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二代

中國有一個羣體叫富二代，指的是先行爆富那部分人的後代，也就是靠吃遺產就可以活的很好的那部分人。而“權二代”，則是權利的次生品，從中國傳統看，看重仕途總 ^[1]  還是脱不了封妻廕子的封建觀念。其實，很多發達國家似乎也難逃這樣個人主義的窠臼。

從社會靜力學角度看，“權二代”與“富二代”一樣，他只是因為血緣而優先享有父輩的社會資源，因此，其首要人格特徵就是：附生性。而從社會動力學角度看，“權二代”是社會權力結構失衡以及權力崇拜的結果。

根據媒體的資料，2009年紹興一中參加航海模型加分測試的19名考生中，13名考生的家長分別是越城區副區長、市建行行長、市財政局副局長、市交警支隊科長、市教育局科長、紹興一中黨委書記、紹興一中分校黨委書記、紹興一中分校副校長、古越龍山股份公司董事、紹興汽運集團公司副總、昌安實驗學校校長等，其餘6名都是教師子女。

從新聞上看來，教育和權勢就像戀愛中的男女如膠似漆，形影不離，缺一不可。戀愛自由是中國憲法賦予的每個公民的權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權勢們很會享受自己的權利，在教育問題上也毫不含糊，就如對待戀愛。無論教育主動出擊，還是權勢拼命誘惑，總之最後都是兩廂情願，互惠互利。

職能部門很容易成為照顧政策的對象，因為他們更加了解政策的尺度和彈性，懂得如何在爭取政策的條件上下功夫，深諳政策實施的過程，當然最後按照公平的原則，還要牽帶上一些競爭者，運氣好的競爭者可能在較低的比例中走狗屎運。

職能部門的戀愛真正變成了各自領域的政策利益交換。老百姓民間的“説官官相護，一手遮天”似乎便是權二代的“寫照”。從上面的加分清單上可以看出：政 ^[2]  府、銀行、財政、公安分別與教育聯姻，看看教育在下一代身上還真是個香餑餑，要是這些部門通力聯手，絕對能誕生出一個地方式土皇帝聯盟。

有錢人的戾氣來自於有金錢在背後撐腰，而有權者的戾氣自然來自於權力在其背後撐腰。另據媒體報道，最近南開大學07經濟學系的齊麟同學因懷疑本校同學盜用其IP地址，齊麟同學非常生氣。為證明其不是好惹的，齊麟同學在網上發帖“示威”。“哥不好欺負，哥有能力讓你家破人亡，不跟我講情面的人，我一般會很心狠手辣。”齊麟同學還炫耀了強大的背景：“我爸爸是濱海新區的黨委副××，不是隨隨便便的下崗職工攤大餅雞蛋的，我熟識的包括銀行行長、中國平安總監等200餘位天津高管經理人，哥要絕了你在天津求職的路!”這番話讓不少網民“為之一顫”，而校方稱該學生的舉動是情緒激動所致。

富豪女情緒一激動，就不顧自身形象在大街上謾罵；“權二代”一激動，便在網絡上發帖“示威”。換個沒錢沒權的，情緒激動了又能怎樣？只能自認倒黴自認晦氣罷了。下崗職工攤大餅雞蛋的，哪裏有什麼膽量和底氣去“叫罵”去“示威”呢？不被城管滿大街趕着跑就謝天謝地了。而“富二代”和“權二代”的不好惹，無非是拜金錢和權力所賜，使其“膽量過人”。在他們看來，有了錢，就能買來一切；有了權，就能凌駕於他人之上。事實上，在我國的確大量存在着這種不良現象！

所以，在“富二代”和“權二代”的身上，才少了我們的傳統美德，多的卻是飛揚跋扈的戾氣！這一切，如果僅僅歸罪於“富二代”和“權二代”，未免有失偏頗，也會讓他們感到冤枉。正如我們俗語所言，種豆得豆種瓜得瓜。你所提供的土壤如此，你所給予的教育如此，你還能奢望什麼？莫非，你能種下芝麻，等到它成熟時收穫的卻是西瓜？而“富二代”和“權二代”的所作所為，恰恰是這個社會的一面鏡子。它讓我們看到了其中的醜陋，看到了長此下去的憂患，也看到了自身的悲哀！ ^[3] 

眼下的中國，似乎存在着一種“二代迷思”情緒。好多的人，都對現在的第二代感到異乎尋常的困惑和擔憂。其實，所謂的第二代，70後已經奔四，80後也已奔三了，只有90後小一點，但也正在步入成年。其中70後，已在各行業成為骨幹。但是，現在五六十歲的人，提起第二代，尤其是80後和90後，往往大搖其頭。其實，九斤老太式的感喟，哪一代都免不了。每代人都會或多或少覺得自己的下一代不那麼順眼，後來證明，這種擔心往往不過是杞人之憂，後代當了家，天也沒有塌下來。應該説，我們今天彌散着的憂慮，很可能會是白擔憂一場。人類的末日，並不會因此而提前到來。

不過，此刻中國人的這種擔憂，跟以往還是有點區別。因為我們這幾代的中國人，趕上了一個“數千年未有之變”——獨生子女的生育制度，這對國人倫理和育兒傳統，是一種顛覆性的改變。當年我們七八歲就會做的事，現在二十幾歲的年輕人都不會做，因為這樣的小事，家長都替他們包下來了。連一點小事都不會做，能有擔當，能會抉擇，進而會做人、做事嗎？至少，他們需要在今後的歲月裏，補上這些本該在童年就習得的基本素質。

不消説，富二代和權二代跟同齡人相比，所面臨的獨生子女困局更加嚴峻。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嬌生慣養、沒有擔當，有些人甚至不屑於學習生存技能，傳統上所謂紈絝子弟的毛病，在新的環境下更加突出。更可悲的是，在當今貧富差距如此之大，官民矛盾如此尖鋭的環境裏，他們幾乎一出生就背上了不道德的印記。

在各個時代，富二代和官二代所擁有的優裕和嫉恨都是相似的。但中國由於較早從封建時代走出，世襲分封、身份固定化的社會結構宣告瓦解，秦漢以後的多數朝代，都是富貴不能恆久的社會狀況。俗話説：“窮不過三代，富也不過三代”，白衣可以致卿相，卿相也可以變為白衣。《紅樓夢》“好了歌”裏富貴貧賤無常的思想，便是社會真實的寫照。兩千多年，中國只有兩個家族的富貴傳了下來，一是孔家，一是道教龍虎山的張天師家，其他的家族，即便當初貴為天子，改朝換代之後，後人也一樣淪為乞丐。貴賤無常的文化傳統，在心理上對富貴之家的子弟有一種無形的制約。我們知道，秦漢以後的中國是個官本位的社會，隋唐實行科舉制後更是如此。儘管制度上規定權貴子弟可以通過門蔭的後門進入仕途，富家子弟也可以通過納捐買個官做，但門蔭和捐班出身的人，大都會被人看不起。多數富貴人家的子弟，但凡有點志向都會爭取從正途出身。費孝通和吳晗研究了自隋唐以來科舉及第者的出身，發現只有一半左右的人出身寒微，也就是説，另一半人是富貴之家的子弟。按人口比例説，富貴之家肯定比平民百姓少得多，所以，富貴子弟通過科舉考試的比例還是要比平民子弟高得多。

畢竟中國一直存在着強大的家族傳統，做了高官的人以其權勢惠及家族，尤其是子弟，理所當然。如果國家不特意設置制度的門檻加以限制，勢必出現官僚世襲化、貴族化傾向，就像東漢末年察舉徵辟制度蜕化出門閥，最終導致整個官僚制的貴族化一樣。顯然，對於國家而言，官僚制是不能貴族化的。在封建制下，世襲貴族對於采邑裏的農奴，雖然有奴役，但畢竟有責任感；而官僚變成世襲貴族，卻對治下的農民沒有任何責任。因為農民是國家的，官職也是國家的。拿來國家的權力，自己私下佔有，而且傳代，連起碼的職業倫理都不會有。故而在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的效率很低，國家孱弱，高門大姓遭致貧寒士族的嫉恨，屬於公認的亂世。

隋唐以來實行科舉制，通過制度化的強制為權貴子弟進入仕途設置了較高的門檻。這個門檻不僅是考試，而且有背後的讀書傳統。事實證明，科舉制度下有讀書傳統的家族，子弟考中的機會要大一些。所以，在中國的大門檻（門閥）消失之後，所謂的士大夫階層，雖然也是個不斷變化的羣體，但大體上都會有所謂耕讀傳家的傳統。直到民國，有家學的子弟還是為人稱道的，比如俞樾的家族，比如劉師培的家族。至於那個時代的富家子弟，無論是土財主還是富商子弟，要想有出息，往往得花高價請名師課子弟讀書，改變身份從而躋身士大夫階層。否則家族永遠翻身不得，有錢也保不住。

很明顯，在官本位的大帽子下面，如果有權二代和富二代的話，他們維持地位的途徑，已經有些官本位的異化了。但無論如何，在保持讀書傳統這一點上，還是有正面意義的。可今天的權二代和富二代，加上他們的老子，不能説對讀書傳統感興趣的一個都沒有，但維持地位的着眼點卻多半集中在了“錢”和“權”上。對於官員和官二代而言，有一種思路是利用手中的權力和關係，讓子弟經商發財，儘可能快地暴富。無論是自己直接出面，還是暗中默許子弟利用自己的名義，走的都是借權生財的道路。這條路，在官本位關係盛行的中國，是相當順暢的。儘管官方對於海外盛傳的中國億萬富翁90%以上都是高幹子弟的説法極力否認，但從來沒有舉出數據證明這種傳聞的謬誤。而國內坊間傳聞與百姓的日常經驗，卻往往表明這種傳聞絕非空穴來風。還有一種思路，是官員自己弄錢，“染紅”後設法把錢轉移出去，讓自己的配偶或子女出外經商。這些官員可能屬於體制的悲觀派，他們操作的要點，是儘可能把自己的後代變成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徹底改變其身份和地位。第三種思路是直接讓子弟接班，進入仕途：他們大概是看清楚了，在中國，只有權力是最佳的掙錢機器。他們的操作方法一般都是交換式的：比如甲乙兩個都是某單位的負責人，甲的子女去乙單位做官，乙的子女去甲單位，互相允諾照看提拔。這樣的做法在現行制度下，完全是合法的。只有當某些地方官員做得太過分，比如直接在自己管轄範圍內越級提拔自己子女時，才有可能引起人們的關注。有意思的是，現在的富商所謂培養子女的途徑，也大抵跟官員類似：或者將財產逐步轉移國外，讓子女出國留學，學成後直接接手海外的事業；或者搭上自己在官商兩界的關係，讓他們繼承國內產業；或者給子女買官，進入仕途。

無論官和商，他們經營自己事業的方式往往是令人詬病的，而接下來培養第二代的方式，同樣充斥銅臭和權杖的霸道。其中，某些民營商人由於缺乏權利意識，習慣跟個別官員勾兑，加上官方有意識製造“原罪”的輿論，誇大民營企業家違法的現象，這些富商在民眾眼裏，已大大地被妖魔化了，甚至原本屬於一部分官員的罪過也轉嫁到了他們頭上。所以，儘管他們培養富二代的方式跟別人沒有多少相干，有些甚至也沒有什麼不道德，但在民眾眼裏，卻跟官二代一樣，都是令人質疑的。

現在的中國，早已不是魏晉南北朝的中古時代，整個世界已通過網絡和其他方式聯繫成了地球村，2009年“被”字的凸顯，説明平民百姓的權利意識已非昔比。因此，勢力更大的權二代，他們跟自己父輩的種種接班的努力，只是給自己營造了一個更加惡劣的輿論環境。受主流意識形態左右的物質主義的大眾文化，固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崇拜金錢，崇拜權力，但也往往更加怨恨把持金錢和權力的人。在仇富和仇官氣氛日益濃烈的情形下，人們幾乎到了逢官必反，逢富即恨的境地。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權二代和富二代，即使完全繼承下來父輩的權勢和財富，又怎能安然入眠呢？所以，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的策略，實際上是撈足了就走。這些人的後代還少有能在發達國家做成功的。從根本上説，作為社會精英，不思改變自己的國家，使其走上正常發展之道路，只打算撈足了就撤，顯然是一種自私、短視之舉。作為中國人，這不是退路，而是一種不道德的逃遁。

跟自己的父輩一樣，富二代和權二代並沒有跳出歷史上紈絝和衙內的窠臼。可以説，富二代和權二代的養成，既脱離了傳統耕讀傳家的套路，也沒有學會西方富人平民化的培養方式，兩邊都不靠。因此，可以預計，大多數的富二代和權二代，個別人也許例外，多數人命裏註定屬於失敗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國人的“二代迷思”，在他們身上是能夠應驗的。 ^[4] 

中國大陸某字幕組網友在翻譯劇場版動畫《福音戰士新劇場版：破》時在明日香對碇真嗣的稱謂上採用了“權二代”這個詞，既貼切又不失詼諧。

注：其原文為“七光”(NANA HIKA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