樵史通俗演義

明朝天啓皇帝十六歲登基，寵幸乳孃客氏，封客氏為奉聖夫人。司禮監太監魏忠賢勾結客氏，二人狼狽為奸，把持朝政。皇帝成了傀儡，連皇后亦遭誣陷。朝中大臣都附炎趨勢，拜魏忠賢為幹爺。魏、客二人設內營、置酷刑，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弄得民窮財盡。

山東連年旱災，民不聊生。白蓮教興起，教主徐鴻儒招兵買馬，率十二萬人馬攻縣襲府，攻破數城。不久被官軍圍困，徐鴻儒糧盡援絕.出城就縛。捷報至京，魏忠賢閹黨貪功佔為己有，大臣左光斗、魏大中不服上本，觸怒魏黨。魏忠賢專橫跋扈，竟敢騎馬在御前走過，天啓皇帝無可奈何。阮大鋮投靠魏忠賢得寵，並將東林黨的《點將錄》獻於魏黨。都察院楊漣奮身奏本，數魏忠賢二十四大罪，魏大中聯絡同僚上疏聲援。魏黨威勢囂張，黨羽徐大化、許顯純編織罪狀，將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六人拿問下獄，皆死於酷刑。朝臣人心惟危，或請求外放，或告假還家，無人敢與魏黨作對。魏忠賢吩咐心腹李永貞，由蘇杭織造太監李實出面參論周順昌、高攀龍等七人以邪黨定罪，派錦衣衞捕拿，震驚朝野。秀才王節率百姓數千人跪街鳴冤哭送，與校尉發生衝突，激起眾憤，打死校尉一人。魏忠賢爵位顯赫，將廠臣、私黨逐一加官封蔭，將諸王逐出京城。各地黨羽競建生祠.以奉魏閹，並請封魏為王。

天啓駕崩，崇禎繼位，振肅朝政，朝臣紛紛參劾魏黨。魏、客氏見大勢已去，畏罪自縊，其家財充公，黨羽均遭懲處。朝廷開釋受陷下獄的官員，啓用忠良。將阮大鋮驅逐出朝，許顯純等惡吏問罪斬首。崇禎遣散宮中內官，薦選良才起用，燒燬《三朝要典》，另修《天啓實錄》。

陝西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有叔侄二人李鴻基、李過，不喜讀書，酷好掄槍弄棒。鴻基臂力超人，要做大丈夫橫行天下，遂改名李自成，娶妻韓氏。韓氏與人通姦，李自成劈死妻子，到縣衙自首，被收監候審。李變賣家財賄官求釋，仍被判徒罪。李自成一時怒起，殺了知縣，逃往甘肅投軍。

崇禎二年末，十萬東兵逼近京師。崇禎急傳檄四方勤王兵入援，河南巡撫範景文率兵北上救護京師，東兵退去。李自成投在甘肅總兵楊肇基軍中任總旗，結識了闖王高如嶽。好漢遇見英雄，二人一見如故，結拜為兄弟。後李自成怒殺王參將，知罪在不赦，奔蘭州投靠高闖王。高依山結寨，打家劫舍，積草屯糧，人馬日壯。朝廷派熊文燦來剿，高闖王死於軍陣。李自成帶殘部逃往汾西，一年間又聚眾數萬人，連破數縣，兵馬到處，無不披靡，侄李過也隨身跟從。崇禎帝封盧象升為兵部尚書，被李自成用智謀擊敗而陣亡。山西大飢，李自成糧盡，流入河南。張獻忠假意投降官軍，被熊文燦用為心腹，張獻忠又率眾復反，十萬人馬聲勢超過李自成。崇禎大怒，將熊文燦下獄。

開封杞縣舉人李巖，傢俬富厚，性氣豪爽，輕財重義。值連年災荒，李發倉濟貧，引起宋知縣與土豪劣紳的不滿，以謀為不軌罪將李巖拿禁在獄。百姓聚眾千人救李劫獄，李巖帶弟李牟等人投奔李自成，又薦了牛金星、宋獻策、劉宗敏等一齊來歸。羅汝才雄霸山東稱王，也推李自成做盟主。李自成與羅汝才合兵圍攻汴梁，被神箭陳永福射瞎右眼，便決黃河水灌汴梁再攻，未能如願，就南下與張獻忠會合。張獻忠在湖廣連破十城，攻佔襄陽，楚、襄二王被殺，楊嗣昌自刎，湖廣巡按劉熙祚被捕，不降而死。李自成大將劉宗敏在河南大敗孫傳庭，李自成殺了羅汝才和賀一龍，並了兩部兵馬共三百餘萬，浩浩蕩蕩破潼關入西安，次年元月稱帝建大順國。劉宗敏、李過奉命直攻大同，城破，李自成分兵三路，每戰必勝，直抵北京平子門下。崇禎帝任廢無常，人心渙散，聞警親手撞鐘，百官竟無-一至。崇禎帝見大勢已去，於煤山自縊。曹太監開城門迎李。李自成入京後出榜安民，選官授用。牛金星計議登基大典，唯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不降。李自成殺吳父逼降，吳三桂乞清兵相助入關聲討李自成。李北伐敗，退兵回陝，吳三桂帶清兵一路追殺，李損失慘重。李自成聽信牛金星讒謗，將李巖兄弟誘殺，軍師宋獻策隱去，眾叛親離。李自成率殘部至湖廣黔陽羅公山，準備結寨久駐，不料一病身亡。祟禎帝死後，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改元弘光。朝中大權盡歸馬士英、阮大鋮，馬、阮二人專權誤國。清兵入關南下，弘光帝倉惶出逃。 ^[1] 

明清之際激烈的社會動盪，給當時的文人帶來了巨大的心理衝擊，小説家也不例外。作品就成了他們在動盪時局中的一種心理寄託，或表達他們的社會理想和人生追求，或抨擊和諷刺黑暗的亂世政治和社會現實，或者進行一些歷史反思。《樵史通俗演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10] 

按扉頁識語有“明衰於逆擋之亂，壞於流寇之亂，兩亂而國祚隨之”；序及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六回評語中提到明末刊《剿闖小説》及清順治八年 （1651）序刊《新世弘勳》；計六奇輯《明季北略》始於順治十一年（1654），已見到該書，知該書作刊順治末、康熙初。

江左樵子，或謂即松江青浦（今屬上海市）人陸應暢（約1572一約1658）。郭浩帆在《明清小説研究》（1991年第一期）撰文，雲陸應腸所作《樵史》，為雜記性質的著作，與《樵史通俗演義》無關。錢江抝生不知何許人，孟森在《重印樵史演義序》中認為與作者為同一人。

序説作者作此書時，“閒則取《頌天臚筆》《酌中志略》《寇營紀略》《甲申紀事》等書，銷其歲月。或悄焉以悲，或戚焉以哀，或勃焉以忠，或憮焉以惜，其喜樂之兩情，久而樵之，以成野史”。可見作者廣採舊聞，帶有深厚的感情，寫作態度是十分認真的。書中不少事，且為作者親見親聞。 ^[4] 

作者有意存史，不是流於空談，而是落實到創作之中。首先表現在史料揀擇上，自序雲“閒則取《頌天顱筆》《酌中志略》《寇營經略》《甲申紀事》等書”。以上諸書多專記一事，如《酌中志略》專寫宮闈，《頌天顱筆》專寫黨爭，《甲申紀事》專寫變亂，在各自領域均可稱權威，可信度較高。《酌中志略》為宦官劉若愚所作，其久居宮中，與客魏周旋多年，記載逆璫事蹟最為翔實。作者不僅在自序中明確指出材料取自《酌中志略》，還將其列入文中，如第二十三回寫崇禎即位後掃滅奸黨，劉氏被污獲罪，故著《酌中志略》以自白。《頌天顱筆》有相當一部分內容記錄諭旨、召對、奏章，也為《樵史》所用。

除了揀擇可靠材料，作者還自覺地以史家筆法著書。以時間為經，事件為緯，頗似實錄。《樵史》對時間的把握尤其謹嚴，往往逐年逐月記錄，遇大事則精確至日。 ^[5] 

魏忠賢，據史料記載，“魏忠賢，肅寧人。少無賴，與羣惡少博，不勝，為所苦，恚而自宮，變姓名曰李進忠，其後乃複姓，賜名忠賢雲。忠賢自萬曆中選入宮，隸太監孫暹，夤緣入甲字庫，又求為皇長孫母王才人典膳，諂事魏朝。朝數稱忠賢於安，安亦善遇之。長孫乳媪客氏，素私侍朝，所謂對食者也。及忠賢入，又通焉。客氏遂薄朝而愛忠賢，兩人深相結。”熹宗即位後，魏忠賢與熹宗的乳母客氏皆受寵，客氏被封為奉聖夫人，魏忠賢與同朝太監魏朝爭客氏，某夜在乾清宮暖閣吵鬧起來，驚醒了熹宗，熹宗問客氏的心意，併為其做主，將魏忠賢送給她，隨後魏忠賢與客氏矯旨把魏朝發往鳳陽，並遣人將他殺於途中。這些在《樵史演義》第一回中都有所介紹。根據《明史》記載，崇禎皇帝即位之初，小心謹慎，無所舉動，此年九月，他首先把客氏趕出了皇宮。十一月，崇禎帝免去魏忠賢司禮監和東廠的職務，謫發鳳陽守祖陵。崇禎帝的決定並沒有引起魏忠賢黨羽的騷亂，於是，他命錦衣衞擒拿魏忠賢治罪，魏忠賢接到密報以後，自縊身亡。在小説中，與魏忠賢有關的人和事佔了很大的篇幅。作者對於魏忠賢這個人物形象並沒有做過多特寫和塑造，大部分是通過事件來反映他的人物性格的。 ^[6] 

周順昌，東林黨人，是一個敢於同魏黨碰硬的漢子。當魏大中被押經過蘇州時，周順昌親自為其送行，並把自己的幼女許配給大中的幼子，這種行為足見周順昌為人耿直的性格，不畏閹黨淫威的個性。後來，周順昌被入獄。在獄中，周順昌仍表現出不畏強暴敢於鬥爭的精神。 ^[7] 

《樵史通俗演義》中所寫到的遼東戰爭事，與《遼海丹忠錄》《鎮海春秋》的立場不同。書中説“有個杭州人毛文龍，平日好為大言，沒甚本事”，説毛文龍“原是個遊手好閒的人，幹得甚事？自得鎮江欽依，遽自尊大，手下兵將也都失望，其時有勸他憑城力戰的，他先膽喪”，“只知賄賂魏擋，假報軍功，殺戮無辜，勝似強盜幾分，弄得天下民窮財盡”。這些，可作為明末清初人對毛文龍的另一種看法的代表。

書中通過敍述史事，流露對故國的懷念，表達對導致明朝滅亡的各種人物的痛恨，寄託惆悵心理。 ^[4] 

一是對故去明廷的眷戀。這種眷戀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1、表現為對明廷陣亡將領的熱情稱頌，第28回中寫盧象升的陣亡，第29回湖廣巡按劉熙柞的被殺，第30回寫巡撫蔡慰德、中軍時盛等人的犧牲等等；2，表現為對殉國、殉君行為的極力褒揚，這樣的描寫在小説裏比較多，僅在第30回裏就寫了範景文、倪元璐、李邦華、李國禎等30位官員、皇親在李自成攻陷北京時，為明廷殉葬的壯舉；3.作者濃墨重彩地描寫了崇禎帝自盡前後的過程，把一個末代帝王在死之前的所作所為和心態寫得淋漓盡致，這些描寫，表達了作者對陣亡將領的崇敬，對殉葬行為的宣揚，對崇禎之死的無比哀痛。

二是對清明政治的渴望。明朝末年是一個黨派紛爭、奸臣當道，君王昏庸、生靈塗炭的社會，作為明季的親歷者，作者吏加渴望清明的政治，更加關注百姓的生活，更加貶斥貪贓枉法的官員在小説中，表現為對農民起義的同情性描述。這也是作者對農民起義矛盾心理的體現。如在寫充州之戰白蓮教再次慘敗時，這樣描述道：“（齊）本恭殘兵敗將，逃至橫河，山水爆發，言兵又至，一平被殺，一半淹死。”這顯然是對百姓遭難的一種同情。在李自成殺死艾同知與王參將，以及民眾殺死宋知縣的事件中，二者明顯有同情李自成和李巖的因素，貶斥艾同知的貪贓枉法，揭露楊總兵的用人不當，斥貴宋知縣的官逼民反。作者也試圖通過描述明季的這些事件來勾勒自已的政治理想：希望官員清政廉潔，善待百姓；希望軍中量才為用，善待士兵；希望百姓安居樂業，輕搖薄賦。

二是對明廷之“賊”的痛恨。作者在表達對起義者的痛恨時，除通過對女性的浮蕩與不貞的虛構描寫來曲折表達外，還直接再現了起義者殘酷的掠殺：如第4回描寫徐鴻孺“打家劫寨，殺人如草”。 ^[7] 

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樵史通俗演義》是一部失敗的作品，它的致命缺陷是體側混雜。作者並沒有掌握小説創作的基本章法，既想寫成小説的模樣，有時又刻意追求史傳筆法。為了追求實錄，作品中嵌入了相當多的詔旨：奏章等文件，顯得十分枯燥乏味，如第二十四回總共只有四千餘字，而引錄的詔旨、奏章就佔了三千餘字，令人不堪卒讀。作品沒有貫穿全書的情節線索，只是按着時間順序記時事、述軼聞而已，因此作品中也沒有貫穿全書的人物，甚至沒有可稱為主人公的人物。書中前前後後寫到了百餘人，但他們都是隨着事件發展的描述忽而出現，忽而消失，形象也都模糊蒼白，更不必説有什麼典型人物的塑造了。 ^[8] 

書中錄入不少詔書、表章、檄文、函牘等，為正史所不可能收納，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所以，書一問世，就受到各界重視，稍後編著的《明季北略》《平寇志》等，都從中採取資料；康熙時所編的《杞縣誌》中《李公子辨》即依據本書；孔尚任《桃花扇》傳奇所附徵引書目也有該書，註明採用了其中二十四段史實。 ^[4] 

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孫楷第《戲曲小説書目解題》：“其記事不枝不蔓，繁簡得宜，不愧為講史小説。至於每篇歌詠，亦激楚感慨，側然有變徵之音，在明季小説中最為傑出。” ^[4] 

許昌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姜榮剛：從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時事小説創作觀念的演變，反映了小説與史傳複雜的糾葛關係，也反映了中國古代文化環境下，小説發展的兩種不同趨向，即一是向正統文學靠攏，企圖獲得正統文學的認可，其表現則是小説的政教化、史化與詩文化，這是提高小説地位的必由之路，《樵史演義》即是這一發展趨向的極端表現。一是保持小説文體的獨立性，按照小説文體的內部要求進行藝術創作。這兩種趨向往往交互滲透，形成了中國古代小説獨特的演進路徑。 ^[9] 

現存主要版本有清初寫刻本，藏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1937年北京大學排印本，藏北京大學圖書館。1987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排印本，1988年中國書店影印北京大學排印本，198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小説史料叢書”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説集成”影印清初寫刻本。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