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共產主義

1977年3月，意、法、西三國共產黨領導人在馬德里舉行高級會晤，聯合發表《在民主、自由中實現社會主義》的綱領。《馬德里宣言》全面闡述“歐洲共產主義”的基本主張，提出三國共產黨完全有權利根據自己本國國情，獨立自主地制定內外政治路線，在“民主、自由中實現社會主義”，宣告了“歐洲共產主義”的正式誕生。“歐洲共產主義”在當時是作為既不同於社會黨的“社會民主主義”，也不同於“蘇聯模式”的“第三條道路”而提出來的。 ^[2] 

歐洲共產主義的直接思想來源是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安東尼奧·葛蘭西的社會主義學説和帕爾米羅·陶里亞蒂的“多中心論”、“結構改革論”的學説。 葛蘭西在他的《獄中書信》、《獄中札記》等著作中全面地闡述了他的社會主義學説。 其中心觀點是：西方工業發達的國家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諸方面的條件不同於“落後的東方(俄國)”，因此不應把蘇聯革命的經驗作為普遍規律加以接受和仿效。 西歐各國共產黨應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制定出“獨立的創造性的政策”，充分利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民主調度比較普遍的有利條件， 開拓出一條不同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新道路。 葛蘭西的這一思想顯露出歐共的理論和路線的最初的端倪。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陶里亞蒂繼承了葛蘭西的思想，並又進一步對之具體化，逐步形成了“多中心論”和“結構改革論”的理論體系。 陶里亞蒂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比較長的社會結構改革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要逐漸改變階級力量的對比並以此方式逐步佔領一個個社會陣地。當然這種佔領是非暴力的，是在“在憲法規定的範圍內”進行的。 ^[3] 

1956年蘇聯共產黨批判斯大林的錯誤，促使西歐各國共產黨人重新認識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強調獨立自主地確定政治路線。同年，陶里亞蒂提出“結構改革”論，認為經過民主與和平方式對現有政治經濟結構進行一系列改革，意大利能夠循序漸進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隨着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西歐國家的社會結構和關係發生相應變化,民主制的範圍有所擴展，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獨裁政權在70年代相繼垮台。客觀形勢的巨大變化要求西歐國家的共產黨對共同面臨的基本問題確立新的認識和抉擇。另一方面，1968年西歐有18個共產黨譴責俄羅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接着意共與蘇共就社會主義是否有不同模式的提法發生分歧。在持續的爭論中，意大利、法國、西班牙3國共產黨的觀點日趨接近。1975年7月意共與西共舉行雙邊會談並發表宣言，同年11月意共與法共會談並發表共同聲明，被認為是歐洲共產主義正式形成的標誌。1977年3月，意共、法共、西共領導人在馬德里會晤,通過《在民主、自由中實現社會主義》的綱領，被稱作“歐洲共產主義的宣言”。

在其發展鼎盛期，意、法、西、英、比、荷、希共和瑞典左翼黨等18個黨派宣佈奉行“歐洲共產主義”路線，“歐洲共產主義”的實際影響超出歐洲範圍，共擁有黨員330萬人。意共、法共和西共被視為“歐洲共產主義”的三大支柱。然而，“歐洲共產主義”在西方共產主義運動中幾乎是曇花一現。隨着1976年意大利共產黨“歷史性妥協”的破裂，1977年馬歇領導的法國共產黨重新表態皈依蘇共，以及西班牙共產黨退出“歐洲共產主義”三黨聯合和1984年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貝林格逝世，作為一種政治現象的“歐洲共產主義”在先後十年左右的時間內就煙消雲散了。 ^[2] 

歐洲共產主義各黨在主要觀點和政治傾向方面大體一致，具體政策和提法亦有差異，以至分歧。

1.關於指導思想。法共提科學社會主義，西共提馬克思主義，意共提馬克思思想、列寧思想、葛蘭西思想等等。主張改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以表明理論的生氣勃勃和正在發展的特點。肯定馬克思、列寧的歷史作用，同時認為當代世界提出馬克思、列寧無法預見的許多問題，必須使傳統解釋“現代化”。西歐政治經濟的發展已超越列寧的許多論斷。對列寧主義不能再用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這一限制性公式。斯大林闡述列寧主義，許多地方歪曲列寧思想。在列寧逝世後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是將蘇聯樣板絕對化，以蘇共的領導權強加於國際共運。

2.關於革命道路。認為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應只有一種固定模式;歷史條件不同,革命道路亦應不同。西歐國家根據本國現實情況、歷史文化傳統和民族特點，將走和平民主的社會主義道路，即不是採取暴力革命，而是充分利用現有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近幾十年來，資產階級國家職能大為擴大，它所實行的政策既是資產階級內部各派勢力協調的結果，又是資產階級同工人階級妥協的結果。可以通過國家機構內部的民主化,改變階級力量對比,從而改變國家的性質，而不需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廣泛的社會聯盟和政治聯盟。由共產黨同社會黨等有關民主力量聯合執政，是實現和平民主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必備條件。

3.關於社會主義。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不能反映經濟發達和民主傳統根深蒂固的西歐國家獨特民主道路的現實。未來社會主義政權不只是屬於無產階級一個階級，它屬於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者，既有體力勞動者，又有腦力勞動者；認為“專政”一詞易與“暴力”、“專斷”混同，會被看作對民主的否定。意共用工人階級領導權來代替。法共提出國家應成為代表勞動人民、由工人階級發揮政治領導作用的政權。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反對統一模式，主張多樣化。在經濟體制上，主張長期實行公有制佔優勢的多種經濟並存的混合型經濟；允許私人佔有一部分剩餘價值，通過税收等措施加以限制和調節；實行經濟管理和計劃管理民主化。在政治體制上，強調議會民主、政治多元、權力分散、地方自治，實行政治生活民主化和政治領導多黨制，勞動人民廣泛參與國家管理。

4.關於工人政黨。肯定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的組織，實行民主集中制，同時強調黨的民主性和羣眾性，承認社會民主黨（含社會黨、工黨）是工人階級政黨。認為沒有共產黨領導，革命不能勝利，黨的領導作用通過多黨制聯盟來實現，不把黨的思想作為官方思想強加於國家和社會。在國際共運中反對有“領導中心”、“領導黨”,堅持各黨獨立自主,權利平等，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尊重各黨自主選擇的道路。提出以新國際主義取代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提法，認為把國際主義僅限於無產階級範圍內不利於聯合一切民主力量，反對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壓制各國黨並指揮其他黨為其戰略需要和外交政策服務。

在西歐，公開主張或贊成歐洲共產主義原則的，除意共、法共、西共之外，還有英國共產黨、比利時共產黨、荷蘭共產黨等。基本支持或接近歐洲共產主義主張的有芬蘭共產黨、瑞士勞動黨等。共約14個黨派,有黨員 280萬人,佔西歐各國共產黨黨員總數90%。亞洲、大洋洲及拉丁美洲也有一些黨派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或接近歐洲共產主義觀點。進入80年代，由於歐洲共產主義影響越出歐洲之外，歐洲共產主義一詞含意並不確切，以及一些政黨面臨新的困難或分歧，一般不再使用這一概念。但它們仍繼續堅持其基本主張和原則。歐洲共產主義的主張能否實現有待於實踐的檢驗。

在多重壓力下，“歐洲共產主義”黨自身也出現了分裂：首先是法共自行其是，支持蘇聯入侵阿富汗；然後是西共自身支離破碎，分崩離析；最後是意共在貝林格逝世後派別林立，四分五裂。“歐洲共產主義”陣營本身的分裂導致“歐洲共產主義”曲終人散。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紛爭不斷的背景下，“歐洲共產主義”作為西方發達國家共產黨人的一種嘗試，最終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終結。 ^[2] 

1968年，意共、西共等歐洲18個共產黨聯合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蘇軍侵捷。此後形成的“歐洲共產主義”的獨立路線要求建立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勞動力量和文化力量的政治聯盟為基礎的、聯合一切革命的反壟斷資本的社會聯盟，以動員最廣泛的社會居民的自覺支持，沿着民主道路走向社會主義。

然而，蘇共搞大黨大國主義，強調各國黨指導思想的一致性，不能容忍“歐洲共產主義”的“離經叛道”。他們不僅在政治上打壓“歐洲共產主義”，稱“歐洲共產主義”是“修正主義”、“反蘇主義”；而且在組織上直接插手各國黨的內部事務，通過安全部門重點資助各國黨內的親蘇派，運用各種手段試圖抹黑和搞掉他們不喜歡的“歐洲共產主義”領導人，製造“歐洲共產主義”黨的黨內分裂和黨際分裂。比如，當西班牙共產黨重新思考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關係、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概念，提出必須從歐洲的實際出發，通過“民主、多黨制”、“議會”道路對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實行改造之時，蘇共不僅開動宣傳機器公開發動對卡里略的《“歐洲共產主義”與國家》一書的大批判，而且運用特務手段和抹黑策略以迫使卡里略改變路線。同樣，他們通過對馬歇軟硬兼施，迫使法共在1977年退出“歐洲共產主義”陣營。更有甚者，蘇聯陣營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與情報局一直背地支持意大利紅色旅及其暗殺活動，險些使意共遭遇滅頂之災。

本來，“歐洲共產主義”有比社會民主主義更深刻的民主改革的歷史傳統和戰略思想資源，而意共最早走上了“歐洲共產主義”的道路。如果沒有外力干擾，西歐共產黨有能力與社會民主黨進行戰略博弈，也有能力守護自己的階級基本盤。蘇聯的大黨主義不允許西歐各國根據自己的實際選擇革命道路和戰略，粗暴地干預各國黨的內部事務，使西方共產黨的改革事業起步早卻進程慢，從而步步被動，痛失良機，不得不將戰後西方左翼政治的空間大幅讓給了社會民主主義和後來居上的“新馬克思主義”左派，造成西南歐強大的共產黨的人數和影響力不斷下降。除了資本主義的固有壓力，蘇共的錯誤指導對“歐洲共產主義”的失敗和西方共產黨今天的處境難辭其咎。 ^[2] 

總的來説，從當代歐洲資本主義的實際出發，汲取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教訓，尋求適合本國情況的社會主義道路，既不同於蘇聯模式，也不同於歐洲社會民主黨的體系，這種探索本身即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歐洲共產主義”成敗皆系創新，它在政策實踐和戰略構想方面的多種創新，曾經在1956年的混亂和1968年的困惑之後代表了共產主義在西歐的一次復興；而它在理論上的創新乏力，也使它缺少鮮明的政治特徵和足夠的思想凝聚力，淡化了自身與社會民主黨人的理論和政治界限，低估了右翼潮流的深度，從而削弱了其“新社會主義”方案對西方工人階級和廣大公眾的影響力。 ^[2] 

前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卡里略一方面稱“歐洲共產主義”是一個不幸被選中的名詞，也許其科學價值“還值得懷疑”；但另一方面，卻承認 “歐洲共產主義” 所依據的政策和理論主張，確定了當代進步革命運動的一種傾向。 這種傾向“力圖切合本大陸的實際情況”；“只要找不到一個更好的定義， 歐洲共產主義就會作為現實而強加給我們”。 ^[3] 

1980年4月，鄧小平接受歐洲記者的採訪，在回答對“歐洲共產主義”的看法問題時説：“這是一個在探索中的問題。歐洲的共產黨也在探索中。”（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21頁。）“至於歐洲的情況，我們瞭解不多。歐洲共產主義是一個新事物。我們歷來認為，凡是新事物都要通過今後的實踐去檢驗。”“歐洲共產主義現在究竟怎樣，將來實際結果怎樣，要通過他們自己的實踐檢驗得出結論。”（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27頁。）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