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女紅牡丹

歌女紅牡丹因從小習演舊戲深受封建禮教薰陶，長大後不幸嫁與無賴丈夫陳發祥一直遭受非人對待。但她恪守三從四德，毫無怨言。當初，她在舞台上名噪一時，月入豐厚，但仍不夠丈夫揮霍。後因受刺激過度倒嗓，由主角淪為三四流配角，直至生活潦倒，仍委曲求全，聽任丈夫虐待。家庭經濟拮据，丈夫因無錢可供揮霍，迫紅牡丹出賣女兒不成，便誘女兒外出，賣入娼門。事為暗地追求紅牡丹的富商所悉，因同情她，出資贖其女還家。時丈夫因賣女心情懊惱，失手殺人，被捕入獄，她仍然既往不咎，真誠相待。臨赴外地演出前夕，又專程去監獄探望。後來又託人營救丈夫出獄，終於使丈夫幡然悔悟，改邪歸正 ^[2]  。

（參考資料來源 ^[3]  . ^[1]  ）

（該片的主要劇情集中在女主角身上，參考資料來源 ^[2]  . ^[1]  ）

1920年代末期，在電影事業較為發達的一些國家，有聲電影發展已經頗有成績。1926年12月開始，美國有聲電影就大量湧入中國。但由於語言隔閡和文化觀念不同，中國觀眾對於美國有聲電影並未能夠真正接受理解。中國有聲電影是否生產的問題，由此進入了業內有識之士的探討研究之列。當時各大電影公司也態度各異，聯華影業公司和天一影片公司因為自身發行網絡不同，對攝製無聲、有聲電影各持己見，明星影片公司則採取觀望折中態度。

聯華影業公司從20年代末期開始逐漸崛起，憑藉政治背景、經濟實力和製片路線成為與明星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三足鼎立、分羹市場的公司。行業競爭的壓力迫使明星影片公司需要另闢蹊徑、出奇制勝，才可得以保存在業界的翹楚地位。洪深等公司人員的積極倡議，據理説服，張石川等公司高層改弦易轍的投資魄力，促成了《歌女紅牡丹》的投入製片 ^[1]  。

引進電影錄音技術來攝製影片要滿足三個前提條件，即資金、技術和人才。資金成本是首要因素。明星影片公司攝製有聲影片可考慮的技術合作對象有美國、日本和法國等，美國西電公司的攝製專利費用以及版税費用動輒數十萬美金，大大超出了中國製片商的經濟承受能力，日本公司不僅索求費用很高，且要求中方演職人員要赴日拍攝。而恰逢百代公司正運到一架攝製蠟盤記音的聲片機器，擱在那裏，沒有受主，因此便和明星公司合作。由此，由明星影片公司攝製、百代東方公司收音的《歌女紅牡丹》開始拍攝製作 ^[1]  。

影片採用蠟盤發音的方法，先按默片拍好，然後全體演員背熟台詞，再到百代唱片公司將台詞錄到蠟盤上。錄完後，一面在銀幕上放影片，一面在放映間裝留聲機放蠟唱片，通過銀幕後的擴音機播出。這種原始的方法順利時還可以，但是遇到影片跳片、斷片時，電影上張嘴的是男演員，而出來的聲卻是女聲。該片的錄音工作由法國人叚谷槐主持，張石川、程步高、洪深三人協助。在錄音時，演員對着自己飾演的角色念台詞，如有唸錯念快念慢，就要重來。所有演員與現場的工作人員每天都要呆在錄音室裏六七個小時，曾接連試驗了四次，失敗了四次，到第五次試驗才獲得成功，歷時六個月，共製成18張蠟盤 ^{[1]  [4]}  。

為拍攝該片，明星公司影片從前期籌備到後期製成一共歷時三年，花費12萬元 ^[4]  。其中影片拍攝部分是從1930年中旬開拍，至年底攝製完成 ^[5]  。

《歌女紅牡丹》在中國電影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作為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它實現了中國電影的技術突破，開啓了中國第一批有聲片試製的風潮。

影片人物形象個性突出、典型生動又類型鮮明，各種不同的人物構成了舊時都市劇團茶園的羣像。影片對舊時都市藝人圈落生活境況的描摹呈現，擴大了中國早期電影的取材領域和表現範圍，足見編劇對都市現實生活的深刻把握和慧心獨具的藝術想象力。

影片準大團圓式的結尾設置，透露了編劇洪深的改良主義思想，即呼籲人性道義，宣揚懲惡勸善，導人改過從善，這與其此前劇作《早生貴子》有異曲同工之處。影片最後一組人物對話直接揭示劇中人物命運悲劇的原因，表現出批判人生和針砭社會的鮮明傾向。

影片整體上在富有教化意義的悲歡離合故事中，寄予了對女性命運和舊社會藝人命運的思考，批判了愚孝、愚忠等舊禮教對女性思想的荼毒，對女性命運的戕害，揭露了黑暗社會對藝人的壓榨和剝削。戲劇性情節結構模式，鋪陳悲苦的情緒表述，善惡對立分明的人物形象，社會教化的使命意識和人道關懷的情感傾向，共同構建了影片家庭倫理情節劇的鮮明特徵 ^[1]  （《當代電影》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