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錐

樊錐（1872—1905）湖南邵陽人，出生於同治十一年（1872）。家貧。少好學，受知於學使張亨嘉，為縣學諸生。不久，就讀於長沙城南書院。時值變法維新運動興起，因其涉獵諸子，旁證西學，於所作課藝中，倡言“攬子墨之流，證歐羅之續，總絕代之殊尤，辨章乎宏錄”，為學政江標所稱賞。 ^[1] 

1895年甲午戰爭湘軍大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給了正在求學的樊錐極大震動。他説:“夫以堂堂之九土，而至萬不如區區之三島，豈不大可羞可憾可愧可憤哉!”從此，樊錐的思想發生質變，產生了激進的改革思想，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國圖強的維新運動中去。是時，湖南巡撫陳寶箴、學政江標、按察使黃遵憲先後人湘，都以開闢湖南新政為己任。樊錐因在書院所作課藝中倡言“攬子墨之流，證歐羅之續;總絕代之殊尤，辯章乎宏籙”，而受到江標激賞，於1897年被選拔為光緒丁西科拔貢。同年10月，長沙湖南時務學堂創立，他又上書湘撫陳寶箴，建議“開拓用才之術”，“不忤狂言，其通者取之，其不通者容之”，以“轉移風化”。 ^[1] 

光緒二十四年（1898）正月，南學會在長沙開講，樊錐旋即在邵陽組織南學會分會，被舉為分會會長。他手訂邵陽南學會分會章程，主張對“一切拘迂狹隘之見，概宜屏除”，“力除一切浮華囂張之習”，提倡民權平等之説。其舊時同學蘇輿見之，乃撰《駁南學分會章程條議》，攻擊他倡“平等邪説”，是“無尊卑親疏”，呼籲南學分會對他予以“處治”。樊錐持之益堅，並表示“生死不能奪其志，貴賤不能換其幟”。同年三月，《湘報》創刊，樊錐為主要撰稿人之一。先後在《湘報》上發表《開誠篇》、《發錮篇》、《勸湘工》等文，持論激烈，傳誦一時。提倡資產階級民權、平等和立憲之説，要求將“一切用人行政，付之國會議院”，“使人人有自主之權，人人以救亡為事”。他主張維新不能只靠少數人，要啓迪民智，造就眾多新人，説：“天下之理，天下公之，天下之事，天下公之”，“如欲存中國，則不可不和眾，不可不多人”，否則“積習於下，而新者一二，不新者千百，阻之者又億萬”，如是變法維新即不能奏效。他還提出變法維新要徹底：“一切繁禮細故、猥尊鄙貴、文武名場、惡例劣範、銓選檔冊、謬條亂章、大政鴻法、普憲均律、四民學校、風情土俗，一革以前，搜索無剩，唯泰西者是效。”呼籲“大興藝學，眾建學堂，宏創工廠，當購機器，廣選西法，多聘西師”，以發展中國民族工業。並認為工是“勸商之本”，只要“工藝能盛”，自然“貨可不洋”，可以抵拒“洋貨”之傾銷。又憤怒斥責“傲然自大，頑冥不靈”的“羣寮”、“羣醜”和“深閉固拒”的封建頑固派，抨擊其“礙事梗議”，“稍有新政新學，必萬端阻撓，萬端梗塞，使之已行者撤，將行者歇，未行者缺”。提出應該將此類“死人”“網羅淨盡”，不能讓其“控制生人”。同時，樊錐與熊希齡、譚嗣同等發起組織湖南不纏足會，提倡婦女放足，革除千百年來婦女纏足舊風俗，以振興國家，解放婦女。並擔任董事。此議頗得社會支持，一時在《湘報》上題名加入不纏足會者即有數千人，不少州縣都成立分會。 ^[1] 

樊錐在湖南維新運動中言行激烈，遭到封建守舊分子忌恨。王先謙、葉德輝及其門弟子等勾結邵陽劣紳，攻擊樊錐為“首倡邪説，背叛聖教，敗滅倫常，惑世誣民”的“亂民”，將其驅逐出境。不久，戊戌政變發生，因匿處深山，倖免於難。 ^[1] 

光緒二十六（1900）秋，唐才常組織自立軍起義，樊錐曾參與其事。起義失敗後，他逃往上海，與陳範等主辦《蘇報》。二十九年《蘇報》案發生，他避禍走日本，改名時中。初入成城學校，旋以體弱不適，改習法政。後在黃興、陳天華等影響下，傾向革命。三十年返國，參與華興會長沙起義。事敗後，改名誠亮，入南京軍校任教。稍後，應蔡鍔邀至廣西，入陸軍小學任教。三十一年冬，因病返湘。次年春逝世，年僅35歲。今人輯有《樊錐集》行世。 ^[1] 

甲午戰爭後，愛國主義情緒空前高漲，樊錐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和責任感。他大呼:“悲夫!悲夫!……俄人操旅順、大連灣已，而德人挾山東之全政已，進而法人索四款之利益已，進而英租長江，日不肯還威海衞已，進而列國莫不奮割一臠、歸遺其主已，安見有區區之土可以幸全者!”表示:“吾不知連將蹈東海而死，抑南走非，北走墨，毋忍坐而睹其狀者。”拳拳愛國之情，躍然紙上。正是這種堅貞的愛國精神與當時形勢相結合，導致其維新思想的形成，使他成為湖南乃至全國最激進最有見解的思想家之一。最能代表其思想的，就是他發表在《湘報》上的《開誠篇》和《發錮》《勸湘江》三篇文章。 ^[1] 

在這些文章中，樊錐提出了一整套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習俗等方面的維新方案。 ^[1] 

在政治方面，樊錐迫切要求改變現存的政治制度。首先，他大呼不變法的危險:“今天下之病，匪直骨髓駸入膏肓已，失此不變，則忍痛終古已;失此不變，則抑終必變已，則亦變之於人已。”他認為:“不窮則不變，不變則不通，不通則不久，不久則中國幾乎絕也，則黃種幾乎斬也，則孔教幾乎火也。在這裏，他將變法和救亡緊緊結合起來。他指出:變法的目的“不過止於存中國，保教種，勿使數千年神聖之區一旦殄滅以澌盡，蹈波蘭、印度、阿非之覆轍而已。”同時，樊錐還對封建專制進行無情的揭露。他描述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是:“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復見天日也抑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復以是受之，二千年滄肌浸髓，梏夢桎魂，嬉酣怡悦於苦海地獄之中，縱橫馳逐於醉生魘死之曲，束之縛之，踐之踏之，若牛馬然，若莓苔然，漫無所悟，一無所識，沉沉昏昏，瞢瞢闐闐。”針對頑固派的“天不變，道亦不變”，他駁斥説:“是道也，所謂可常可變可大可小之道也。”他猛烈批判封建頑固派的因循守舊，説這些封建衞道士“自命孔徒，昂昂儒服，以為舍我之外必無天地，舍我之外必無教化”。 ^[1] 

其次，他積極宣揚資產階級民權平等學説，要求興民權、開民智、行民主。針對清王朝的腐朽統治，他大膽提出“公天下”的主張。他説:“夫天下之理，天下公之;天下之事，天下公之。天下者，天下公之，公天下而為之，為之而效之，效之而成之。”他主張改君主專制為君民共主，認為:“君民共主，救亡鐵案”要求:“起民權、撰議院、開國會，使人人有自主之權”;“一切用人之政，付之國會議院，而無所顧惜”;“無滿漢之見，無親疏之見，無京省之見，無遠邇之見，人人平等，權權平等”。可見，樊錐提出的變法方案是“民權-國會-君主立憲”。 ^[1] 

在經濟方面，樊錐主張發展中國民族工業，抵制洋貨傾銷。他説:“夫工者勸商之本也，無工是無商也。”這是典型的重工思想。他通過分析認為:歐美列強之所以強盛，是因為工業發達，“歐墨列邦，原本基始，發祥致大，舍工之力，莫或至是。米利堅之富也，……工為之也。英吉利之盛也，……工為之也。日本之興也，……工為之也。”指出，如果中國的工業能興盛起來，“則天下事不足成，西人不足畏已”。同時，他指出工業發達的社會作用:“工政立。工業興，百萬窮民，胥經消納，土匪盜賊，一律收拾，無業有業，無歸有歸，賑恤出其中，遷善出其中。”至於如何發展工業，他提出要“大興藝學，眾建學堂，宏創工廠，富購機器，廣選西法，多聘西師”。建議對那些創新工業的人給予獎勵:“國有制-新器，創一新法，有益民生國計者，與獎牌一，以為表異，給憑文一，許其專利十年。”至於農業、商業，他也十分重視。認為:“農家者，抑工之流亞也”;而工業與商業相互影響，“未有工贏而商絀者也。未有商贏而國絀者也”。對於農業商業，提出了許多現在看來仍有意義的建議:“國有一農養十人，養數十人者，編為上農，與獎牌一，以為表異。……國有糾集茶絲公司及別等公司者，與獎牌，給憑文，加保護，與國休慼。他還認為諸如輪船、火車、電線、郵政也是“調血輪養氣筋之大物也”。 ^[1] 

在文化方面，樊錐主張改革科舉八股制。他憤然指出:“時文不廢，則孔教必亡無疑也。”認為八股時文之毒使得“異書禁絕，則眉睫之外無剩睹矣;臭腐垛，則方寸之隙無徐明矣。要求改革科舉，由朝廷下文廢除八股取士。對於科舉內容，他希望多出“經史時務題”。他還十分重視師範教育，説:“天下百治本於學，天下百學本於師。”“然則是師範學也，蓋天下鄉國師道之材之所以出也，可不謂重焉矣乎?”同時，他對教師素質也提出了要求，“夫以師範學既如被其重，是故不可以不先修身也。苟身不修，雖學焉無不通，而固不足以為人師也。”他呼籲全社會辦學，建議獎勵地方官員興辦學堂:“有能為農會學堂以興農學問保本富者，……有能為工會學堂以興工學問保藝富者，……有能為商會學堂以興商學問保市富者，得千人給五品銜一，得萬人給五品銜十、”還建議:“厚遣廣選，才臣學生，商工士民，分派數十國遊歷學習”;“有士農工商諸會學堂能建大力以遊歷外洋，講求政學藝學，歸而教者，給二品銜”可以説，樊錐的教育思想是有遠見的，對我們今天如何發展教育也有一定的啓迪作用。 ^[1] 

在社會習俗方面，樊錐提倡移風易俗，主張盡革陋規惡習。他提出:“洗舊習，從公道。則一切繁禮細故，猥尊鄙貴，文武名場，惡例劣範，銓選檔冊，謬條亂章，大政鴻法，普憲均律，四民學校，風情土俗，一革從前，搜索無剩，唯泰西者是效。”這實際上就是中國近代全盤西化論的開端。他在1898年與熊希齡等人成立湖南不纏足會的同時，也提出了禁纏足方案:“自光緒二十年所生女子，有纏足者，人每歲納税銀-兩;有放足者，人給獎牌一，以為表異;有能倡為會者，得千人給五品銜一，得萬人給五品銜十。”對於“官民之受毒於鴉片，因而軟疲無用，作廢大事”，他建議:“有能卓志戒煙，畢世不復吸者，人給獎牌一，以為表異;有能倡為會者，得千人給五品銜一，得萬人給五品街十。”這些激進主張和建議對當時的維新運動起着積極的推動作用。 ^[1] 

樊錐的思想是異常激進的，他那高亢昂揚的言論和主張在當時可謂鳳毛麟角，因而引起了以王先謙、葉德輝為首的守舊勢力的極大恐慌和瘋狂進攻。湖廣總督張之洞“馳電主殺錐、鼐，以謝天下”，樊錐的同學蘇輿先後炮製了《駁南學分會章程條議》和《摘駁樊錐開誠篇中語尤悖謬者》，指責樊錐“叛背聖教，棄滅倫紀”，大罵樊錐“不產於空桑，安得書此喪心病狂之論”，污衊樊錐為“權奸逆豎，真漢奸之尤哉”，即使“臠割寸磔，處以極刑，似尚未足以蔽其辜”。而邵陽舉人曾廉更是糾集當地士紳以“首倡邪説，背叛聖教，敗滅倫常，惑世誣民”的罪名，將樊錐“驅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亂”，並四處張貼，播告通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