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崧甫

樊崧甫（1894—1979），原名芝碧，字仲哲，號哲山，浙江省麗水市縉雲縣五雲鎮人。

浙江省陸軍小學畢業，後相繼加入龍華會、同盟會；辛亥革命時，任浙軍敢死隊分隊長、滬軍機關槍隊隊長；“二次革命”中兩度入獄。

1914年，入武昌陸軍預校，後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1925年入陸軍大學第七期；1927年10月任第二十六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

1930年1月任第六師第十七旅少將旅長，在馮、閻聯合反蔣時，曾與吉鴻昌部作戰；1931年1月，任第六師參謀長，後任第八軍中將參謀長，參加第三次“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1932年11月，任撫河方面“剿共”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1933年2月，任陸軍第七十九師師長，參加第四次“圍剿”。同年10月，任北路軍第三縱隊指揮官兼第七十九師師長，參加第五次“圍剿”；1935年任“剿匪”第二路軍第一縱隊指揮官，追堵湘鄂川黔中國工農紅軍二、六軍團；1936年1月，任陸軍第四十六軍軍長。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於1938年在徐州會戰中在狼子湖澇溝線與日軍坂垣師團作戰三晝夜，同年9月任第十二軍團軍團長；1939年2月，任湘鄂贛邊區遊擊總指揮；1940年1月，任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7月任軍事委員會中將高參，1941年1月兼任第6戰區戰備校閲主任，同年秋兼任第6戰區司令長官部總參議，9月兼任第6戰區幹訓團教育長；1944年秋，任國民政府軍委會第五軍風紀巡察團主任；1945年10月，任國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任，晉上將銜。

1947年1月退役，客居上海，因參與反內戰活動；1949年5月14日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入獄，上海解放後獲釋，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參事室參事等職。1979年在上海去世。 ^[2] 

樊崧甫原籍浙江縉雲，出生於1894年。從小就喜愛使槍弄棒，愛聽古代作戰的故事，對古代的英雄豪傑敬慕不已，嚮往於長大成人後做一名耀武揚威的將軍。未幾，河北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招生，·樊氏教然報名，一試錄取。其時交通不便，且路途遙遠，他對長途跋涉不以為苦。

進入軍校讀工兵科，學習刻苦，名列前茅。他在學習工兵科目的同時，對於步兵、騎兵、炮兵、輜重兵、通信兵等學科也留意學習，做到融會貫通。這對他日後指揮各兵種聯合作戰極有用處，併為他後來的升遷打下基礎。

軍校畢業後，他從排長做起，連長、營長、團長、旅長、師長、軍長，直至集團軍司令，軍階從少尉、中尉、上尉、少校、中校、上校、少將而達陸軍中將，可謂官運享通，級級上升。抗戰前夕，任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的副手，足見蔣介石對他的倚重，成為蔣的嫡系部隊，在國民黨部隊中炙手可熱。 ^[3] 

但是，這位在蔣軍中軍功顯赫的樊崧甫將軍，在與紅軍作戰中卻吃了大敗仗，跌了大跟斗。1934年8月，紅軍從江西瑞金出發開始了兩萬五千里長徵，樊氏奉命率部跟蹤，妄圖尾擊，在貴州安順一帶發生遭遇戰，紅軍運用伏兵戰術使得樊軍中伏，結果損兵折將，被打得一敗塗地。後經樊挽人向蔣介石求情，總算未受嚴懲。樊經此領教了紅軍的戰略戰術，從此不敢輕舉妄動，同時，樊也目睹紅軍沿途獲得廣大老百姓簞食壺漿的支持，而對蔣軍則視若虎狼，避之唯恐不及，人心之向背，對他的刺激極深，不能不引起深思。

西安事變時，何應欽擬發動對西北軍的進攻，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特指派樊率八個師把駐紮在西安的東北軍團團圍住，其時駐陝紅軍為了消彌戰禍也將部隊移到西安附近，這就形成了如下態勢：當中為東北軍，外圍為中央軍，再外圍為紅軍。如果戰鼓打響，中央軍就有前後受敵的危險。樊對此危險局勢是瞭然於心的，且他又自思兩年前曾是紅軍手下的敗將，故而手握重兵而按兵不動。再説當時中央軍與紅軍友好相處，互不動武，兩軍的官員經常來往，甚至有時在一起玩麻將。因而何應欽的陰謀未能得逞。不久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紅軍返回防地。周恩來同志等一行在事變結束後返回延安，就由樊調派軍用汽車相送。 ^[3]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樊崧甫以其軍人天職投身於這場關係民族存亡的正義戰爭。他先率部在徐州戰場與敵戰鬥，戰績輝煌，受到國人的矚目；繼又參加南昌會戰，痛殲日寇，為保衞祖國而立了功。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對蔣介石制定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漸感不滿，思想認識逐步提高，他的牢騷和不滿言論難免傳入蔣介石的耳朵。為此，蔣對樊惱羞成怒，認為樊已不可靠，不能委以重任，乃以調動軍職為名，削除樊的軍權，改任軍事委員會戰區軍風紀第五巡察團中將主任之職。從表面上看，巡察團賦予了很大權力，舉凡部隊的戰鬥力、軍風紀、武器彈藥、後勤供應等狀況均在巡察範圍之列，實則有職無權，經常受冷遇，遭奚落，無法執行任務。樊也明知此舉是蔣對他的變相懲罰，對他的不信任。對此，他無可奈何，久而久之，也就坦然處之了。抗戰結束，1946年5月巡察團宜告撤銷，樊乃乘機擺脱軍職，離開南京回滬賦閒家居。

1948年初，宋慶齡和李濟深等在香港組成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同年夏，樊由邰爽秋介紹在滬參加民革，並與民革上海地下負責人王葆真取得聯繫，擔任委員，從事秘密反蔣工作。1949春，上海已面施解放軍大軍壓境的態勢。湯恩伯任京滬杭警備司令之職，率領殘兵敗將，妄圖負隅頑抗。湯秉承蔣介石旨意，特親往樊的住所傳達蔣的倚畀之意，邀他擔任警備副總司令之職，為黨國分憂，當面對他吹捧了一番。經過這幾年的教育和實踐，他對時局發展的前景已看得一清二楚，豈肯為蔣火中取栗，於是，以能力薄弱為辭，再三推卻不就，弄得湯悻悻而去。

湯恩伯當然不肯就此善罷甘休，經請示蔣介石後，指示上海警察局長毛森以莫須有罪名將樊逮捕，投入黃浦警察局監獄。這是樊崧甫生平第一次入獄。 ^[3] 

幸而上海很快解放，毛森來不及對在押人犯動手，樊崧甫終於獲虎口餘生，重見天日，恢復自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後，對留用人員和起義人員均作出安排，樊被分配在公共房屋管理處中南區辦事處工作。平日生活儉樸，每天帶者飯盒上班，奉公守法，工作積極，是一個合格的機關幹部。

1951年以後，民革在北四川路區、虹口區和提籃橋區分別建立黨派小組，樊崧甫擔任民草虹口這小組長。1956年，虹口區和北四川路區合併，樊擔任合併後的虹口區第一屆委員會主任委員。1959年和1985年在第二、三屆委員會時被選為委員。十多年中，樊在中共領導下從事民主黨派工作，為多黨合作制的鞏固和發展作出積極的黃獻。

在此期間，樊崧甫還根據親身經歷，操寫了《我所知道的洪門史實》一文，長達一萬七千多字，史料翔實，內容豐富，為社會科學工作者提供了寶貴資料，頗得好評。

五十年代中期，機構變遷，樊被調到市政府參事室任參事，可見黨和組織對他的重視。可好景不長，不久十年動亂開始。由於樊長期在國民黨軍中任職，自然是在劫難逃，首當其衝，橫遭迫害，再度被投入監獄，備受折磨。是時樊已年逾古稀，經多年關押，已體弱多病，後經設法向周總理求援，在總理的過問下，方得保釋回家，但已神志桃惚，生活不能自理。粉碎“四人幫”後，他已82高齡，據其夫人告知，剛出獄回家時，因受損過度，連親友都不能辨認，形同痴呆，經精心調理，已有所好轉，還能認得出人。

1979年2月25日，這位傳奇式的人物樊崧甫在上海逝世，享年85歲，追悼會由民革上海市委主委趙祖康主持，副主委賈亦斌致悼詞，悼詞稱樊熱愛祖國，為爭取台灣早日迴歸祖國作了有益的工作。他如死而有知，也可無憾了。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