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弘

樊弘青年時期就讀於江津縣中（舊制）第八班。民國8年（1919）進北京大學預科學習，參加了“五四”運動。民國1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政治學系。民國15年，任北京《國民公報》編輯和《中央晚報》記者，因撰寫揭露奉系軍閥封建統治的文章被捕入獄，險遭殺害。民國16年任北京社會調查研究所編輯兼秘書；民國17~20年任上海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民國21~23年，任北平社會調查研究所研究員；民國24~25年，任河北省立法商學院教授；民國26年赴英國劍橋大學深造；民國28年回國，曾先後任湖南大學經濟系教授、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復且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民國35年起，一直任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主任及系主任。 ^[1] 

樊弘在英國劍橋大學學習期間，著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英國凱恩斯學派創始人、擔任過英國財政顧問及英格蘭銀行理事的凱恩斯正在該校任教，當時，凱的學説曾被一些西方國家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民國28年10月，樊弘在英國的《經濟評論》上發表了《關於馬克思與凱恩斯的資本積累、利息率和貨幣理論的比較研究》，指出凱恩斯攻擊《資本論》，有的是肆意歪曲，有的是顛倒是非，有的是無知妄説，馬克思知道的，凱恩斯根本不知道。這篇論文在國際上有很大影響，曾被美國刊物《馬克思和現代經濟學》轉載，還被芝加哥大學列為經濟系的參考，歸國後，他在任職的學校中開設《經濟學原理》、《經濟學概論》、《現代貨幣學》、《馬克思經濟學説》等課程。他在北京大學開設《馬克思經濟學説》，雖遭受學校當局阻擾，但受到學生歡迎，仍堅持講到北平解放。

因抗日戰爭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樊弘在沙坪壩中央大學任教，積極投入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陸續在《觀察》及其他報刊上發表了大量有關政治與經濟的論文，如《現階段中國經濟病症癥結》、《中國經濟與文化的歸趨》和《只有兩條路》……等等，揭露國民黨4大家族的黑暗統治，指出舊中國的經濟、政治、人道、哲學等方面存在着兩條道路：一條是走不通的反動道路，一條是合乎人民願望和歷史潮流的革命道路。他公開提出奪取政權，限制剝削者權利的主張。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請他吃飯，約他寫文章為國民黨捧場。他寫了一篇《國民黨為什麼不能實現三民主義》，揭露蔣介石的反動本質，從此那位部長再也不敢找他寫文章了。另外有人拉他參加國民黨CC集團。他説“要我參加，有個條件，就是不妨礙我宣傳社會主義”。結果也是不歡而散。蔣介石想籠絡樊弘，曾贈給戎裝照片1幅，照片背面題詞為：“願共同攜手奮鬥之。”樊弘説；“蔣介石想籠絡我，辦不到。”

民國37年，解放戰爭到了轉折關頭，蔣介石瘋狂鎮壓學生運動，樊弘與其他一些教授挺身而出，教育學生“讀書莫忘救國”，支持學生參加愛國民主運動，這年3月29日，北京大學學生在沙灘民主廣場集會“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大清早，校園四周軍警林立、封鎖交通，校園圍牆上插上鐵絲網，架起機關槍。在此白色恐怖下，樊弘與許德珩、袁翰青等教授衝破阻力，準時到達會場。樊弘並發表了以《兩條路》為題的演説，提着蔣介石的名字，分析蔣家王朝行將垮台的種種因素，不管特務分子怎樣在場內搗亂，仍堅持把話講完，事後雖受到國民黨特別市黨部的恐嚇警告，但樊弘仍多次參加學生集會，發表反蔣演説。他每次講演，聽講者不僅有北大學生，還有清華、燕京、輔仁、朝陽等大學的學生。樊弘深受學生敬重，人們稱他為“民主教授”、“轟擊蔣家王朝的大炮”，不少青年學生受他的影響，走上了革命道路。

民國38年春，北京解放不久，樊弘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在北京飯店與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會見，毛主席和他親切握手，連聲稱讚：“社會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接着又應國務院周恩來總理邀請到中南海暢談國家大事。他還以首屆全國政協委員身份參加在天安門舉行的開國大典。1950年2月，樊弘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是北大教授中得到中央直接批准的第一個共產黨員。1951年，他去廣西參加土地改革運動。1952年，他代表中國經濟學家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經濟學家會議。1956年，他去北京郊區農村調查農業生產合作化問題，撰寫了《西山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成長》。

50年代，樊弘發表《論經濟學上的第五縱隊和左派的幼稚病》，主張對資產階級的經濟學不能全盤否定，有的可供我們借鑑和利用，也不可全盤肯定，不可忽視其為資本主義效勞的本質。同時還發表了《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批判》。指出“凱恩斯的價值論、工資論和就業論都是荒謬的”。1959年，樊弘在《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版）》發表他的力作之一《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肯定“社會主義制度下產品亦是商品”，必須重視價值規律的“支配性作用”。儘管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的，但當時未被人理解。樊弘為學術問題受過不公正的批判，但他認為學術問題應該探討，沒有怨言。他寫過《勞動立法原則》、《工資理論之發展》、《現代貨幣學》等專著，此外，他還翻譯了亨利·佐治的名著《進步與貧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他完成了10餘萬字的專著《批判凱恩斯的就業理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