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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松生
鎖定
樂松生（1908~1968.04.27）北京樂氏家族第十二世樂達義之子。1908年農曆8月13月生於北京。幼年在家塾發矇。1921—1925年在北京匯文教會學校讀書時,家裏仍聘師教古文。從匯文中學畢業以後，到天津達仁堂樂家老鋪學習藥店管理。到天津後他卻考取了育才商業學校，不料遭到激烈反對,1928年到伯父所開的天津達仁堂擔任副理，與堂兄樂肇基協助樂達仁管理藥店。1947年，樂達仁、樂達義相繼去世,樂松生成為同仁堂的重要股東,佔股份十六分之一,成為同仁堂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北京解放初期,樂松生到天津採取觀望態度。後來同仁堂勞資談判陷入僵局,職工代表要求他回京談判,才達成協議,勞資協商會推舉他為同仁堂經理。同仁堂勞資雙方合作,取消了同仁堂原有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加強了藥品質量管理。1954年，樂松生帶頭申請公私合營,帶動了許多民族工商業者積極參加公私合營，與上海市的榮毅仁等成為全國民族工商業者中的代表人物。解放後,歷任全國工商聯合會副主任、天津商業聯合公司總務部長、天津建華公司副經理、北京市投資公司董事長,還曾被選為民建中央常委、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工商聯主任委員。“文革"中樂松生沒能逃脱厄運，1968年4月27日含冤而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的名譽得以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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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1 人物生平
樂松生人物生平
繼承祖業勇於創新的樂松生
1908年農曆8月13月樂松生出生於北京。幼年在家塾發矇、讀背四書五經。1921年至1925年在北京匯文教會學校讀書時,家裏仍聘師教古文。聰明好學的樂松生從小就受到伯父樂達仁和父親樂達義的喜愛。對對他繼承和發揚祖業寄以殷切希望。樂松生從匯文中學畢業以後。老哥倆就迫不及待要他到天津達仁堂樂家老鋪學習藥店管理、但這卻不是樂松生的本意，他到天津以後考取了育才商業學校，不料遭到激烈反對,迫不得已,1928年他到伯父所開的天津達仁堂擔任副理，與堂兄樂肇基協助樂達仁管理藥店。
由於樂松生出身中藥世家，耳濡目染也懂得很多中藥常識。但他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常説:“中藥這碗飯是不好吃的，弄不好會誤人性命”。所以他拼命學習中醫藥知識學習管理經驗。他們有個脾氣:不幹則已，要幹就幹好。在這期間，天津達仁堂一改北京同仁堂家店不分的落後管理體制。大膽引用國外先進的管理方法，成為我國中藥業第一個工商聯合企業，使他獲益非淺。一次,在營口藥材市場樂松生與另一買主爭購一副整虎骨。 最後以多出50現大洋才將其買到手。樂達仁明知吃了大虧,但對樂松生能繼承同仁堂選料上乘的好傳統格外滿意,也更器重他了。
在達仁堂，樂松生與樂肇基還購進了電動石磨、電動籮篩、冷凍機。繼而打深井、建水塔。大大提商了生產能力。再加上達仁堂飲片質量堪稱華北第一。所以達仁堂享有很商高的聲譽,雖然它創業於1925年。患者卻反映説:“吃達仁堂的藥放心。”
達仁堂的股份原為4股，樂達仁只佔1股。1941年樂達仁去世後,遺有二子：樂釗、樂錡。樂松生就主動與其他股商量:“將4股改為5股。讓樂釗、樂錡各領一股吧!”族中人看到樂松生這樣寬厚待人，都稱讚備至。
1947年樂達義去世，樂松生兼管北京同仁堂的業務，但仍任達仁堂副理。他目睹了國民黨政府對民族工商業的摧殘掠奪，因此對國民黨政府沒有絲毫好感，但對共產黨又不瞭解。後來他回憶道:“解放前夕，我儘管接到黨對於民族工商業採取保護政策的文件。但心裏總是半信半疑的。同時我又想，我家世代經營工商業。自己又沒參加偽政權，共產黨也沒什麼可怕的。”這是樂松生的心裏話。可貴的是樂松生一旦認識了黨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後，使真心實意地擁護黨的領導，紮紮實實地在黨的領導下做好工作。
公私合營的帶頭人
解放後，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北京同仁堂一場勞資糾紛圓滿解決後，樂松生被勞資雙方共推為北京同仁堂經理。成為樂氏同仁堂第13代傳人。他以更大的熱情投身到發展祖國的中藥事業上。通過勞資雙方的共同努力，到1950年底，同仁堂的產供銷都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其名優產品，諸如牛黃清心丸、活絡丹、蘇合香丸、人蔘健脾丸、地黃丸、龍骨酒，白鳳丸等更是馳名中外，聲譽大增。事實使樂松生受到很大教育,他認識到:只有在新中國，民族工商業才有發展前途;民族資產階級只有聽黨的話跟黨走，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基於這種認識,在抗美援朝運動中，他到炮火紛飛的朝鮮前線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同仁堂與職工一起制訂愛國守法公約，開展增產節約運動,踴躍捐獻;基於這樣的認識，樂松生與華北供銷合作總社簽訂了代購代銷合同，使同仁堂走上國家資本主義初級形式。
1953年，黨中央提出了我國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樂松生當時任北京市工商聯主委、市民建副主委，市國藥業公會主委。在中共北京市委領導下，他分別召集不同行業、不同層次的工商業者舉行座談會、報告會，學習、貫徹總路線精神。同時在樂氏家族內部組織學習總路線。樂松生常説:“ 新中國的成立，給同仁堂帶來了新生；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給同仁堂指明瞭為向。”在樂氏股東支持下，樂松生在1954年向國家遞交了公私合營申請書，8月27日同仁堂召開了同仁堂公私合營慶祝大公，會上，樂松生激動地説:“同仁堂將進一步為國家和人民服務，在製藥技術上一定會得到科學技術的幫助。這樣同仁堂數百年積累下來的製藥技術、經驗，可以精益求精。”1959年，樂松生回憶這段歷史時感慨地説:“我們工商業者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是好事，而且是光榮的。”
在樂松生的帶頭下，1956年1月4口北京市327户國藥業私力人員舉手座談。一致同意全行業實行公私合營,並推樂松生為公私合營工作籌委會主任。1月5日，北京市國藥業實行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繼此之後，其他各行各業紛紛申請全行業公私合營。1月15日，北京各界2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在莊嚴的天安門城樓上，樂松生代表北京工商界向黨和毛澤東主席獻上了喜報。喜報是用一個特大信封套着的。毛澤東主席親切地説:“你這個信封可真大啊!”樂松生高興地回答説:“這是件大喜事啊!”
北京市全行業公私合營對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這中間樂松生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1955年，樂松生當選為北京市副市長，在市長彭真幫助下，他勇於負責，大膽工作。
中藥劑型的改革者
1950年的一天，彭真市長對樂松生説:“我們的中藥，多少年來有一個缺點，就是不好吃。湯藥也好，丸藥也好，量多丸大，如果能製成西藥的樣子,像藥片一樣，既好吃又好帶,就太好了!”樂松生暗想:彭市長真是説到點子上了。中藥業的根本發展，出路正在於此。這也是先伯樂達仁為之奮鬥一生的目標。但中藥改革，又是一條十分艱難的路。會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彭真同志似乎看出了樂松生的心思，笑着鼓勵他説:“我説的是個初步想法。現在解放了，各行各業都會有條件大發展，中藥業更有這種潛力，咱們都應該相信這一點。當然，萬事開頭難，你可以考慮一下，具體有什麼辦法，一步一步地來，朝着這個方向發展就是了。”
彭真書記的話給了樂松生很大勇氣。他隨後便找到北大醫學院藥學系教授、北大藥廠副廠長鄭啓棟教授商量此事，並一起研究制訂了《中藥劑型改革研究工作的初步方法和進行步驟》。1952年10月1日， 在北京宣武區楊梅竹街42號這座小院子裏，達仁堂駐京辦事處國藥改進研究室正式成立了。樂松生提議，先從幾種療效顯著而又需要量大的中藥開始進行劑型改革。他們選中了銀翹解毒丸、香蓮丸、黃連上清丸和女金丹4種中藥。經過整整一年的反覆試驗，一種療效好，體積小，便於攜帶和保存的中藥片劑問世了。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中藥成藥製成西式片劑的創舉。這4種中藥片劑的試製成功，可以説是中藥製造業上的一次革命。這中間，樂松生和鄭啓棟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首戰的成功，使樂松生充滿了信心。1954年5月， 他將國藥改進研究室正式改名為“達仁堂中藥提煉廠”，把原來德內大街55號的達仁堂養鹿場作為廠址，並且改建了1000平方米的廠房，還從上海訂購了衝壓機、顆粒機、混合機、球磨機、離心機等設備，準備大幹一場。樂松生親任廠長，鄭教授任總工程師。到了1955年，中藥提煉廠 已經研製開發10個品種的新劑型中成藥。產量達到270萬噸，新的中成藥片在市場上大受歡迎。有的患者還給廠裏寫來感謝信。
1956年1月提煉廠獲准公私合營。1957年4月與北京同仁堂製藥廠合併，取名為北京同仁堂國藥提煉廠。樂、鄭兩人仍任原職。在以後的幾年中，他們又研製成功了具有國際意義的人工合成牛黃、人工合成冰片和1人工麝香，這那是中藥製造史上的偉大創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