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啓蒙運動

“啓蒙”(Enlightment) 的含義是闡明、澄清、照亮。它給人啓發和啓示。演變成專有名詞“啓蒙運動”時，它的意思是思想解放運動、社會解放運動。在西方，從公元14世紀開始的文藝復興運動，至16-18世紀的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前導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解放運動，皆屬於啓蒙運動階段。所以，啓蒙有引導人們從黑暗走向光明，從遮蔽走向揭示，從愚昧走向智慧的含義。

西方的啓蒙運動持續了約400年，形成了兩大思潮、兩種文化。從近代來説，以笛卡爾為代表的哲學家，他們始終以人和意識為研究對象，運用的是理性主義的邏輯方法，形成了一種文學文化。以培根、洛克為代表的哲學家，以科學和語言為研究對象，運用經驗主義的邏輯方法，形成了一種科學文化。這就是西方人本主義思潮和科學主義思潮的由來。一直持續到今天。

康德説：“啓蒙運動的重點，亦即人類擺脱他們所加之於其自身的不成熟狀態，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務方面”，“使人發現按照人的尊嚴——人並不僅僅是機器而已——去看人；……”（注：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9、31頁。）從康德論述看來，啓蒙運動第一是擺脱人的不成熟狀態，第二就是要擺脱宗教所造成的愚昧，第三，要用人的眼光看人。

尼采

尼采説：“希臘人在他們的日神身上表達了這種經驗夢的愉快的必要性。日神，作為一切造型力量之神，同時是預言之神。按照其語源，他是‘發光者’，是光明之神。”（注：尼采：《悲劇的誕生》，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4頁。）

新康德主義價值哲學的創始人之一卡西爾指出，啓蒙精神是一種實證精神和推理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是仁慈的上帝交給盲人的一根枴杖。他説：“啓蒙運動認為，近代以來科學思維復興的實際道路就是一個具體的、自明的證據，它表明‘實證精神’和‘推理精神’的綜合不是純粹的假設，相反，已確立的這一目標是可以達到的，這一理性是可以實現的。”（注：卡西爾：《啓蒙哲學》，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頁。）

E.卡西爾説，“18世紀思想的着重點日益從一般轉向特殊，從原理轉向現象”。（《啓蒙哲學》，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頁）。

伏爾泰指出，每一個精神健全的人心裏都有自然法的概念，“一切享有各種天然能力的人，顯然都是平等；當他們發揮各種動物機能的時候，以及運用他們的理智的時候，他們是平等的。”（注：伏爾泰：《哲學辭典》，見《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88頁。）

狄德羅認為，認識不僅起源於感覺經驗，還要進行理性思考，以便把握事物的本質和原因。他説：“人們要花一番氣力才能覺察到尋求真理的法則多麼嚴格，我們的方法數目多麼有限。一切都歸結到從感覺回到思考，又從思考回到感覺：不停地重新進入自身，又走出自身。”（注：狄德羅：《論解釋自然》，見《十八世紀法國哲學》，第326頁。）

恩格斯説：“在法國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啓發過人們頭腦的那些偉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麼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注：恩格斯：《反杜林論》，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6頁。）

巴雷特説：“希臘人發明了邏輯。他的‘人是理性動物’的定義照字面意義講，便是人是邏輯的動物；……人是能夠進行連貫的合乎邏輯的談話的動物。”（注：巴雷特：《非理性的人》，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0、81頁。）

馬爾庫塞説：“技術進步擴展到了整個控制與調節系統，並創造了這樣一些生活（和權力）形式，這些形式看起來調和了與這個系統對立的力量，擊敗或駁倒了所有以擺脱勞役和控制的歷史前景之名提出的抗議”，“面對該社會的極權主義特徵，技術中立的傳統概念再也維持不下去了。技術本身再也不能與對它的應用分離出來；技術社會是一個統治系統，它已經在按技術的思想和結構運轉。”（注：馬爾庫塞：《單面人》，第3、4、7頁。）

馬爾庫塞説：“發達的和正在發展的工業社會的政府，只有在它成功地發動、組織和開發了工業文明可資應用的技術、科學及機械生產力時，才能維持和保全自己。”（注：馬爾庫塞：《單面人》，第3頁。）

馬克思説：“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也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因此，它是人向作為社會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徹底的、自覺的，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豐富成果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本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本主義，等於自然主義。”（注：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3頁。）

弗羅姆説：“19世紀的問題是上帝死了，20世紀的問題是人類死了。在19世紀，不人道意味着殘酷，在20世紀，不人道係指分裂對立的自我異化。過去的危險是人成了奴隸，將來的危險是人會成為機器人。”（注：弗洛姆：《健全的社會》，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頁。）

批判到：“文化工業的技術，只不過用於標準化和系列生產，而放棄了對作品的邏輯與社會體系的區別。”“技術上的合理性，就是統治的合理性本身。”（注：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啓蒙的辯證法》，第113頁。）“歷來啓蒙的目的都是使人們擺脱恐懼，成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啓蒙的世界卻充滿着巨大的不幸。”（注：霍克海默、阿多諾：《啓蒙辯證法》，洪佩鬱等譯，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理性的任意性與強制性表明，神話和科學同源，“而神話和科學就是啓蒙精神的表達”（注：霍克海默、阿多諾：《啓蒙辯證法》，洪佩鬱等譯，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頁。）。“知識就是權力，它既無限地奴役生物，也無限地順從世界的主人。”（注：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啓蒙辯證法》，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2頁。）在啓蒙的知識定義下，知識鄙視觀念和思想。知識就是實用的方法，就是技能。“人們在研究新時代的科學時放棄了思維。人們用公式來代替概念，用規則和偶然性來代替原因。”（注：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啓蒙辯證法》，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3頁。）“啓蒙精神與事物的關係，就像獨裁者與人們的關係一樣。獨裁者只是在能操縱人們時才知道人們。科學家只是在能製造事物時才知道事物。只有這時，科學家才知道事物本身。科學家在運用事物的過程中，總是把事物的實質看成為他所掌握的實體。這種等同性構成了自然界的統一性。”（注：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啓蒙辯證法》，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7頁。）“啓蒙的實質，就是要求從兩種可能性中選擇一種，並且不可避免地要選擇對生產的統治權。人們總是要進行選擇，要麼使自然界受自己的支配，要麼使自己從屬於自然界。隨着資產階級商品經濟的發展，神話中朦朧的地平線，被推論出來的理性的陽光照亮了，在強烈的陽光照耀下，新的野蠻狀態的種子得到了發展壯大。”（注：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啓蒙辯證法》，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28頁。）

“好事善行都變成了罪惡，統治和壓迫則變成了美德。”（注：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啓蒙辯證法》，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96頁。）結果，“對於統治者來説，人們變成了資料，正像整個自然界對於社會來説都變成了資料一樣。”（注：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啓蒙辯證法》，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80頁。）清醒的人們看到，“技術世界的理想、廢除自然，即徹底控制自然又反饋到人的身上：全面的剝削作為‘理想和現實的統一’在被規定為是必然永恆的自然的剝削中只能堅持剝削的本性，‘即虛假的絕對，盲目的統治的原則’，並發展為一切社會形式的統治工藝學。”（注：H.貢尼、R.林古特：《霍克海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頁。）

霍克海默、阿道爾諾指出：“冷酷無情的社會藉助這種帶有麻醉劑的田園生活，使受奴役的階層承擔起他們不能忍受的苦難，而不再有維持自我生存的理性。實際上，這種田園生活僅僅是一種幸福的假象，讓人麻木不仁地度過困苦的生活，象動物一樣地存在着。”（注：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啓蒙辯證法》，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56—57頁。）

霍克海默、阿道爾諾説：“在啓蒙精神的發展過程中，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有一定的理論觀點受到毀滅性的批判，而只存下來一種信念，直到精神的概念、真理的概念，甚至啓蒙精神的概念變成了泛靈論的巫術。神話中的英雄毀滅，從寓言中編造出來的邏輯結論所遵循的命中註定的必然性的原理，不僅支配着一切，成為嚴格的形式邏輯的規則，西方哲學的各種理性主義的體系，而且本身也決定各種以神的等級制度開始，並通過神的朦朧怒斥真實的弊端，作為同一內容的體系的結論。正如神話已經進行了啓蒙，啓蒙精神也隨着神話學的前進，越來越深地與神話學交織在一起。”（注：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啓蒙辯證法》，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9頁。）

“今天，恐懼和厭惡，被嘲弄和厭惡的特徵，可以看成人類發展過程中強大進步的標記。從厭惡糞便和人肉，到蔑視迷信狂熱、懶惰、精神上的貧困和物質上的貧困，推行着一條變成真正的和必然的恐懼的行動方式的路線。每一步都是一個進步，都是啓蒙精神的一個階段。但是，一切早期變化，從早期泛神論到神話，從母系制度文化到父系制度文化，從奴隸主的多神論到天主教的教權等級制度，用新的、即被啓蒙的神話學代替了舊的神話學，用一大羣神代替了母系制度的女首領，用對羔羊的尊敬代替了對死者的尊敬，在具有啓蒙精神的理性的光輝照耀下，每一個客觀的、在事實中有論據的賦予，都成了神話學式的。”（注：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啓蒙辯證法》，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85頁。）

正像霍克海默所説：“……當技術知識擴展了人的思想和活動的範圍時，作為一個人的人的自主性，人的抵制日益發展的大規模支配的機構的能力，人的想象力，人的獨立判斷也顯得縮小了。啓蒙精神在技術工具方面的發展，伴隨着一個失卻人性的過程。這樣，進步就有要取消它應實現的真正目標——人的思想的危險。”（注：Horkheimer,EclipseofReason,NewYork,1974,P.V—Vi.）

康德認為，“啓蒙運動就是人類脱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啓蒙運動的口號。”（注：康德：《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啓蒙運動？”》，載於《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22頁。）

既然理性是一種把人類“和其他物件區別開，以至把他們和被對象所作用的自我區別開的能力”。（注：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苗力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頁。）

康德界定啓蒙的方式幾乎完全是否定性的，它是作為一個Ausgang，一個“出口”（Exit），一個“出路”（Wayout）而被界定的。……在論啓蒙的文本中，他只處理當代現實的問題。他不試圖在一個整體性（totality）的或未來結果的基礎上理解現時。他在尋求差異：是什麼差異使今天與昨天不同！（注：福科：《什麼是啓蒙？》，汪暉譯，載於《文化與公共性》，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424頁。）

啓蒙的現代性“可以被概括為一種界限——態度（limit-attitude）”，因為批判就是“由對界限的分析與反思構成”，它“不再是為尋找具有普遍價值的正式結構”從而最終使科學的形而上學成為可能，相反，問題是要把康德“在必要限度的形式中實施的批判轉化為一種實踐的批判，它採取一種可能越界的形式”。（注：福柯：《什麼是啓蒙？》，汪暉譯，載於《文化與公共性》，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436—437頁。）作為對邊界的批判與突破，啓蒙表明自己僅僅是一種哲學氣質，它只存在於一系列的追問與質詢之中，這些質詢“面向‘必需品的當代限度’，這就是説，面向那些對於建構作為自主的主體的我們自己來説不是或不再是必不可少的東西”（注：福柯：《什麼是啓蒙？》，汪暉譯，載於《文化與公共性》，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434頁）。

福柯指出，“要求逃離當代現實體系，以便制定出有關另一個社會、另一種思想方式、另一種文化、另一種世界觀的完整方案，這種企圖只能導致最危險的傳統的復辟。”（注：福科：《什麼是啓蒙？》，汪暉譯，載於《文化與公共性》，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438頁。在這些啓蒙思想家眼裏，知識就是人進行統治的力量，

説，“啓蒙哲學家力圖利用這種特殊化的文化積累來豐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説，來合理地組織安排日常的社會生活。”（注：哈貝馬斯：《論現代性》，載王嶽川、尚水編《後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頁。）

英國著名科學家秦斯（J.Jeans）説： 　“我們不再相信人類命運是善或惡的精神或玩弄陰謀的惡魔的玩偶。沒有什麼能阻礙我們再次將地球建成天堂——除非我們自己（阻礙我們自己）。科學時代的黎明業已到來，我們已發現人類是他自己命運的主人，是他靈魂之舟的船長。他可以掌握這船的航向。當然，他可以自由地駕駛着她駛入安全水域，也可以駛入險惡的地方，甚至撞上礁石。”（注：參見《場與有》第四輯，第322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W.萊斯説：“由於企圖征服自然，人與自然環境以及人與人之間為滿足他們的需要而進行的鬥爭趨向於從局部地區向全球範圍轉變。人類在歷史上第一次作為一個整體開始經歷一種特殊的衝突即普遍的全世界範圍的衝突；一些遠離權力中心地方的顯然很小的事件都以它對全球利益平衡的可能的影響來解釋。地球似乎成了人類進行巨大的自我競技的舞台，人們為了實行對自然力的有力控制而投入了激烈的紛爭，這似乎確證了黑格爾的歷史是一個殺人場這句格言的真理性。”（注：W.萊斯：《自然的控制》，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頁。）

“18世紀的法國啓蒙運動，特別是法國唯物主義，不僅是反對現存政治制度的鬥爭，還是反對現存宗教和神學的鬥爭，而且還是反對17世紀的形而上學和反對一切形而上學，特別是反對笛卡兒、馬勒伯朗士、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的形而上學的公開而鮮明的鬥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頁）啓蒙運動儘管反對現存的制度，但在本質上是屬於18世紀的，體現了18世紀的風格和特點。 　“在18世紀人民是旁觀者，到了19世紀他們變成了演員。社會主義在啓蒙運動時期是少數個別人的一種文學上的一種烏托邦，如今成了一種世界的因素：起初是一種思想，後來成為一個黨派和一種改革，最後成為一種世界觀。”（保羅·亨利·朗格：《19世紀西方音樂文化史》，人民音樂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格斯卻和維柯等人一樣，相信基督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自然和必要的，“從中世紀的自由思想者到18世紀的啓蒙運動者，流行着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內，都是騙子手的捏造。但是，自從黑格爾向哲學提出了説明世界史中的理性發展的任務之後，上述觀點便再也不能令人滿意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頁）

17世紀的帕斯卡爾在他著名的《思想錄》中就曾經訴諸非理性的“理性”，向內心情感妥協的“理性”，放棄科學的嚴格性的“理性”，與幾何學精神有別的“微妙精神”，脆弱而無法確定。帕斯卡爾，這個當時第一流的數學家、物理學家、邏輯學家竟然説出這樣的話：“iln′yariendesiconformeàlaraisonquecedésaveudelaraison……Toutnotreraisonnementseréduitàcéderausentiment.”(沒有比否定理性更符合理性的了……我們所有的説理都可以歸結為向感情讓步)Pascal.Pensées.éd.Brunschvicg,fragment272.274.

前啓蒙時代著名的懷疑論者倍爾在講道理時不信神，可是他卻説：“……有些人的宗教在其心情中，而不在其精神中。當他們通過人類理性的途徑尋找宗教時，他們會失去宗教……可是，一旦他們停止爭論，只是傾聽情感、本能和良心的證明時，就寧可相信某種宗教。”Bayle.Dictionnairehistoriqueetcritique.articleSpinoza.

指出，“反思”只能產生概念，但不能為現象學提供明見性即充實。無直觀充實的概念是對象性存在，或者説處在“反思”之中的存在，而具有與之相應直觀的概念則是處在“充實”之中的存在。（注：[德]埃德蒙德·胡塞爾：《邏輯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倪梁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頁。）

歐洲啓蒙運動是一場把人們的思想從宗教神學和封建專制的禁錮中解放出來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不僅為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提供了鋭利的思想武器，而且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立提供了理論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