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遇之歌

一個年輕的醫學院學生每天都急匆匆地去趕同一班火車，一次他到時火車正緩緩開出站台，於是有了三個不同的故事，就像三條不同的命運之路，每條路都帶他進入一個不同的社會環境。一條路是他趕上了那班車，遇到一位共產黨員，受到鼓勵加入了執政黨；另一條路把他帶入完全相反的道路，他追車時撞上警衞，被拘留、判刑，跟一名政治犯關在一起，結果自己也成了“分子”；第三條路是他沒能趕上那班火車，而巧遇一個過去的女同學，後來順理成章地結婚、從醫、因公出國遇空難…… ^[1] 

導演在這部早期傑作中傳遞出對於生命無常的悲嘆。導演通過這種現代處理方式，來論證人生的偶然性和不確定，從而帶出導演一貫的悲觀宿命論。細節描寫十分出色，與影片所採用的技法一樣給人深刻印象。 ^[5]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充滿了形而上的哲思，這種深度是以《機遇之歌》為發端的。在此之前，基耶的影片也是頗具大師範的，比如説《影迷》，這是一部自我反思式的電影，突出了導演的困惑和無奈。當菲利普最終把鏡頭對着自己的時候，內省的意義呼之欲出。不可否認這些思考的痕跡讓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具有異於常人的品格和氣質。

《機遇之歌》的成功首先在於敍事的突破。關於敍事策略方面的文章很多，其實形式上的新穎需要的是內容的飽滿，只有這樣才不至於陷入形式主義的窠臼。就像蒙太奇學派後期硬塞給觀眾的聯想和象徵就顯得特別牽強，所以才會有巴贊那篇《被禁用的蒙太奇》，提倡深焦距鏡頭和長鏡頭，強調現實感。這涉及到形式和內容的關係的討論。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機遇之歌》中敍事的獨創性在於表面上形式的新奇，內在的是內容的需求。而這一創新引發了大量的追隨者：《蝴蝶效應》、《滑動門》以及被視為經典之作的《羅拉快跑》。的確，由於電影技術的發展，再加上電影呈現出的時代感和輕鬆戲謔感打敗了《機遇之歌》的嚴肅。

這些後繼者把炫麗的形式做到極致，卻無法掩蓋精神實質的空虛。在《羅拉快跑》中還是有一大批評論者解讀出有關女性主義、哲學思辨以及新世紀電影革命等等，可比起《機遇之歌》，在對待人生哲學上失之嚴肅，用“遊戲”的方式消除了生命本身的厚重。如果從鏡頭語言、光、色調及音樂上來説，後繼者是比較成功的運用諸多元素來突出影片的質感，而且在欣賞層面上比較符合眾多人的口味。《機遇之歌》中攝影機的運動少的可憐，大量的固定拍攝，而且對話場景幾乎沒有正反打鏡頭，用光趨於自然光，灰白色調顯出紀錄片的質感，給人沉鬱的感覺，音樂的使用同基耶後期影片相比不值一提。比如《維羅妮卡的雙重生命》中暖色調、橙色光、濾鏡、音樂等都烘托出影片詩意的氛圍，這些元素成為敍事中不可或缺的維度。而《機遇之歌》也許正是這些元素的平面化更突顯了影片的平實。但是生活態度的苛刻對於現今大部分觀眾就無法“進入”了。

生命是偶然還是必然？偶然性是否能改變人生軌跡從而打破必然性？還是不管諸多的偶然，生命最終只有一個無情的必然？這些才是《機遇之歌》超越形式的表達，而且又同政治、宗教、道德的一系列拷問相關聯，形成了對生命價值以及人所依附的信念的思辨。

第一次威特克趕上了火車，認識了政治家維納並且入黨成了政治活動家，政治信仰成了威特克在第一個故事中的生命維繫。當察覺自己只不過是權利鬥爭的棋子時，威特克通過重新來過開始了第二種可能性。這次威特克成了自由工會的成員，開始篤信上帝，而且通過“上帝”確信反政府工人組織活動的正義性。很不幸的是威特克被懷疑出賣了組織，所以信仰也隨之瓦解。威特克只能再次改變，第三次遠離政治和宗教，成為了一名醫生。不過這次走向的卻是死亡之旅。偶然性一直在抵抗，最終還是敗給了死亡。三個故事的結尾都提到威特克要去法國，而那飛往巴黎的航班就是死亡的召喚。難道這就是威特克無法擺脱的必然命運嗎？

也許從影片中多次出現的“這並不是偶然事件”已經表明基耶的態度。但是從政治信仰到宗教再到無政府，這難道在説明人類離開這些，生命將無法繼續？偶然性在這裏承載了導演需要探討的內容，基耶利用這種形式來完成整個思辨過程，而生命呈現的諸多可能性只能用偶然性來詮釋。基耶似乎也確信了偶然性的力量。綜合的考量：基耶斯洛夫斯基想用偶然性來抵抗必然性，呼籲對生命中偶然性的重視，更加嚴謹的生活。

此外，因為波蘭當時政治氣候的特殊性，影片理所當然的涉及了對當時政治的批判。雖然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意識形態傾向比較模糊，但是或多或少反映了基耶的政治敏感度和對體制的反抗。從根本上説，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人道主義者。基耶的長處在於對人類情感和生存的思辨，這也是基耶的電影具有普世意義之所在。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