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械

“我”因一個偶然的機會來到這家制造銅牌的小小作坊做工。這家老闆可是一個怪人，比如説：孩子不喜歡他，他就發火，儘管他的孩子才兩歲多。孩子要是跌倒了，他就打老婆，怪老婆沒管好。在對待工作上則更是天真，一旦知道別人有困難，他立刻就把自己要用的錢送去，然後忘得一乾二淨。“老闆娘一放鬆警惕，老闆就如脱兔一般跑出去散錢。”他還有一個像機械一般準確的毛病：只要他手裏拿着錢，不管多少，必丟無疑。但是，老闆研究出的一些工藝和方法，卻也是獨門的。

“我”被安排在最危險，最艱苦的崗位工作。然而卻也知命達觀：事兒反正得有人去做。另外也想學點手藝，掌握老闆製造色板的方法，以後也好有個賴以生活的技術。早在這裏的工人輕部，一開始就把“我”當作來偷技術秘密的奸細，對“我”百般監視，並且伺機加害於“我”。然而，在和老好人的老闆接觸中，“我”也變得像輕部一樣對老闆忠心耿耿了，並且反過來，監視起勾結在一起的輕部和老闆娘，以防他們出賣老闆的秘密了。老闆完全信任了“我”，讓“我”進了輕部都不能去的暗室，參與秘密的實驗。為此，“我”被妒忌的輕部痛打了一頓，不過輕部也向我認輸了。

因為突然接受了一批工作量很大的訂貨，老闆從同業中借來一個叫屋敷的工人。屋敷的神情舉動引起了“我”的懷疑，“我”開始像當初輕部對“我”那樣，認真監視他。“我”越是對他注意，越發現，他是一個比我強的非凡人物，“我”只好甘拜下風了。

有一天，輕部突然發現屋敷偷偷溜進暗室，就把他按在地上痛打一頓。“我”一勸，輕部又打起“我”來，這時屋敷和“我”同時打起輕部來。輕部便又把矛頭指向屋敷，將他打倒，這時，“我”認為沒必要因無故捱打而向輕部報復，故沒動手。最後輕部和屋敷卻都打起“我”來。一場混戰終於結束。最不應捱打的“我”捱了一頓打，事情才結束。

沒想到完工後第二天，老闆把交貨的錢丟到路上了。三個人無以排遣，喝起酒來，爛醉之後，屋敷錯把劇毒試劑當水喝而身亡。不過，這也許是輕部的暗害，更有可能是“我”在無意識狀態下害了他，事實如何誰又能説清楚。 ^[1] 

主人公“我”，偶然地到一家感光紙工廠上班。原來的職員輕部懷疑“我”是來偷生產感光紙秘密的特務，對“我”糾纏不休，尤其是老闆允許“我”進入暗室以後，甚至對“我”施加暴力，可“我”始終忍着。這時接受了大量的訂貨，人手不夠，臨時僱了一名叫屋敷的知識分子，“我”認定他是特務，但對他的為人與知識不得不抱有親切感與敬意。輕部對他卻毫不懷疑。有一天，由於進入暗室，屋敷被輕部打個半死，“我”也捲入這場毆鬥，莫名其妙地互相廝打起來。工作終於結束了，而老闆卻丟了這批工錢，三個人垂頭喪氣地喝起酒來。當“我”酒醒的時候，發現屋敷誤喝重鉻酸氨水而死去。是偶發事故，還是輕部所為，還是“我刀自己殺了他呢？“我”全然不知道。“我”絕望地喊道：不管是誰，“請代我將我審判了吧！” ^[3] 

感光紙工廠老闆是位發明家，是個大大咧咧，總愛丟錢的人，所以由其妻子經營工廠。似乎是一個不受“機械”操縱的“超人”，卻又是一個信任別人，樂善好施的好人。 ^{[1]  [3]} 

感光紙工廠的職員輕部懷疑“我”是特務。屋敷由於進入暗室，被輕部打個半死，後來，“我”、輕部和屋敷互相廝打起來。 ^[3] 

知識分子屋敷，被老闆臨時僱用來工作。“我”認定他是特務，但對他的為人與知識抱有親切感與敬意。輕部對他卻毫不懷疑。有一天，由於進入暗室，屋敷被輕部打個半死。後因誤喝重鉻酸氨水而死去。是偶發事故，還是謀殺，未能得知。 ^[3] 

《機械》中，作者把“我”放在錯綜複雜的人物糾葛中，從人與人的關係、在不同場合、不同條件下不斷髮展變化的不安定的人物形象中，表現出看不到、摸不着的“機械”在支配着人們。這就是橫光利一早已確定了的主題——外部事物在支配着人。作品從心理側面進一步探討了這一主題。 ^[3] 

《機械》通過對一個人的內心獨白和心理變化的描寫，揭示出在近代社會中生活的人被異化了的心理狀態，這就是人們都處於不正常的精神狀態中，相互懷疑，相互猜忌，相互排斥和相互鬥爭。例如“我”先受到輕部的監視，曾幾何時，“我”又是輕部和屋敷的監視。而且，“我”和其他人之間的猜忌和監視，既無人指使，又沒有其他的目的，這種心理狀態產生的秘密何在，這就是作者所要揭示的主題。可是，作者和作品中的“我”都未能做到這一點，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只有一種被異化了的實際感受。作者也只是描繪人被異化的表象。正如“我”所想的：“我們之間似乎一切都明白了似的，一個看不見的機械在測量着我們，並按着這種測量的結果，在推動着我們前進。”人們自己既無力支配自己，也無法反抗“機械”的安排，失去自我，被不可知的“命運”所捉弄，這就是作者對所處的社會現實的感受。這種感受，既包含着恐懼和不安，又透露了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懷疑和不滿。

小説中的老闆，似乎是一個不受那種“機械”操縱的“超人”，他掌握人們生命的秘密，卻又是一個信任別人，樂善好施的好人。他只要手上一有錢，便很快地散完；當別人千方百計為他的技術專利而保守秘密時，他卻考慮低價賣出。在“我”的眼中，老闆似乎是一個傻子，一個不為私利的瘋人。可是，老闆的這種傻勁，正表現了他獨立於這個社會的醜惡之外，仍然保着自己獨立的人性，沒有被“機械”的神秘之力所異化，因而，“我”對老闆信服了，他説：“我覺得，要成為老闆這樣一個徹底的傻子，也是很不容易的，這位老闆偉大就在這一點上。這位老闆絲毫也沒有對別人充恩人的思想，這就使我更加五體投地地崇拜他。我像一個受啓示的信徒一樣，被他身上發出的光芒照耀着。”無疑地，在這個人物身上，也表現了作者的理想。 ^[1] 

《機械》的藝術特色在於大段的心理描繪中，透露了一種輕鬆而幽默的風趣，作品中那種不間斷的“流動”的筆觸，和夏目漱石作品中的“低迴趣味”相似，故有的評論把它列入“意識流”作品之中。《機械》吸收了普魯斯特的創作手法，採用不追求使印象飛躍的新感覺派的藝術手法，使情節蜿蜒曲折地發展。 ^{[3]  [1]} 

《機械》是日本最早的“意識流”小説之一，標誌着橫光利一由新感覺派轉向心理主義。該作品出版後給文壇以較大的衝擊，轟動了當時的文壇，對新心理主義文學的誕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2-3] 

《機械》最初發表於昭和五年（1930）九月的《改造》。1931年4月由白水社出版單行本。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第二冊中收有《機械》的中文譯本，譯者丁民、丹東。 ^[1] 

橫光利一（1898—1947），日本小説家，生於福島縣。他早期作品是寫實主義的，1922年在《新小説》發表長篇小説《太陽》，確立了他的作家地位。1924年他與川端康成等人創辦《文藝時代》雜誌，成為“新感覺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新感覺派”於1925年至1926年發展到高峯，其成員以後就分化了。橫光利一轉向新心理主義，後又轉向傳統主義。他一生寫了大量作品，主要有《機械》《上海》《家徽》《派愁》等。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