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墩水庫

橋墩水庫第初次興建於1958年8月。垮塌於1960年8月，後重建於1969年，1973年12月竣工。

1956年1月，平陽縣人民委員會通過《關於興修南港水利的決議》橋墩建水庫居南港水利的“治本”目標，應屬遠期目標。

1957年5月，由電力工業部上海水力發電設計院，省水利廳勘測設計院聯合組成的普查隊，完成了《鰲江流域普查報告》，由於上游多峽谷，而下游南港片區過於平坦，故雨水不易調節，每逢汛期暴雨，洪水直瀉江西平原，常患水災。而江南垟因河道長而源流短，水資源又比較缺乏，一遇旱天，便川源枯竭，常患旱災。下游可謂旱澇不止。

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今冬明春大規模地興建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縣區鄉各級領導大搞羣眾性的治水運動，觀美等一批水庫先後動工，橋墩建水庫提前擺上議事日程。

1958年2月，時任省水利廳副廳長吳又新率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工程技術人員到橋墩現場踏勘，提出可以在水遊興建水庫，以防洪灌溉為主、結合發電的建議。温州地委、平陽縣委決定建設橫陽支江上游水庫，壩址設在橋墩鎮大玉沙，人稱橋墩水庫。上報浙江省委批准，得到同意。

1958年2月，平陽縣人民委員會編制《平陽縣橋墩門水庫初步設計及南港規劃》。同年8月上旬，平陽縣南港水利工程指揮部成立，縣委副書記陳常修指揮。

1958年9月，橋墩水庫工程正式動工。

由於時值“大躍進”時期，工程指揮部提出“土法上馬，就地取材；依靠羣眾，自力更生”的口號，先從水庫灌溉受益地區橋墩、靈溪、麻步調度民工3500人，自帶口糧、自帶工具、自帶被鋪進駐工地，參加水庫建設。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管理制度。

1959年10日，工程進入大施工階段，提出“高速度、高工效、高質量和超定額、超規劃”口號，開展勞動競賽和技術革新。全縣民工凋度也增加到1.4萬人；出現寒冬臘月赤搏勞動和跑步拉車等勞動場面，也出現了少數頭腦比較清醒的幹部説了真話，被作為白旗“拔掉”的情況。

1959年12月27日 《浙南大眾》更是發表了題為《學橋墩（水庫），趕橋墩，超橋墩》的社論。

1960年1月10日和16日，縣長盧聲亮和温州地區專員邱華清公別給橋墩頒發“嘉獎令”。幹部中的熱情再次被直鼓起，而出現了個別民工夜間坐“紅車”（暗車）離開工地，赴福建打工。

1960年3月6日，涸水期即將過去，春汛和颱風期即將來臨，平陽縣委作出《關於橋墩水庫提前堵口，提前受益，提前發電》的決定。

3月9日工程黨委將縣決定上報審批。其計劃要點是：3月20日開始堵口，要求堵口前將大壩填高至47米高程以上，壩頂寬50米。而實際情況是，大壩西、中段最高處為41米，東段縮口處僅36米，而且壩體相當單薄，頂寬只有15米左右，防洪設施未建泄洪道，但無人敢提不同意見。

3月27日，温州地委發電報通知同意提前堵口的決定。當日，水庫工地舉行大壩堵口合龍儀式，即開始堵口。1500名堵口突擊隊員肩挑車位，在兩天多的時間內，填上土方8600立方米，合龍壩口底部心牆。但30日開始下雨，31日清晨突然出現暴雨，庫區1.5小時降雨34毫米。上游圍牆底部漏水，洪水將心牆衝開一條5尺多寬的缺口，沖走新填土5000多立方米。

4月下旬，水電部在南昌召開南方七省防汛會議。獲悉橋墩水庫於汛期進行大壩堵口，急電平陽縣委派員彙報橋墩水庫工程情況。會議聽取了橋墩水庫工程副總指揮陳超的彙報，水電部領導指示：橋墩水庫工程存在着較大的危險性，當地黨委務必引起高度重視。

5月上旬，繼南昌會議指示後，水利部副廳長張含英又親臨水庫工地，指出大壩度汛有危險。至此，地委、縣委研究決定：集中主要人力、物力，搶建大壩工程；充實加強領導力量，增調民工至22000人，日夜三班倒開工，要求在5月15日前。將大壩填高52米高程。

6月10日，水庫經受第一次颱風襲擊，降雨量236毫米，庫內水位達21米，大壩堵口段填高到23米。當時地委負責同志支持研究決定，將大壩搶高到36烽，溢洪道挖深到32米。7月20日，大壩增高到35米，堵口處增高到34.5米。

8月1日，又遭第二次颱風，降雨量345毫米，庫內水位達到28.84米。5日，庫內水位下降到18米，大壩東段迎水坡發生塌坡。壩頂裂縫30米長，這段大壩下陷至32.4米。當時立即研究搶險措施，一方面突擊開挖溢洪道，一方面在迎水坡拋石基面，背水坡搶高平台，在裂縫處蓋上三層油布，防止雨水侵入。

8月8日，第三次颱風在福建省漳浦縣登陸。9月13時，突然出現暴雨。當時，又改變施工計劃，突擊進行大壩加高，同時組織下游羣眾向安全轉移。10日凌晨1時，壩身已達35米，低段為34.5米，但庫內水位已達32.6米。此時，除發出第一次警報，通知下游居民和民工全部撤退，又組織指揮部成員帶領的黨團骨幹成員組成搶險繼續進行搶險。由於連續出現三個暴雨中心，最大降雨量一時達80.6毫米，使水位不斷猛漲。10日4時，水位已達34米，搶險隊撤退，4時15分，水位突破40米，洪水滿壩，大壩被沖毀。

隨着大壩的增高，水位也不斷在上漲，到10日凌晨1時，大壩高度增至52.5米，其水位也跟着增至48.6米。眼看保壩無望，指揮部正式下達了撤退命令。頓時，民兵連用機槍對空鳴射，緊催下游居民和民工全線撤退。可是指揮部領導成員還留在大壩工地上，帶領由黨團員骨幹組成的搶險隊，決心和暴風雨作最後一搏。

4時，水位逼近壩頂，指揮部不得不再次發出水庫險情緊急警報，命令壩上所有搶險人員火速撤離現場。時針指向4時15分，在朦朧的晨光中，大家看着洪水漫壩而出，突然間，傳來“轟隆”一聲，水庫大壩塌了，洪水像一條發怒的巨龍咆哮着向下遊撲去，真是驚心動魄。

橋墩水庫垮壩後，庫內約4000萬立方水從海拔500米處傾瀉而下，席捲南港平原，波及江南、小南平原，範圍之廣，威力之大史無前例。一座建於清同治年間的大石橋被洪水衝得無影無蹤，104國道線新建的鋼筋水泥公路大橋也被衝得七零八落；浙閩交通咽喉處的百年古鎮———橋墩，原有居民上萬，商鋪數百間，頃刻夷為沙灘，不留一間房屋、一處古蹟，到處漂浮着牲畜屍體，慘不忍睹。

橋墩鎮的整體受災程度是毀滅性的，原三十六街、三十七街、三十八街及大龍鄉、黃檀鄉、平水鄉，平地上房屋蕩然無存，良田成一片沙礫。整個橋墩只剩現橋墩車站旁的兩棵百年重陽木。其餘一切建築被夷為平地。

水庫出險了。雖然早在進入汛期之後，當地政府就對抗台搶險工作進行具體部署，對可能出現的險情采取了一系列應急措施。但人在大自然的面前，畢竟十分渺小，無法抗拒大自然的災害。

至於死亡人數，民間説法很多，有説三四千的，也有説至少死了五百人的，而且死的大部分是現場施工的民工。

據災後官方調查統計：橋墩、靈溪、麻步3個公社（區）、25個大隊（鄉鎮），205個生產隊（村）1458個小隊被洪水淹沒，共淹死299人，衝失和損壞房屋分別為11062間和5183間，受災羣眾3.26萬户、13.27萬人，受淹耕地13.59萬畝，因災減產糧食2億多斤，沖走國家和集體糧食201.89萬斤，水庫工地物資、器材損失141.79萬元。

水庫跨壩驚動了國務院和華東局，時任浙江省副省長任一力和中共温州地委領導張一樵，在出事當日火速趕赴橋墩現場指揮救災，南京軍區速派飛機向災區空投乾糧和救災物資。8月13日，省委又調用飛機向麻步、蕭江、橋墩、大龍等地再次空投救災物資168袋，急救藥品151袋。

温州地委立即緊急動員當時所轄的16個縣向橋墩調運救災物品，温州軍分區及駐温部隊紛紛派出救災搶險隊、醫療隊趕赴災區……周邊的福建省福安地委也聞風而動，伸出友誼之手，不僅派出搶險救援人員，還運來了大米、麪包、餅乾、舊衣服等救災物資。海軍派軍艦在鰲江口尋救被洪水沖流的民眾，人武部組織民兵放哨，維持社會治安。又緊急急運來七八卡車煮好的飯及鍋碗等物資。

針對具體受災情況，做了以下幾方面處理：

1. 撫卹：對死者，按規定，民工發給一具棺材、一套衣服，併發放撫卹金120元。其他死者，基本由親屬自理。

2.吃：除應急空降部分乾糧外，居民和農民隨後恢復食堂，糧食由上級統調。農村成人每人每月定量8兩番薯絲，小孩按年歲逐減，以大隊為單位恢復食堂。三個月後糧食無來源，逐減為6兩、4兩。到第五個月，食堂糧繼，炊滅關門。

3.住：受災初期，災民自行尋找住在山上的親戚月友家寄居。後政府成立橋墩新村建設委員會。1961年，市政府由泰順縣、仙居縣抽調民工數千人，撥款193萬元，旨在建造土夯房（土木結構）安置3365間，每間為15－21平方米，按家庭人口分配，以人口牀鋪需求為準，決定每户間數。後又建成結構和磚木結構房屋260幢，計561000平方米，作為商業與居民住房。

4.艱難情況：災後，平原地區溪水橫流，淤泥齊腰，一片荒蕪；山邊山坡坍塌，道路不通，通訊斷絕。災民各自出逃，身無一物，避難於寺廟、廳堂、屋檐、牛棚、灰棚中，破板為牀，破衣為被，不知到何處找人找食，心中充滿陰霾和惘然。但善良的人們，對山岙內堆積的許多漂流來的木材、傢俱、雜物，撈起來後無人私自去走一件。放在蘆葦、油毛氈搭起來的外地運來的救災物資，晚上無人看管，人們也不會去碰它。飛機投放的少量餅乾，領導説是給吃乳的嬰兒吃的，沒有一個人動它一塊，全部分配到有嬰兒的家長手中。為分散居住災民送飯的民兵，自己餓着肚皮，把飯送走。正逢國家困難時期，外地羣眾也心有餘而力不足，受災五六個月後，政府再也無糧可調配供應。災民們為了生存，只好自己挖野菜、瓜菜來充飢。再者，從麗水、金華等地調來的蕉芋渣幹及番薯藤幹之類食品，磨成粉糊成湯喝後，許多多患了胃病、浮腫病，但人們還是掙扎着活了下來。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1967年1月在以陳邦林為代表的“橋墩水庫慘北上控訴團”，向上級呼籲：造成慘案的責任一定要追究，政治上不良影響一定要挽回，水庫一定要修復，災區的工農業生產一定要恢復和發展！

從温州到杭州，後到北京。

1967年3月29日，水電部頒發了《一九六〇年橋墩水庫問題》文件，對橋墩水庫及災區遺留提出了基本處理意見。4月，浙江省軍管會研究決定復建橋墩水庫。

1969年9月，成立平陽縣橋墩水庫工程革命委員會，主任阮萬鈞，復建工程開始。

1973後12月竣工，歷時4年，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干擾，復建的水庫仍是“病險水庫”。

至於災民困苦生活，因正處在“文化大革命”中，上級補助化肥300噸，解決生產問題，又補助一筆資金，建造30間民房即為緩解災民住房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