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斌

著有長篇小説《雪山英雄》，長篇紀實文學《楚大明與田涯》，短篇小説《雪山進軍》、《桑都拉措》、《人面桃花》以及《蓮花山喋血記》等。

1939年參加八路軍，原本是一名戰地醫生，1953年開始發表作品。195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樊斌是1962年9月作為“摘帽右派”貶謫來漾濞任縣人民醫院副院長的。1966年5月“文革”爆發後，他又受到進一步衝擊，被免除行政職務，成為一名普通的醫生。1969年，他自告奮勇地到蓮花山麻風院當了該院的惟一一名醫生，直到1981年調離漾濞，樊斌在漾濞生活了將近二十年，足跡踏遍了漾濞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其中在蓮花山苦度了他稱之為：“觸及靈魂，刻骨銘心”的十年歲月。漾濞可以説是樊斌終身難忘的第二故鄉。特別是對那集他的苦難和自豪為一身的蓮花山，離開二三十年以後，他仍然深切懷念着那片山高水寒、森林茂密的土地。用他的話説就是腦海裏有個屏幕，時有那裏的畫面再現……

在漾濞這塊曾被一位外地來工作的知識分子，形容為“一去十多里，東西二三家，火塘旁邊坐，烤吃蕎粑粑”的偏僻落後的土地上，樊斌還有一段起刻骨銘心的起死回生的經歷。那是“文革”期間的一個雷電交加，大雨滂沱的夜晚，被當地造反派整得死去活來，特別是當親眼目睹自己歷盡十載光陰創作的長篇小説《城》的手稿，不得不付之一炬時，隨着凝結着自己心血的手稿，在無情的火光中，化作片片黑色的蝴蝶隨風飄散，樊斌感到自己的靈魂一下被掏空了。在自己那個寒意逼人的冰冷斗室，實在不堪忍受精神和肉體雙重摺磨的樊斌，不禁絕望地想一死了之。正當萬念俱灰的他倒好杯白開水，傾出大半瓶安眠藥，要將藥全塞進口裏的時候，突然響起一陣砰砰的急促敲門聲，他只得起身披衣去開門，只見門外站着一位頭戴棕帽，身披蓑衣，打着手電筒的中年男人。一見樊斌，中年男人就一把抓住樊斌的手，急切地説“樊醫生，求求你趕緊去救救我的媳婦啊！”説着就要跪下。樊斌趕緊將他扶起，把他迎進屋裏，讓他不要急，有事慢慢説。原來中年男人家住在的縣城附近村子的皇莊張家大院，他媳婦生娃娃難產危在旦夕。弄明情況後，救人要緊的醫生天職，容不得樊斌多想，轉身背起藥箱，就急忙跟着中年男人冒雨往他家裏趕。當他們跌跌撞撞地趕到中年男子家時，樊斌駭然發現，再遲幾分鐘，產婦母子的情況就不堪設想！當在他搶救下使產婦母子轉危為安後，產婦一家圍着他千恩萬謝其救命之恩時，驚魂未定的樊斌卻感到陣陣後怕。他想自己固然救了這母子二人的性命，但如果中年男人再晚去敲他的門一步，他就會吞下那瓶安眠藥，永遠告別這個既令他無限留戀，又讓他的精神幾乎徹底崩潰的世界，與其説是他救了他們的命，還不如説他們救了自己的命。經過此事，樊斌明白了在缺醫少藥的漾濞，老百姓還是多麼需要他這位治病救人的醫生的，從此他便徹底打消了尋短見的念頭，以後即使遇到什麼再沉重的打擊，都摧毀不了他頑強的生存意志。

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建國前即從事文學創作，畢業於中央文學講習所，28歲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創作室專職創作員，被雲南省文聯授予“從事文藝工作五十年以上文藝家”紀念牌的樊斌，因在那場以“莫須有”的罪名抓“右派”的人整人的運動中，以“言論”獲罪的他，輾轉發配到漾濞後，早已淡出文壇多年，不再進行文學創作了，而是重新幹起老本行，拿起聽診器，身穿白大褂，從事治病救人的醫療工作。樊斌晚年最引以為自豪的東西，就是在漾濞探索出了一套對麻風病人具有革命性意義的“保密療法”。

1969年10月，為了避開血雨腥風的政治漩渦，靠邊站多年的樊斌主動要求上蓮花山麻風病院當醫生。蓮花山位於漾江鎮彎坡村境內，海拔2578米，和點蒼山隔江相望。上山要走一天的路，翻兩座山，過三條河。樊斌在這個不僅山高，雨多，氣冷，道崎嶇，而且因其建立麻風院，當地人都懷有莫名恐懼的幾乎是與世隔絕的地方，蹲伏和困頓掙扎了整整十年。四十年後，當樊斌接受《春城晚報》記者許曉嵐的採訪時説：“山上的10年，對他而言依然鮮明得如同當年白紗布上的鮮血一樣，剌眼而又醒目”，然而也就是在這漫長的醫務工作實踐中，富有人文情懷，對麻風病人的悲慘遭遇懷有深切同情的樊斌，摸索出了一套因頗俱人性化，深受患者歡迎和配合，效果極佳的“保密療法”。

麻風病作為已有數千年曆史的全球性的傳染性疾病，在醫療手段不發達的過去，人類對此病幾乎是束手無策的。為了遏制麻風病菌的傳染，歷史上對麻風病人，曾經採取過從肉體上徹底消滅的極端措施，因而人們往往“談麻色變”。在當年的漾濞，甚至連麻風病人家屬上街賣的雞蛋和牲畜都沒人敢買，麻風病人所受的歧視由此可見一斑。解放初期，國家對麻風病人採取的是“限期收治，隔離所有麻風病人”的政策，並於1952年在坐落於漾濞西部崇山峻嶺中的蓮花山建立麻風病院，隔離治療大理、下關、巍山、永平、漾濞等地的麻風病人。

通過多年的臨牀實踐和探索，樊斌發現，麻風病的恐懼是被愚昧無知無限放大了的，只要早發現，早治療，麻風病人的治癒率幾乎是百分之百。但由於受到社會的嚴重歧視，害怕被戴上麻風帽子的患者，便不可避免地千方百計諱疾忌醫，因而錯過了最佳的治療良機。樊斌在試驗中還發現，麻風病菌在自然環境中存活時間極短，因而傳染途徑十分有限，而經過治癒的麻風病人實際上已不再具有傳染性。於是針對當時對麻風病人所採取的普遍“隔離治療法”，對麻風病人及家人造成的精神折磨和心靈傷害，一個大膽的想法在樊斌的頭腦中產生了：既然隔離治療不是絕對必要的，為了消除患者沉重的心理壓力和思想包袱，可不可以採取為他們保密，發藥給他在家治療的方法呢？雖然這是一個既有悖於傳統，也有違當時政策的想法，但他執着的性格促使他決心要試一試。樊斌首先在當時的脈地公社（現屬漾江鎮）找了幾位當時尚未公的早期患者，讓他們在家裏治療，要求他們按時服藥，答應為他們保密。實踐證明，這是一個成功的嘗試，由於病人很樂意配合，治療效果非常理想。樊斌就全力向全縣推廣。這就是後來在1981年衞生部廣州召開的全國麻風防治工作會議上，被衞生部副部長黃樹則在會上大力提倡推廣的“保密療法”。 　1979年1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直屬機關黨委電報通知漾濞縣委組織部説：“你縣防疫站樊斌同志右派問題，經總政直屬機關黨委1月19日討論，給予改正恢復其黨籍。”可惜九死一生的樊斌，在落實政策後，並沒象白樺、公劉等1957年總政創作室一起劃為右派，歷盡磨難，重新迴歸主流社會的作家一樣，煥發出驚人的文學創作激情，並井噴出大量轟動一時的文學作品，而是繼續默默無聞地從事醫療衞生工作。雖然在業餘時間和離休後，樊斌也曾偶爾拾起過創作之筆，但創作的文學作品則無論是數量還是影響都沒有再現昔日的輝煌。而在樊斌晚年所公開發表的寥寥無幾的作品中，就基本上寫的是漾濞這塊已融入他血脈的土地。如1980發表在《滇池》雜誌上的小説《人面桃花》，內容就是反映他在蓮花山麻風院探索“保密療法”的過程，又如原載於《中國作家》1994年第二期，獲“作家與雲南徵文”二等獎的散文《隨着春風飄落的綠葉》，寫的則是他站在漾濞的雲龍橋頭，觀看橋彼岸那棵亭亭如蓋的大青樹春天的落葉時，觸景生情獲得的獨特的人生啓示和生命感悟。再如刊載在《大理文化》2007年第二期的散文《螢光雲花》，更是直接寫他在漾濞的生活和工作的經歷，以及當地的山川風物和民族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