劇是伴隨着國家命運和民族興亡而誕生的，伴隨着時代的風雨而興衰沉浮，走過了一條曲折的、不平凡的道路。1907年，留日學生李叔同、歐陽予倩等人組成春柳社在東京演出《黑奴籲天錄》，主張爭取自由解放，宣揚了反抗精神，引起了觀眾的共鳴。後來清朝領事館禁演此戲，並將這些留學生遣送回國。老人清晰地回憶道：“我在學生時代曾參演過校園戲劇，動員人們起來反抗壓迫，當時國民黨特務拿着槍站在我們身邊不讓演，台下觀眾喊繼續演，我們就冒着生命危險演下去。對我們來説，話劇就是戰鬥的武器。後來的抗戰話劇以及解放區戲劇，更是以戰鬥性來動員民眾，宣傳抗戰。中國話劇的戰鬥性是不能抹殺的。”

也正因如此，4月7日、8日，中國老教授協會文化藝術專業委員會和中國文聯主辦的《紀念中國話劇百年經典話劇片段欣賞》演出中，身為名譽會長的歐陽山尊老人執意要登台演出魯迅先生頗具戰鬥性的話劇《過客》。“這是魯迅先生創作的一部話劇作品，很少演出。人們熟知魯迅的雜文和小説，一致認為其戰鬥性強，但這部話劇也很有戰鬥性。”老人告訴記者，魯迅先生這個劇本創作於1925年3月，那時中國共產黨已經誕生，陳獨秀和李大釗在《新青年》上介紹馬列主義，這些魯迅是知道的，劇中他寫一個過客，總有一個聲音在呼喚他前行，“我認為這是黨的聲音，進步的聲音。”這些日子，老人將他要演出的那段獨白工工整整地抄錄下來，認真地背誦着，期望通過演出讓更多的人們知道，百年中國話劇史上，有這樣一部魯迅先生的作品。

曾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親耳聆聽過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參演過解放區戲劇的歐陽山尊，對於中國話劇的民族化、大眾化有着深切的體會，他説：“中國話劇一直植根於現實主義的沃土，植根於中國各族人民的生活中，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是我們應遵循的方向。”解放後，他將藝術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傳統帶到了北京人藝，並與焦菊隱、梅阡和夏淳一起，探索中國話劇與中國戲曲的相互融合，構築了北京人藝現實主義演劇風格。他所執導的《春華秋實》、《日出》、《帶槍的人》等劇作，都成為百年話劇經典之作。北京人藝也以郭沫若、老舍、曹禺的《蔡文姬》、《茶館》、《雷雨》等名劇和朱琳、鄭榕、於是之等眾多名家成為深受觀眾喜愛的話劇團體，確立了在全國話劇界的龍頭地位。

談到話劇的狀況，歐陽山尊指出，中國話劇的主流，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城市，始終是沿着雅俗共賞的道路發展着的，話劇到羣眾中去才能發展壯大。把話劇視為高雅藝術，等於自設藩籬。以“高雅”自居，刻意搞些表現自我、脱離生活、脱離社會、脱離觀眾甚至是人們看不懂的東西，無異於為話劇拴上絆腳石，把話劇拽向低谷。為此，他主張話劇專業劇場演出和下鄉演出結合起來，為觀眾提供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相統一的健康向上的優秀作品。他強調：“有人説，講和諧，再講戰鬥性就過時了。戰鬥性不是階級鬥爭，而是能給觀眾以思想啓迪，給人奮發向上的鼓舞，給人以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