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校

檢校jiǎnjiào

審查核對；核實。古代官名 ^[1]  。

一、勾稽查核之意，加於官名之上。

隋時入銜。唐中前期，加“檢校”官職雖非正式拜授，但有權行使該是事職，相當於“代理”官職。如魏徵撰《九成宮醴泉銘》，系銜為“檢校侍中”。又如，《資治通鑑·唐紀十五》記載“以疊州都督李績（李世績）為特進、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唐中後期，“檢校”官職均為散官或加官，不具有事職權，主要表達深受恩寵。安史之亂後，“檢校”官職盛行，使用範圍擴大，連節度使的幕府參謀都採用“檢校”官職。

宋從太師、太尉到國子祭酒、水部員外郎十九等，都有加檢校之官，作為散官，與正職並存。凡內職崇班、武臣副率以上，最先除授及加恩賜時皆帶檢校官，文臣則授樞密使、宣徽使與節度使方帶。元豐改制後，武臣承宣使以下皆廢，檢校官僅留檢校三公與檢校三師，用以加節度使之久任者。宋徽宗朝政和（1111－1117）以後，改三公為三少，如武臣累加至檢校少師則拜太尉，文臣累加至檢校少師則拜開府儀同三司。

二、屬官。

元代中書省與各行中書省屬官有檢校，掌查核公事文牘。

明初中書省與行中書省屬官有檢校，不久廢中書省而六部、都察院、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及各府屬官皆有檢校。

清僅江蘇各府有檢校，掌稽核文書出入之數。

元、明、清三代檢校皆低級官員，與唐、宋檢校官不同。

唐朝的檢校制度：檢校制度萌芽於晉朝，是檢查、校正，審查核對的職責，晉惠帝時裴頠就有檢校傳書者的上奏，東晉也有檢校御史的職務，到南北朝時期沿襲有檢校秘書等職務，隋唐是檢校制度發展的主要時期，尤其唐朝是檢校制度發展的高峯。李靖在平定嶺南、江南中，就先後擔任了多個檢校職務，都是本職行軍總管外的兼職，是檢校低職。在唐高祖武德八年，讓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任檢校侍中開始以低職檢校高職，儘管天策府司馬是從三品僅比侍中低一級。檢校職務都是兼職，是皇帝直接派遣大臣審查核對某一職務執政情況的臨時職務，在早期不具參與該職務的日常事務，只是把檢校對象的執政情況瞭解後向皇帝彙報，現存史料沒有記載初期檢校職務直接參與檢校職務。只是到隋唐檢校職務才直接行使檢校對象的職權。唐朝開始有把重臣外任檢校的趨勢。宇文士及在唐太宗初擔任中書令，就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取代獲罪的長樂王，往往也成為朝廷直接派人監督地方事務，或罷黜官員的手段，宇文士及即是罷黜，回來時不再任原官中書令，改任殿中監。皇帝對最寵信和敬重的大臣，比如貞觀二、三年李靖以刑部尚書兼檢校中書令，與中書令房玄齡共掌中書省。兵部尚書杜如晦兼檢校侍中，與侍中王珪共掌門下省。唐太宗任命一個省長官和一個校檢省長官共同管理省事，加強了皇權對中書門下省的控制，也使檢校職務的地位和作用上升。檢校與守、兼、領、行等代理職務不同的是不僅有臨時性，還有皇帝的監督性，帶有明確分工性質，與本職官員比有臨時性，不會替代其執政，更多具有監督性，是削弱兩個省長官宰相的權力，顯示了逐步削弱相權趨勢的發展方向。檢校官都是兼職，他的本職不是兼任的檢校職務，也能防止其對檢校的職務控制專權，這與武德二年黃門侍郎陳叔達兼任納言不專任宰相類同。檢校制度是唐朝吸取前代權臣專權的歷史教訓，進一步分散相權，加強皇權的措施。到唐高宗時代把檢校制度發揮得更廣泛，也體現了皇權在各領域發揮影響，檢校職務的使用也體現了當時帝黨和後黨爭奪激烈的狀態。李義府任中書侍郎後，兼校檢御史大夫，此前檢校職務還沒有涉及到專職督察機構，僅晉朝有檢校御史也是低級別，他升任中書令後依然兼檢校御史大夫，他被罷免時讓後黨許敬宗接任權檢校中書令，這是首次在檢校職務前加“權”，體現了任命極勉強，唐高宗在竭力限制後黨的擴充，不僅是“檢校”還是“權檢校”，當時後黨正治罪長孫無忌集團，讓李義府復相，忠於皇帝的許圉師反而僅任檢校侍中，這時期原太子也被廢為庶人，唐高宗對後黨專權傾向不滿，原本維護皇帝控制宰相的檢校制度反而用來對付皇帝。迫使唐高宗另尋策略，這以後檢校職務呈濫用趨勢，甚至連泰山封禪使都要檢校，唐高宗用追封老子和恢復舊制，給長孫集團平反、用軍權恢復對政權控制。上元以後唐高宗不再繼續任用檢校制度限制相權，直接任命單相，或者兩相派出一人任軍職，朝中用最忠心的宰相，加強皇權，去世前不久又制定同平章事職務，分散、降低相權。武則天執政後，雖然沿用唐高宗的政策，但又部分恢復檢校制度，還把檢校制度沿用了唐太宗時宰相外派檢校，用來平衡各派系力量。武則天時代最重要的檢校外派是長安末年，有唐休璟、韋安石、司馬鍠、韋嗣立數位宰相被外派檢校，壓制太子、相王集團最終引發神龍政變。在唐朝復興後，檢校制度逐漸淡出政局，直到唐朝中期藩鎮割據時期，檢校制度才又興盛起來，往往也是作為榮譽頭銜使用，因為要任命很多三公和使相，為了不與行政編制衝突，往往就用檢校來區分，這樣也能增加官職使用，並且首次在三公以上的一品官職中使用檢校制度，像三公最多隻能再有個加職，用兩次，要是檢校三公能任命多人，提高官職利用效率。唐朝中後期甚至有檢校太師等檢校三輔，此時的檢校制度也已經陷入其發展的中期，完全失去了早期由皇帝直接派遣監督、核查的作用和地位，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五代十國和宋朝。檢校制度只能在皇權有充分權威的情況下發揮作用，而且要在多相制的民主基礎上。由於在檢校制度下，檢校官員有臨時性和監督性，在唐朝以後儘管不乏有權威的皇帝，但是往往缺乏多相的政治環境，即使有多相的政權，也因為宰相品級很高，限制發揮皇權作用，不像唐朝編制宰相是三品、四品（加銜有五品），後世的宰相都是二品以上，皇帝對僅比他小一級兩級的宰相難以形成絕對權威，只有強勢君主能控制宰相，或者乾脆廢置宰相。這樣就不能像唐朝那樣即保障皇權地位，又能擴大民主執政的範圍，增強執政效率。唐朝檢校制度雖然能保障皇權對相權的優勢和監督地位，但是對外戚、軍閥的制約能力有限，甚至成為籠絡軍閥的榮譽職稱，到宋朝檢校官往往是散官，已不再有明確的權限。元豐改制後，僅保留三公、三師以上官員的檢校職稱。唐朝的檢校官總體上都是有具體權限，即使是任命藩鎮節度使為檢校官也是因為其執掌地方實際權力，宋朝也是極高的榮譽職稱，與元明清的檢校職務都很低有差別。唐朝的檢校制度在唐朝歷史上總體是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加強封建行政職能的執政效率有推動作用，也對執政過程中防止官員專權、貪腐和怠職起了監督、防範作用，客觀上也起了保障皇權地位和權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