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高棠

1912年出生，河北霸州市堂二里鎮人；

1949年10月當選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兼秘書長；

1952年7月率中國體育代表團參加赫爾辛基奧運會；

1954年被任命為國家體委副主任；

1983年被國際奧委會授予奧林匹克銀質勳章，成為獲此殊榮的第一位中國人；

2006年11月15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4歲。

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曾任中共北平市委農委書記，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委員，中共川東特委青委書記，川康特委書記，中共中央南方局秘書，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行政處副處長、處長，中央團校教育長。建國後，歷任青年團北京市委書記，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兼秘書長，國家體委秘書長、副主任、顧問，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中國橋牌協會、中國高爾夫球協會主席，中顧委秘書長，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

1983年獲國際奧林匹克運動銀質勳章。是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中顧委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

主編有《中國大百科全書·體育卷》、《當代中國的體育》。

榮高棠同志原名榮千祥，1912年5月生於河北省霸州市堂二里鎮。 ^[3] 

早在中學時期，他就受到民主進步思想的啓蒙教育，嚮往革命。

1932年，他考入清華大學外語系。

1933年春，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曾任清華大學團支部書記、北平西郊區團工委書記。

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遵照黨組織的安排，榮高棠同志擔任“北平學生移動劇團”黨支部書記，前往抗戰前線進行戰地巡迴演出。

1938年8月，到達延安，進入中央馬列學院學習。

1939年在重慶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曾先後擔任中共川東特委委員、青委書記、宣傳部部長兼南方局青委委員。後又調往成都，任中共川康特委書記。

1941年6月，調入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任中共南方局組織部秘書。

1946年後，榮高棠同志先後任軍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行政處副處長、處長，中共華北局城工委委員，中央團校第一任教育長。

新中國成立後，榮高棠同志任團中央秘書長、書記處書記。遵照團中央的部署，他負責籌備召開了全國學聯代表大會、全國青聯代表大會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和全國學生聯合會。之後，又籌備召開了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成立大會，建立了新中國體育事業的第一個領導機構，並出任副主席兼秘書長，成為我國第一代社會主義體育事業的開拓者和建設者。

1952年，榮高棠同志率領新中國第一個中國體育代表團前往芬蘭赫爾辛基，在奧運會上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紅旗。隨後，代表團對蘇聯體育事業進行了實地考察。回國後，在他的主持下，向中央提交專題報告，提出創建新中國體育事業的一系列重要建議，其中包括在政務院下設立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把體育作為一項國家大事管起來。同年11月，擔任中央體委第一任秘書長，主持體委機關的組建工作。

1954年後，歷任國家體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黨組第二書記。

從1952年中央體委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始終是賀龍同志在體育戰線上倚重的主要助手，全面主持體育戰線繁重的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榮高棠同志受到嚴重迫害。 ^[4] 

1979年2月，重返工作崗位，再次擔任國家體委副主任。

1982年，響應中央的號召，主動要求退居二線，擔任國家體委顧問。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體育生涯中，榮高棠同志始終牢記毛澤東同志的教誨：體育是六億人民的大事！他為此鞠躬盡瘁，辛勤耕耘，奉獻了畢生的心血。

在中國體育事業的創業年代，榮高棠同志以開拓者的胸懷和膽識，與體育戰線的同志們一道，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在運動競賽、羣眾體育、體育教育、體育科研以及隊伍建設、場館建設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為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0世紀60年代，在榮高棠等同志的帶領下，廣大幹部、教練員、運動員卧薪嚐膽，艱苦奮鬥，終於使以乒乓球運動為代表的一批運動項目率先取得歷史性的突破，贏得了新中國第一批世界冠軍，創造了我國第一批世界紀錄。這一重大的歷史性成就，有力地帶動了我國體育戰線各項事業的蓬勃發展。由這一系列成就中總結提煉的寶貴經驗，以及“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團結拼搏，為國爭光”的奮鬥號召中迸發的愛國主義和集體英雄主義精神，成為我國體育戰線乃至全中國人民寶貴的思想財富和優良傳統。作為一位體育戰線的領導幹部，榮高棠同志對體育事業的大政方針瞭然於胸。他有事必躬親、親歷親為的工作作風，又時刻胸有全局，總是以戰略的高度和發展的眼光去思考和觀察問題。他本着強烈的事業心和歷史責任感，長期潛心鑽研，孜孜不倦，堅持不懈地致力於體育事業發展的戰略構想和理論研究。對體育運動的內在規律，體育工作的特點，體育的屬性與功能，體育與經濟、體育與教育、體育與社會文明的關係，體育的普及與提高的辯證統一，體育隊伍的建設、管理與人才培養等重大問題，他都有獨到而系統的主張和深刻的理論闡述。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體育事業的行家。在國際體育交往工作中，榮高棠同志一貫忠實地貫徹黨和國家的外交方針，積極推動和擴大友好往來，廣泛汲取國際先進經驗，旗幟鮮明地抵制和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之類的反華逆流，在不同時期的國際環境下，為中國體育不失時機地贏得長足發展和應有的國際地位，做出了優異成績和貢獻。

榮高棠同志具有嚴謹的工作作風，對工作要求嚴格，處事科學務實。他講究踏實有效的工作方法，深入基層，掌握第一手情況，是他一貫的領導風格。他具有突出的人格魅力，為人處事富有強烈的感召力。他善於團結同志，對同志關懷備至，襟懷坦誠，對廣大幹部、教練員和運動員都懷有深厚的感情。他具有革命者寬廣的胸懷和堅強的意志，不論身陷逆境還是面對挫折，他都能保持革命樂觀主義的態度和堅忍不拔的鬥志。

榮高棠同志具有多方面的工作才幹，曾擔任第一任人民體育出版社社長，中國橋牌協會主席，中國高爾夫球協會主席、顧問，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副主席等重要社會職務。也曾擔任中國電影基金會總顧問，並在中國京劇藝術基金會和殘疾人基金會中擔任職務。他以自己的滿腔熱情和豐富的才藝學識，為體育、文藝、教育、青少年和殘疾人羣的事業發展，竭盡所能，做了大量支持、輔佐的社會工作，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1983年，已經71歲的榮高棠同志接受中央任命，擔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秘書長，1985年，當選為中顧委委員。在中顧委任職期間，他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嚴格的組織紀律性，兢兢業業，嚴於律己，帶領機關的全體同志，忠實地貫徹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全心全意地為老同志們服務，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他的各項工作任務。

榮高棠同志是黨的八大、十二大代表，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第五屆常委會委員。為表彰榮高棠同志在中國傳播奧林匹克理想和推動奧林匹克運動所做的貢獻，國際奧委會於1983年授予他奧林匹克銀質勳章。他成為獲得此項殊榮的第一位中國人。榮高棠同志是新中國體育事業的重要開拓者之一，為我國體育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他的一生，是忠於黨的一生，忠於祖國的一生，忠於人民的一生，我們要深切地緬懷和學習他的革命精神和優秀品質，為了祖國體育事業的發展，為了祖國和人民的榮譽，繼續努力奮鬥！

“榮高棠同志逝世對中國體育來説是一重大損失。幾十年來，他為中國體育做了很重要的貢獻，無論競技體育還是羣眾體育都傾注了大量心血。乒乓球是當中比較突出的一項，可以説，他是中國乒乓球隊的創建人之一。我非常尊敬他，特別是我親身經歷的兩件事，在我的運動生涯、走過的道路中幫助很大。”電話那頭的李富榮，平和地對記者説着。

1962年的全國錦標賽上，還沉浸在捧起第26屆男團冠軍喜悦中的李富榮在16進8的比賽中被淘汰。比賽結束回到國家隊後，李富榮一如往常隨隊訓練，直到一天早操課上與榮高棠同志一番對話後，他才從喜悦中冷靜下來。跑步結束後，李富榮見榮高棠在打乒乓球便站在一旁觀戰，榮高棠看到他後一邊打球一邊對他説：“你打球的風格還不如我呢？”李富榮心裏不服氣，扭頭就走。“站住”，榮高棠説，“你知道全國比賽打得不好的原因是什麼？”李富榮沒有回答。榮高棠説：“你打得不好不是技術原因，是思想發生了變化，沒有堅持自己的打球風格。”

李富榮説，自第26屆世乒賽奪冠後，思想發生了變化。以前的打法都是靠跑動得分，取得成績後就覺得這種打法太辛苦，想贏得輕鬆一些。思想上發生的變化導致技術發生了變化，丟掉了敢打敢拼的小老虎精神。榮高棠同志作為國家體委的領導，對運動員的情況分析沒有侷限在技術層面，而是全面綜合地分析，具體、精準，這説明他對乒乓球運動規律，對運動員成長狀況看得比較清楚、比較瞭解，這令李富榮非常佩服。當運動員時接受了批評，當教練時，李富榮感受到了温暖。

1979年第35屆平壤世乒賽對時任男隊主教練的李富榮來説異常煎熬，隊伍青黃不接、技術沒有創新，連續丟掉了男單、男雙和男團三項冠軍，只剩下混雙惟一的“救命稻草”。回國後，隊伍憋着一股勁兒要在兩年後的第36屆世乒賽上打翻身仗，每天從早操到訓練，氣氛高漲，隊員、教練都很拼命。

在備戰第36屆世乒賽期間，李富榮身體不好，一度被懷疑是胃癌。 ^[5]  榮高棠聽説後到處聯繫醫院、找大夫，最終把李富榮介紹到北京醫院檢查，最後確診只是一般胃病，李富榮懸着的心落回原地，安心訓練。但李富榮始終不知道榮高棠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直到第36屆世乒賽，中國隊首次拿滿七項冠軍後他才從別人那裏得知這一消息，這讓他十分感動。這件事已過去了25年，李富榮談起此事仍感動在心。

賀龍與胡耀邦、榮高棠(3張)

榮高棠，原名榮千祥。七七事變後，榮千祥受北平地下黨組織的指派，帶領北平學生移動劇團赴前線宣傳抗日。1938年，榮千祥同志率劇團一部分人來到了延安，並進入延安馬列學院。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時，學員們經常唱歌演戲，榮千祥編寫了一出抗日救亡的小戲《賣梨膏糖》。在戲中，老北平賣梨膏糖這一行當叫賣的調子特別優雅婉轉，因為榮千祥學得惟妙惟肖，節目一時轟動上下，從此大家見了他都戲稱他為“膏糖”，連陳雲同志也這樣稱呼他。後來叫“膏糖”的人多了起來，榮千祥的本名反倒沒人叫了，於是榮千祥索性改名為“高唐”。胡喬木同志對榮千祥説：“高唐”二字易使人想到高唐一夢，不如把“高唐”改為“高棠”更好。這樣高棠的名字就傳開了，解放後又恢復了姓兒，才有了人們所知道的——榮高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