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正氏之儒

《韓非子 · 顯學》述孔子後 " 儒學為八 " 中列入 " 樂正氏之儒 " ，但這一學派無可考。後人無史可據，只得附會，暫以無名氏替代。

晉朝的陶淵明，《聖賢羣輔錄》明確記載

二〔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為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甕牖繩樞，並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偽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忮於眾，此宋鉶、尹文之墨。裘褐為衣，跂蹺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稱經而背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此苦獲、巳齒、鄧陵子之墨。

以上文字，與韓非子之八儒之説一一對應，對的着號。由於《莊子》被晉朝郭象篡編過，所以導致《天下》篇只見一半，只可以看見批評墨家，宋子之名家，慎到之法家，老子之道家，惠子之名家。嘎然一斷，不復見儒家之評説，發展之脈絡。可是郭象萬萬沒想到，遇見一個讀書不求甚解的陶淵明。偷懶把《莊子，天下》，直接照抄，三墨之文字如出一轍。

台灣學者張高評説：

依筆者管見，歷代所謂《春秋》書法，可歸納為兩類：其一，側重內容思想者，如《左傳》所謂“懲惡而勸善”，“上之人能使人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以及《公羊》學家闡揚之“微言大義”，多屬焉。其二，側重修辭文法，如《左傳》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汗”，“微而顯，婉而辯”，杜預所謂正例變例，皆屬之。錢鍾書曾稱：“昔人所謂‘《春秋》書法’，正即修詞學之朔，而今考論者忽焉。”即指修辭學、文章義法而言。

由此可見，“比事”可作為春秋筆法的思想內容，即按照年月日的時間順序來排比史事，杜預説：“《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屬辭”可作為春秋筆法的修辭文法，即在敍述歷史時選擇準確詞語表達其價值判斷。“比事”即對史事的排比比較，是“春秋筆法”的前提，在比較史事的同時也意味着對史事的篩選，體現着孔子的基本倫理價值觀；“屬辭”是文辭的連綴，辭、事、義是《春秋》文本的基本層面，“屬辭”意味着對文辭史事的剪裁、排比。“屬辭比事”的目的是明其前因，得其後果，知其趨勢，能知借鑑。

那麼，先秦時代又為何那麼重視屬辭比事呢？其實除了對文辭本身重要性的認知外，“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還來自於現實生產力條件的限制。錢鍾書通過引述孫鑛和章學誠、阮元等言語來説明古時候由於沒有今日紙筆之便，只能採用漆文竹簡的方法來紀事，費時又費力，在這樣的情況下，錢鍾書認為：“《春秋》著作，其事煩劇，下較漢晉，殆力倍而功半焉。文不得不省，辭不得不約，勢使然爾。”(24)這就點明瞭《春秋》文辭簡略的性質，為了省文，就不得不十分重視文辭的運用，這實際上是先秦時代重視“屬辭比事”的客觀原因。

《春秋》中的屬辭比事需要既在同類事件中找出不同點，同時又要在不同事件中找出相同點，《春秋》對同類事件有不同的寫作方式和手段，由此形成春秋筆法，去展現那個時代“禮崩樂壞”的特點，體現出要建立新秩序的訴求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