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亢

1924年5月，樊亢出生於河南省汲縣（現衞輝市）城內西門大街。

1936年，入讀於河南省立汲縣初級中學（現衞輝市第一中學）。

1939年，升入開封女子高中。

1942年至1946年，就讀於國立西北大學英語系 ^[4]  。

1946年9月，參加革命工作，任教於北方大學，同時在農家體驗生活，參加社會改革實踐 ^[7]  。

1948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0年，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自學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和俄語，從英語專業轉向經濟科學研究。先後擔任中國人民大學研究部政治審讀、科學研究科長、國民經濟史教研室主任、蘇聯東歐研究所副所長、經濟研究室主任。

1957年至1959年，在蘇聯莫斯科大學經濟系進修深造。“文革”中，中國人民大學停辦，調任北京出版社總編輯 ^[8]  。

1980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領導建立世界經濟史研究室並任研究室主任。

1982年4月，獲評為研究員。

1984年，應美國美中學術委員會邀請，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學、康奈爾大學講學。

1985年，應法國政府國際關係部邀請赴法進行學術考察 ^[9]  。

1989年1月，正式離職休養。

2006年，當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3]  。

2009年8月，享受副部級醫療待遇。

2019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1]  。

樊亢研究認為，世界經濟作為一個獨立客體，有着自身歷史發展過程和客觀規律性。世界經濟史不等於外國經濟史的簡單相加和綜合，它不同於國際經濟關係史。人們要認識當今世界，必須瞭解作為有機總體的世界經濟發生和發展的歷史進程。世界經濟史有着豐富的史實內容和理論內容，現實中的許多現象都與之有關，都可以從中找到淵源和依據。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世界經濟一旦形成，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地與之聯在一起。中國的經濟改革政策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順應世界經濟發展必然趨勢的大戰略。社會主義經濟建立之後，統一的世界經濟依然存在，只不過其內容發生了質的變化，包括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性質的經濟；資本主義的出現及其被社會主義制度所代替，是歷史的必然，是已經發生的歷史事實；當今世界經濟的格局，是兩種制度、三種力量（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的聯繫和鬥爭，其主線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它是把握世界經濟發展規律的基本線索 ^[7]  。

樊亢創建了外國經濟史學科 ^[5]  。

1963年，樊亢編譯《外國經濟史參考資料》作為輔助教材使用，後被列入高校教材編寫計劃；1965年，主持編寫《外國經濟史（近代現代）》成書三冊出版發行。1990年，《外國經濟史（近代現代）》第四冊“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出版發行 ^[9]  ；另編寫《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簡史》等教材 ^[8]  。

樊亢指導培養的學生有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賀力平 ^[5]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李毅等 ^{[9]  [10]}  。

樊亢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受參加過五四運動的父親樊伯釐和身為學生運動領袖的姐姐影響，少年時便崇尚民主、正義。考入國立西北大學外語系後，參加地下黨所領導的進步組織活動，投身於愛國學生運動；樊亢姊妹共四人，她排行第三，大姐林楓，二姐樊以楠，小妹樊鏡玲 ^[8]  。

樊亢的丈夫是《經濟日報》原總編輯、第七屆全國政協文教委員會原副主任安崗 ^[8]  ；樊亢兒子的名字是安強 ^[5]  。

“樊亢是中國外國經濟史學科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中國社會科學網評） ^[2] 

“樊亢對中國世界經濟史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評） ^[5] 

“樊亢不僅是令人敬仰的學術典範，對年輕人的提攜和包容更加令人感懷。”（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賀力平評） ^[5] 

“樊亢是對我人生影響最大的恩師，她是‘學術大師’‘傑出的學術領頭人’和‘樂於助人的長者’。”（時任中國國家博物館館長王春法評） ^[5] 

“樊亢研究成果數量多、質量高，在學術界影響很大。大家應該學習樊亢‘無私奉獻精神’‘嚴謹的治學態度’‘實事求是精神’和‘真誠待人的作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葉灼新評） ^[5] 

“樊亢有着不為名利、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世界經濟史研究與學科建設中的高尚品格，她高貴的人格魅力將讓大家永遠懷念。”（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原副所長羅肇鴻評） ^[5] 

“樊亢的一生是值得人學習、尊敬和懷念的一生，她稱得上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脱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路愛國評） ^[5] 

“樊亢作為中國世界經濟史學科的莫基人，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開展對資本主義經濟史的研究，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充足的科學理論依據，作出了重大貢獻。”（黃祖坤主編《巾幗風采》評）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