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仁曲珍

次仁曲珍，女，1910年出生，一位深深熱愛祖國、熱愛中國共產黨的藏族老人。老人雖然文化不高，但她處處體現出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的風範，幾十年如一日地真心用實際行動詮釋共產黨員標準的老太太。

邦村，位於喜馬拉雅山南麓，山高崖深，是聶拉木縣樟木鎮的一個小村，舊時代，這個地方的人們主要靠交換土特產品和出賣苦力為生，山路的崎嶇和險峻，常常使許多苦力倒斃中途，因此這一帶有着“地獄之路”的惡名。1910年，次仁曲珍就出生在這裏。在苦難中煎熬了一個又一個的年頭，直到五星紅旗插上喜馬拉雅山的那一天，這個處在共和國邊境線上、和鄰國相望的小山村中，開始了次仁曲珍老人與國旗的故事。

從看到國旗到決定選擇國旗，次仁曲珍老人不間斷地、執著地將五星紅旗在自己的院中掛起來。取旗——掛旗——收旗，就是這麼簡單的三組動作，老人重複了45年。四十五年的時間跨度，使老人掛旗的節奏定格並充滿神韻，四十五年的時間跨度，使老人掛旗的信念愈益堅定並傳揚開來。老人院子裏飄揚的五星紅旗，成為邊陲山村一道美麗的風景。

2013年3月9日21時55分，“國旗老阿媽”次仁曲珍因病搶救無效去世，享年103歲。 ^[1] 

我們選擇了一個天氣晴好的日子，去拜訪老人家，得以一睹她掛旗的風采。

青松綠柏和各種不知名的灌木將邦村掩映在葱綠之中，邦村顯得格外寧靜。整個村子都在陽光的照耀下。

邁上一階階的石梯，穿過樹林，走過蔬菜大棚，我們來到了老人家的房後。同來的還有聶拉木縣委宣傳部的同志。我們帶來了一面嶄新的國旗，這是應老人的要求。這面國旗，老人打算在十月一日懸掛。

我們沒有敲門，在院子的後山上靜靜地等待着。

邦村依山而建，民房錯落有致，在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俯瞰到樟木鎮的全貌。

一棟很別緻的吊腳樓，一個開滿鮮花的小院，這就是次仁曲珍老人的家。每一天，老人在小院裏澆花、掛旗，都可以看到口岸城鎮所發生的變化。

老人拉開了門，扶着吊腳樓的欄杆來到了樓旁的院子裏。

老人臉上佈滿了皺紋，矮小的身材還有些佝僂，邁出的步子因顫抖而緩慢。雖然已經是初夏了，我們早已脱掉了冬衣，但老人仍然還穿着厚厚的毛衣，頭上裹着一條方格的綠色頭巾。

老人打掃了院子。又抱起水壺，將窗台上一排盆栽的花澆了一遍，最後，看看地面上長的野花野草，老人慢慢地蹲了下來，似乎在和它們交流着什麼，竊竊私語之後，把一汪清水澆在這些自生自滅的花草身上。

老人拄着枴杖，蹣跚而小心地護着國旗走過小院。

老人拿過一根長長的竹竿，穿入五星紅旗一側的布套中。

老人將旗杆靠着房檐，小心地插好，又攏過旁邊的小石頭，將旗杆兒固定住。

老人撐起身子，用手掠了掠旗面。

這時，微風拂過，五星紅旗彷彿受到了感染，脱出老人的懷抱，迎風飄了起來。紅旗的一角，輕拂過老人滄桑的面龐。

正當老人正在入神地抒情的時候，我們叫門了。

老人居住的屋子有兩間，一間做廚房，一間做卧室，傢俱少，雜物多，卻收拾得井井有條。卧室裏很顯眼的佈置就是靠窗前的供奉台了。三代偉人像上掛着潔白的哈達，像前的銅製杯盞裏供奉着淨水，還有一隻精緻的香爐，一縷青煙馨香撲鼻。

縣委宣傳部的同志説明來意，將國旗送到老人手中時，我們觀察到，薄薄的、輕輕的一面國旗，老人竟是用雙手捧過去的，臉上居然有孩子般的、得到期望禮物般的欣喜。我們為老人送上了雞蛋、奶粉、白糖，卻在老人滿是皺紋的臉上捕捉到一絲羞澀的表情，通過鎮裏幹部的翻譯，我們知道了，原來老人説我們採訪組從很遠的地方來，跑了很多路，花了很多錢，還要給她買東西，她不好意思，感覺受之有愧。翻譯完老人的話，我們無言，老人的無邪是可以直接改變我們對一些事的偏執的。

在此之前，我們聽到些不負責任的議論，説老人長年掛旗的舉動不過是老年人因某種精神症狀而形成的一種習慣,或者竟然就是一種宗教痴迷的舉動。我們也在周圍羣眾中瞭解到，聶拉木縣、樟木鎮和邦村都做了很多幫助她的事情。送電視機給她時她要問其它貧困户有沒有，給她送低保金時她要問清錢是怎麼來的，修建村委會時她表示要捐錢。諸多體現老人風範的事情，我們卻用了質疑的眼光來看待。在老人真誠的眼光中、在老人的講述中，一個世紀的濃縮畫卷展現在我們面前。

塵封的歷史要翻開實在是凝重。

在舊西藏，山高、溝深，土地匱乏使村民們在樟木這個地方生存下去很困難，村民們在極其有限的土地上，只能種植面積極小的土豆和玉米，而大部分時間，要依賴編織竹製品來維持生活，這是村民的主業。村民們換取食物的過程是極其艱難的，先上山砍伐竹子編織成筐、墊之類的竹製品，然後順溝而上走五天到聶拉木宗繳納賦税、換取食鹽。順溝而下，走約十天，到尼泊爾王國的巴爾比斯鎮換取糧食。返回途中，要向尼泊爾海關繳納八個尼幣關税，回到村子，還不得不向村裏的頭人進貢。

這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大約需要30天的週期，出發時要揹負五件竹製品，先後繳納3次税賦，花約20天的時間走路，除去路上的口糧最後到手的只有8、9 斤的糧食，然後剩下的10天又得從事竹製品的生產。如果中間有嘎廈政府的差役和村裏頭人的役使，村民們就更難以養家餬口了。樟木溝的村民，在和平解放前為了生存不能有絲毫的倦怠。

據聶拉木縣誌：民主改革以前，每年從聶拉木口岸出口食鹽95萬斤，換進糧食67萬斤，出口的食鹽，供應尼泊爾北部居民，進口的糧食，約20萬斤供當地居民食用……

這段文字，一方面説明了在當時低下生產力中食鹽的地位，一方面説明了很多像次仁曲珍一樣的揹負在懸崖邊上掙扎的命運。

因為生活的艱辛，為了躲避賦税，大多數村民採取了結隊繞路躲避關卡的辦法，雖然路上有照應，但往往由於人多易被發現而被一齊抓住。鄉親們在皮鞭下告饒的哀號在山谷中、在次仁曲珍的心中久久不能散去。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取糧食，次仁曲珍採取了一種最危險和最極端的交換方式，就是獨行和走夜路，通過這種方式，使自己在苦難的環境夾縫中生存下去。

一個女人在漆黑夜裏、在懸崖邊上負重摸索攀行，是為了生存而又必須在生存邊緣冒險徘徊的經歷，這一直延續到中尼公路的修通。

由於山高崖深，在販運的過程中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過去，樟木溝裏的村民負重運輸是用頭來頂的。是用一根繩子將貨物捆實，挽成套。負重時，用頭頂着套，將貨物附在背上。我們曾經很奇怪於這種負重的方式，樟木這一帶，為什麼用頭負重，而不用肩負重呢？這個問題在採訪次仁曲珍老人的過程中得到了合理的解釋，老人説，以前主要靠販運貨物生存，通過不斷地倒騰換取食物。在倒騰的過程中，翻山越嶺，攀爬懸崖是相當的危險，如果失足，頭一歪，就可以丟棄貨物而人可以逃脱，如果用肩負重，一旦失足的話就是人貨俱損。

這是現代文明社會中的人無論如何想不出的答案。一種負重的方式，竟然與生命延續的幾率息息相關。儘管如此，還是有很多的村民在懸崖峭壁下葬送了性命。

嘎廈政府規定，從聶拉木宗到樟木，每個十四歲以上的村民一年必須為政府服一次送鹽的差役，年老體弱的人必須找人替代服役。次仁曲珍老人取下了裹頭巾，露出了額頭上面的頭髮，這片頭髮相對於其它生髮的部位，稀稀拉拉的，明顯形成了一道勒痕。

從聶拉木到樟木，哪有路啊，尤其是懸崖邊上，全靠一根又一根的木樁楔入山體，形成懸空的棧道，年幼的次仁曲珍和長她6歲的姑姑頭頂60多斤重鹽包，匍行在崎嶇的山路上。也就是一瞬間，慘劇在次仁曲珍面前發生了，姑姑沒踩穩前面巖上一根木樁，一聲尖叫後，就連同貨物墜下了山崖，跌入溝底洶湧的河水中。

對於這一幕，老人淡然地説，當時自己被嚇壞了，但很快就過去了，因為這樣的慘劇經常發生，鄰居、鄉親、尼泊爾背夫，經常在這條路上在山澗間消失，司空見慣的慘劇，説不定哪天就輪到自己。

此刻喚醒的回憶中，次仁曲珍老人對生命的冷漠是在生活的壓力與生命的尊嚴之間一種無奈的選擇，親人的慘死、至今在頭上還遺留下頂貨的勒痕，都是過去社會給老人在心理和身體上留下的傷痕。

日子，悽苦和沉重。

木鼠年的深秋（1960 年），村裏的頭人就顯得驚慌失措了，説是金珠瑪米（解放軍）要來樟木溝了。先是頭人的兒子跑到了印度，沒過一月，又跑回來，卷帶了家中能拿走的財產後，一家人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個消息，也通過聶拉木宗的羣眾傳到了樟木溝，一個從未聽説過的新詞進入了次仁曲珍和鄉親們的耳朵中，那就是“解放”。

當時的“解放”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問次仁曲珍老人。老人説，當時人們都不知道，但能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好日子就快來了。到後來，“解放”這個詞的涵義就明確了，老人説，那是有了毛主席的光輝，毛主席住在北京的金山上，跟着毛主席，所有的東西都會變成金子的，包括所有的人和動物。

我們實在是難以理解毛主席和金子的關係，可是對生活在苦難中的樟木溝百姓，對解放的切身體驗，這是最直接的理解了。

水牛年初，一隊打着紅旗身穿黃衣服的軍人開進了樟木溝，安營紮寨，説是要修公路。老人和其他貧苦的村民剛開始並不知道這就是毛主席派來的金珠瑪米，顯得無動於衷，在他們看來，無非又要增加徭役了。

很奇怪，這些軍人絲毫沒有要他們支差的意思，相反，在看到村民們幹活時，都會笑着走過來，挽起袖子出上一把力，看到負重的村民，都會放下手中的活，上前幫忙護送。皮鞭下幹活的村民們哪感受過這融融的人間温情？由於搞不清來龍去脈，大家都在觀望，他們究竟想幹什麼？

直到有一天，開山的炮聲在樟木溝中炸響，大家才突然明白，這不是為欺壓他們而來的部隊，這就是毛主席派來的金珠瑪米。

從紅色的旗幟到解放軍的軍裝到解放軍為羣眾做好事到解放軍開山修路，解放的過程，在次仁曲珍心裏明晰起來，尤其那飄揚的紅旗如火一般地躍動，給她和村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説到解放軍修路，老人相當地激動，站起身子比劃起來。老人説不出那些動作，但我們都看懂了，修路的工地上，紅旗高高飄揚，解放軍腰裏繫着繩子，懸空打炮眼，開山劈石，山體炸了，山岩崩塌了。老人説，解放軍是菩薩兵，要不然，他們怎麼敢在那麼高深的懸崖上開路呢？我們村的男人，雖然常年在懸崖上走，但是像解放軍那樣的懸空幹活，卻沒有一個敢。

解放軍特別地好，租用了村民的土地要付租金，借了村民的東西要歸還，還要付報酬，尤其僱用了村民幹活，要發給鹽巴作工錢。比起舊社會舊政府的官差，解放軍不知是多好的軍隊。

聶拉木到樟木40公里的路是強行在懸崖峭壁上開鑿而成的，它的險峻，在西藏是屈指可數的。這條公路的附屬工程，是樟木鎮上的革命烈士公墓，有87位烈士因為修築中尼公路而長眠於此。

在採訪過程中，我們注意到老人有一個很獨特的關於生活變化起點的記憶，那既是與時間有關的紀年方式，又好像是標誌命運新起點的里程碑，這就是公路修通。問：老人家您什麼時候開始掛國旗的。遲疑……答：公路修通的那年。問：老人家，您什麼時候加入共產黨的。遲疑……答：公路修通的第十一個年頭……

很讓常人難以理解的紀年方式。

背夫的命運、自己的命運、解放軍修路的力道和形象，是那個時代給次仁曲珍人生中烙下的最為深刻的記憶，尤其是經歷過苦難和公路暢通後生活的改變，形成了老人獨特的、但又合情合理的紀年方式。隨着採訪的深入，我們理解到：次仁曲珍老人上半輩子的命運，是和頂頭的繩子、山澗、懸崖緊密相連的，而公路的暢通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老人的生存狀態，所以，老人按古法用公路修通的年份作為自己的紀年尺度。在一定意義上，正是公路的修通那年，將老人的一生經歷劃分成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亦使老人成為見證西藏從黑暗走向光明的代表。

老人的看法是堅定的，如今，老人的小房間中有個21寸的電視機，每當從電視上看到國旗在天安門廣場、在禮儀戰士手中放飛出去冉冉升起，看到革命題材劇中那身親切的黃軍裝、黃帽子、紅五星，老人就激動不已，時時想起了修路的那段歲月。

老人説，她想起了一個修路的解放軍戰士，是怎麼受的傷她不清楚了，叫什麼名字她也不知道。但她知道那個戰士很年輕、很勇敢，直到閉上眼睛，都沒有叫聲疼。老人説到此，激動起來，嘴裏不停地叨唸，我們不知道她在叨唸什麼，但雙手合十的動作我們卻看清楚了。也許，老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悼念那些犧牲的解放軍戰士。

樟木溝的村民，都有一個習慣，就是在逢年過節家家户户要掛上鮮豔的五星紅旗，表示對社會主義祖國的認同。這個習慣起源於紅旗插上喜馬拉雅山，流傳至今，並隨着祖國的強大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和其他村民有所區別的是，次仁曲珍對祖國表達感情的方式更直接和熱烈。從1965年開始，次仁曲珍就堅持不懈地掛國旗，早掛晚收、日日不輟。

日喀則地委常務副書記徐東昇在聶拉木縣督導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時，聽説了老人的執著，專程去看望，攀談中，問及老人為什麼能堅持掛了這麼長時間的國旗，老人的話語差點沒讓這位地區領導掉下眼淚。“我的年齡大了，別的也做不了，能做的，就只是把國旗每天升起來。”

作為五保户、作為聶拉木縣國税局對口扶貧的對象，老人的精神境界讓國税局局長平措感嘆不已。採訪時平錯的第一句話就是，次仁曲珍老人的無私是當前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中的一面鏡子。

國税局是1997年開始對老人家實施幫扶的，國税局為老人蓋了新房，並按照對口幫扶的要求，每年去看望老人兩三次。但第一次看望，就讓國税局的同志震撼了。問老奶奶還需要什麼東西，老人環顧四周，似乎是早已想好的要求，説，我每天掛的國旗很舊了，你們方便就送我一面新的國旗吧。

這種特殊的要求，讓國税局的同志面面相覷，幫扶了很多的貧困户，第一次聽説過要五星紅旗的。他們端詳着老人院中那面五星紅旗，確實很舊了，風吹雨淋了很久的國旗，已經有些斑駁了，但在邊陲小鎮樟木這個五保户老人家的小院裏，卻是最奪目的顏色。從那以後，樟木鎮對口幫扶老人的單位，在看望她時，一定給她帶上一面鮮豔的五星紅旗。

採訪中，我們留意到了老人的手，那是一雙變了形的手。

曾經有一篇文章，説的是一位叫陳秉正的勞動模範，剖竹篾時可以用手作楔子，吱吱地將竹篾分開，而手卻不會受傷。這是説勞動的手是富有創造和有魅力的。

端詳次仁曲珍老人的手，遍佈的老繭、腫大的關節和褪不掉的色斑，似乎是沒有魅力可言的。當我們聽完了關於老人手的故事，不禁為之一顫。同樣的手，在不同的時代，演繹不同的人間悲歡。

在舊西藏，苛捐雜税和攤派徭役壓得農奴們喘不過氣。樟木溝的村民，除承擔了舊政府的日常徭役，還有個徭役就是向舊政府提供樹皮作為造紙原料。典籍中説，藏紙中由於加入了一種毒性的原料，所以具有防蟲蛀的奇效。這種有毒原料，就是來自樟木溝村民每年十月、十一月例行的徭役。

天寒地凍的高山森林裏，村民們要忍受飢餓的煎熬，忍受寒冷的山風，更要忍受含毒的樹皮對人體的侵蝕。含毒的樹皮剝起來相當地費事，準確地説，它是一層膜，處在樹皮和樹幹之間，要將這一層膜剝下來，每天湊齊十斤是相當地困難。從早到晚，沒有哪個村民手上的皮膚是完整的。腫脹、潰爛的雙手是那個年代人壓迫人最有力的控訴。

苛捐雜税和服不完的徭役使次仁曲珍產生了脱逃的念頭，這是當時的反抗方式。23歲的那年夏天，頭人的奴僕闖進了次仁曲珍蟄居的窩棚，惡狠狠地清算了因為交換糧食欠下的税和尚未服完的徭役，次仁曲珍拖着生病的身體哀求了幾句，卻換來了惡奴的皮鞭在半空中刺耳的呼嘯。

月黑風高的夜裏，次仁曲珍出逃了，穿過村邊的山澗和茂密的森林，經過5天跋涉，次仁曲珍逃到了吉隆溝的茶夏村。

這次出逃，對次仁曲珍並沒有實際的意義。因為她逃走了，只要還有親人在樟木，她的親人就得支付賦税和徭役。更麻煩的是，在吉隆溝藏匿，必須給當地的頭人支差和納税。到哪裏都是一樣的生存空間。5年後，次仁曲珍選擇了妥協，接受了老家頭人的懲罰，回到了家鄉，繼續從事編織、交換，支付差役。

和平解放後，次仁曲珍分得了土地、牲畜，加入了互助組，加入了生產隊，擔任了生產隊副隊長，一種當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識激勵着老人用雙手改變着自己的生活，也改變了自己的內心。最初，或許是一種感恩戴德的情感促使老人用變形的手不懈地將五星紅旗在小院中掛起。這大概就是人的思想外化為行動的簡單表現，然而——— 一雙手，在新舊時代的不同演繹，仍然將一位世紀老人愛憎情感劃分得清清楚楚。

老人繼續説，公路是毛主席派人修通的，順着公路，運來了很多從未見過的東西，這些東西造福着當地的羣眾，尤其是修了電站，電燈在夜幕降臨的時候，發出的炫目光芒，讓全村人都很興奮。順着公路，來了很多外面的人，他們把五星紅旗插到了村子的最高處，他們成立了工作隊，有王書記、楊隊長、通門縣的次旺扎西、卓嘎主任。在他們的帶領下，分了原來頭人家的牲畜、糧食。

“解放軍、修公路、工作隊、共產黨、王書記、分土地、分牛羊 ……”夜深人靜的時候，次仁曲珍輾轉反側。解放軍來後，一個個陌生的詞語和工作隊為窮人做的一件件實事在她腦海裏翻騰。次仁曲珍有些迷惑，雖然一時弄不清這中間的關係。但有一個決定老人是做出了，就是心向毛主席，跟着工作隊走，跟着共產黨走。

老人分得了一頭犛牛、和丈夫共分得了8平方米的土地、5斤青稞、5斤糌粑。最重要的，是給每户村民發了一面五星紅旗。這是老人第一次近距離的觀察和撫摸五星紅旗，旗面是卡其布質的，五顆星是繡上去的，工作隊的同志講，大的那顆星是共產黨，周圍四顆星中的一顆是農奴。聯想到解放軍和工作隊，老人一下就明白了，農奴要圍着共產黨，才會有幸福的生活。

這是老人這一生中最重要的發現了。舊社會為什麼有支不完的差，上不完的税？為什麼吃不飽穿不暖？為什麼有熬不盡的苦難？難道真的是自己的命苦？這都是老人從未曾想過的問題，但它卻帶來了新知識和新感情。最終，還是解放軍修路為羣眾做好事、工作隊帶領大家分頭人的土地、牲畜，讓窮人過上好日子，徹底翻了身。以前認為自己命苦，現在卻感受到不是命苦，是頭人和頭人們的制度太殘酷。如今有了扛着紅旗的解放軍和王書記這樣的好人，趕跑像豺狼一樣的頭人，日子越來越好。所以，老人認定了五星紅旗能給自己帶來幸福！五星紅旗周圍的人都是自己的貼心人！

1965年國慶節那天，整個樟木溝每一户村民都在自己簡易的窩棚房前自發地、早早地掛起了五星紅旗。這一天，次仁曲珍也在自己的窩棚前掛起了五星紅旗，只是她自己沒意識到，隨着日子的紅火，她對黨和國家的熱愛愈發強烈，掛國旗的舉動愈發虔誠。

順着公路來了文工團，在樟木溝的演出中，大家第一次看到了新式歌舞，才旦卓瑪也來了，她為大家唱了首《遠飛的大雁》。這歌老人還記得，“遠飛的大雁請你快快飛、捎個信兒到北京、翻身的農奴想念恩人毛主席”。

在工作隊的領導下，樟木溝的村民煥發出了新的活力，積極在新生的政權領導下努力地做着各項工作。先是在工作隊的組織下開了荒，開闢的地用來種菜，除了自己食用，還供給駐紮在樟木溝的解放軍。聶拉木縣要建設新縣城，村民們就上山伐木，提供了大量的建設用材。

次仁曲珍和村民們跟工作隊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大家也特別信賴工作隊，有什麼困難就找工作隊，工作隊要求做什麼工作，大家從來不提困難，因為比起嘎廈政府的支差，這有本質上的區別。嘎廈支差從不付報酬，大家都在皮鞭下幹活，最讓人痛恨的是，嘎廈政府視背夫的生命如草芥，生死根本不過問。現在大家在工作隊的領導下工作，有了為自己做事當家作主人的感覺，尤其是坐車送木材到縣裏，縣裏的同志會噓寒問暖，送上食物，還會付相當的食鹽作為報酬。

採訪中,次仁曲珍老人補充了一個細節，前年，樟木鎮上一個到拉薩走親戚的老人，意外地碰到了六十年代在工作隊工作過的參木決，參木決還親切地問起次仁曲珍老人的近況。工作隊撤銷了，樟木溝中的樟木村、邦村、曲下村合併成立了樟木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裏，張貼、懸掛的毛主席像、黨旗、五星紅旗是那個火熱年代的顯著特徵，次仁曲珍和樟木溝的村民們，加入了人民公社，也第一次有了對集體概念的認同。

在公社裏，次仁曲珍積極主動、大公無私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讚賞，推選她做了糌粑管理員，她的主要工作是為大夥兒發放糌粑。在此期間，次仁曲珍帶領大夥上山伐木、開荒、開展副業生產，成效突出，得到大家好評，大家推選她為邦村生產隊副隊長。

次仁曲珍融入了新的生活，每天和社員一同出工、收工，尤其是想到這是建設自己的家園，次仁曲珍更是有使不完的勁。按她的話説：“毛主席派人來解放了我們，我們現在是當家作了主人，乾的事情都是自己的事情，現在大家推選我為生產隊領導，我更要帶好頭，哪裏有活我就哪裏去，再苦再累我也不怕，這是建設我們自己的家。”

生產隊按照社員的身體狀況給全體社員分了組，體力好的社員上山伐木，中等體力的社員放牧和照料農田，老弱病殘的社員從事副業生產，比起解放前的徭役，次仁曲珍感到，這種分工非常合理。生產隊考慮到次仁曲珍年近六十，分她到副業組，卻遭到反對，她説，比起前些年牛馬不如的非人生活，現在是輕鬆多了。她要求，我的身體還行，我到農牧組去。在農牧組工作之餘，次仁曲珍還要經常到副業組去幫忙，怎麼樣使編織的用具結實、怎麼樣又快又省，次仁曲珍都和社員們仔細地進行研究。通過副業生產，邦生產隊每個季度都能用這些竹製品換回很多生產生活用品。次仁曲珍積極的工作再次得到大夥的肯定，給她頒發了蓋有口岸革委會和樟木區革委會鮮紅印章的獎狀，這些獎狀，老人視作寶貝，將它們仔細地珍藏着。

次仁曲珍無比想往北京，想往到那個聖地去見住在金山上的毛主席，像朝聖一般。這個願望終究沒有實現卻凝結成堅固的信念！

1972年，次仁曲珍和來自全區的許多生產隊隊長，到日喀則、拉薩、林芝、山南參觀學習，這是次仁曲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走出樟木溝。

這次參觀，在次仁曲珍的心裏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林芝毛紡廠、納金電站、新疆的奶牛、內蒙古的綿羊、林場豐收的水果、農場飽滿的青稞種子，這些五星紅旗飄揚下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次仁曲珍用了一句話作了高度的概括，跟着毛主席走，沒錯！

在林芝，次仁曲珍參觀了農業學大寨的樣板———林芝紅旗生產隊。在紅旗生產隊，認真學習了農業、牧業、林業的生產技術。在次仁曲珍心底，有個志願，就是要把樟木溝建設得像她參觀過的這些地方一樣美好。

由於年齡的緣故，次仁曲珍沒能親自去實現這些美好的心願。但是那次參觀後，從林芝帶回的果樹苗卻在樟木溝開了花、結了果。

在採訪中，老人的品格隨着她的人生經歷與國旗故事逐次展開而時時感動着我們。

聶拉木縣國税局派人給老人送去了新的國旗。見老人年事已高，國税局準備僱傭傭人，幫助老人做一些日常家務，老人堅定地謝絕了，説自己還能勞動，自己能照顧好自己，不給組織添麻煩。平措局長想既然老人不願意就算了，自己也沒往心裏去，但老人卻用行動來證明自己的自理能力。2000年的一天，90高齡的次仁曲珍老人居然僱了人，蹣跚着送來了兩麻袋自己種的土豆，並很認真地告訴局長，謝謝組織的關心。平措非常感動，懷着複雜的心情收下了土豆。

多年來的幫扶過程，平措最有感觸的是老人家處處體現出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的風範，是一個文化不高，但能用實際行動詮釋共產黨員標準的老太太。

説起往昔的歲月，老人尤其對加入中國共產黨時的很多細節記憶猶新，表現出了無比的自豪。

工作上出色的表現，使公社黨委留意了次仁曲珍，找她談了話。老人説：那時自己都六十多歲了，還被組織上培養入黨，這是自己這輩子最幸福的事，整個樟木溝幾百號人，發展黨員每次只有兩個，自己是其中的一個，當時自己真的都沒想到。談到這些，老人滿臉洋溢着迷人的颯爽神情！

從未接受過正規教育的次仁曲珍對黨的理解既樸素又深邃，直至95歲的高齡，談起對黨的認識，她還扳着手指頭，如數家珍，一字一句地講到：為羣眾辦事、帶好頭、大公無私。

老人有個遠房的孫輩親戚，不時來老人家裏幫忙做點事。兩年前的一天，年輕人告訴老人家，她要加入中國共產黨了。老人家聽了，高興之餘，從牆上摘下她心愛的、掛了30多年的毛主席像，作為一件禮物送給了年輕人，並很認真地告訴年輕人，要聽從組織的安排，每月不要忘了交黨費。這是一幀鐵皮製作的彩像，那上面，毛主席戴着草帽站在金黃色的一片麥田裏笑。

邦村的村委會主任羅布三年前當選時去看望了次仁曲珍老人，送去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問老人家還有什麼事，老人説沒有，已經為大家添了很多麻煩，心裏很過意不去。羅布臨走時，老人卻對羅布説，鄰居都很照應，你們不要經常來看我，我也曾做過羣眾工作，羣眾工作會牽涉到很多的事情，為了我這個無用的老太婆會耽誤你們的事情，你們要把精力放在其他重要的事情上，把邦村當成一個大家庭，你一定要把家當好，使大家過上更好的日子。

老人的話激勵着羅布。採訪期間，羅布正忙的事情，就是蓋好村裏的羣眾活動中心。羅布説，生活水平在提高，村民們卻沒有一個合適的娛樂場所，我在.任期內，一定不負眾望，為羣眾多做幾件實在的事情。

當再次面對老人無暇的目光時，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了，黨強大的凝聚力，感受着我們偉大祖國長盛不衰的魅力。

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我們的祖國發生着深刻變化。樟木溝也在變化，由一個十幾户人家的小山村，發展成為國家級陸路口岸。

次仁曲珍見證着這種變化。次仁曲珍感受着這個鉅變的過程。無數個次仁曲珍就這樣無怨無悔地選擇了共產黨，跟定了共產黨。無數個次仁曲珍就是這樣認同了我們的國家。她們對共產黨的信仰、對祖國的熱愛已經溶化在了這面鮮豔的五星紅旗之上了。她們的國旗，飄揚在天上，更飄揚在心中。她們的國旗便是她們的崇拜、痴情和寄託。

次仁曲珍老了，老伴早逝、沒有兒女使她孤獨起來，雖然孤獨的生活使老人變得孤僻，但唯一不變的，是對黨、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顆火熱、赤誠的心。（原文引自：http://info.tibet.cn/news/rwxw/zmrj/200507/t20050728_44757.htm）

次仁曲珍（2），女，1953年出生，藏族，擁軍模範人物。從海拔2800米的西藏亞東縣下亞東鄉仁青崗村起，蜿蜒穿越原始森林區、亂石峭壁區和冰雪封凍區，通向海拔4700米的雪域哨所詹娘舍。這條天路，見證了3位藏族阿媽和雪域哨所官兵20多年不間斷的濃濃親情——從1982年開始，3位藏族阿媽每週或半個月一次為哨所免費送菜，先後為哨所送菜60多噸，往返里程約5萬公里，被哨所一代又一代官兵親切地稱為“媽媽”。56歲的次仁曲珍和德吉、普次，都是西藏亞東縣下亞東鄉仁青崗村的村民。除詹娘舍哨所外，這3位藏族阿媽還同時輪流為則里拉、卓拉、多仁、乃堆拉、東嘎拉等哨所送菜。

“她們每次都要背15至20公斤東西，步行約9個小時才能到達哨所。”詹娘舍哨所哨長普瓊達説，這個藏漢一家、軍民團結的感人故事在西藏軍地羣眾中被傳為佳話。 高懸在雪山峭壁上的詹娘舍哨所位於喜馬拉雅山南麓，這裏風大、雪大、霧大，大雪封山期長達八九個月，年平均氣温在零下20攝氏度左右。由於特殊的地形，至今不通公路，徒步攀登也艱險異常。幾十年前，每進入冬季，詹娘舍哨所的官兵的菜譜一直是傳統的“三大名菜”：木耳、粉絲、罐頭——吃上蔬菜成了官兵的一大奢望。27年前，26歲的德吉第一次陪同村裏的一位老阿媽來哨所送菜，被戰士們艱苦生活和堅強精神深深感動：“我沒有想到，解放了我們的金珠瑪米們過得這麼苦！” 從1982年開始，德吉開始一次次穿越荒無人煙的雪山，為哨所官兵送菜、轉交郵件，27年間從未間斷。1985年，德吉在一次送菜路上遭遇了狗熊。心有餘悸的她便請剛剛20歲出頭的普次陪同作伴，一同給哨所送菜。普次看到哨所官兵被曬得皸裂的臉、指甲凹陷的手時，也被深深震撼了。從此，她開始陪同德吉義務為哨所官兵送菜。1987年起，次仁曲珍開始帶上新鮮蔬菜，還有信箋、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去看望哨所官兵——28年前，她嫁給了退伍戰士丹增，看見丈夫曾經生活過、戰鬥過的哨所，同樣被哨所官兵的艱苦和樂觀的精神所感動。3位住在同村的阿媽的送菜路，是一條鮮有人走的山間小路——從海拔2800餘米的亞東出發，一條崎嶇的小道沿着茂密的森林向高處延伸，走兩個小時後，森林消失，四面就只有皚皚的雪山直聳雲霄，腳下的路越來越窄，雪越來越深，坡越來越陡，路的一側是巨大的山石，另一側是數百米的深溝…… 在這條崎嶇難行的山路上，3位阿媽遇到過狗熊，遭遇過暴風雪中的迷路，曾在冰雪中凍得幾乎失去知覺，得過雪盲……然而，一切困難與險阻，都沒有阻止住她們的送菜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