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慶

1879（光緒五年），榮慶中舉人，當時僅二十歲。後又考中貢生、進士，入翰林院。並因此充任鑲藍旗管學官，晉升至侍讀學士、蒙古學士。一開始榮慶的仕途較艱澀，1899年任山東學政後才開始出現了轉機。山東學政這個職務僅次於巡撫，含有欽差的意味。榮慶因此結識了當時的山東巡撫袁世凱，受到袁世凱的賞識，兩人的關係日益密切，榮慶也因此通過袁認識了更多的顯貴要人。

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以後，慈禧、光緒逃奔西安，此時榮慶被委以重任，協助慶親王奕劻辦理撫局事宜，從而受到奕劻的青睞。隨後，榮慶又結識了朝廷權臣榮祿，並與之結為心意相通的密黨。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榮慶被任命為署理倉場侍郎，在這期間，榮慶嚴格要求自己，廉潔奉公，以垂範下屬，並採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來革故布新，得到了朝廷認可。不久，榮慶任政務處提調，參與辦理《辛丑條約》簽訂後諸事宜，得到朝廷的表揚。

1902年，榮慶任刑部尚書，次年被任命為管學大臣，與張百熙共同管理京師大學堂的事務。因為熱心教育的張百熙和榮慶在教育方面是革新派與守舊派的代表，因此，滿心抱負、決心改革教育體制的張百熙處處遭到榮慶的“調濟”，連連受挫。而榮慶的守舊和刻意阻撓顯然深受清統治者和守舊官僚的歡心，於是幾個月以後榮慶便轉任禮部尚書，再轉户部尚書，兼在“軍機處學習”，足見清廷對他的信任和器重。

然而榮慶守舊歸守舊，但他為人為官都十分地清正廉潔，在他連續升職之後，到他家送禮行賄的人幾乎踏破了門檻，然而他始終不為所動，因此被一些居心叵測之人譏諷為“純臣”。榮慶坐上了高官之位，沒有像有些人那樣心驕氣傲、目空一切，而是更加勤懇地做事，積極替朝廷培養和選拔人才，得到了清帝的讚許。

1904年（光緒三十年），在是否立憲的爭議中，榮慶循慈禧之意，提出“立憲時機尚未完全成熟，需從長計議”的觀點，並奉旨草擬懿旨。幾天後，懿旨脱稿面世，但內容完全反映出了清王朝對立憲能拖就拖，毫無誠意的本質。

1906年榮慶充任修定官制大臣，後來專門管理學部事務，曾多次被慈禧召見垂詢有關事務。次年，榮慶任國史館總裁。1908年，光緒、慈禧相繼駕崩，榮慶充當恭辦喪禮大臣。宣統元年任德宗實錄館正總裁。後因功被賞太子少保銜，並被任命為弼德院副院長，出任顧問大臣。辛亥革命成功後，榮慶和很多清朝遺老一樣，心已隨着大清王朝的滅亡而死去，他拒絕擔任清史館的總纂，而是避居天津，於1917年（民國六年）去世，享年五十八歲，諡“文恪”。他的一生留有《蜀遊草》、《榮慶日記》、《師友淵源錄》、《茜園同人集》等著述。

辛亥革命後，榮慶寓居天津牛津別墅（今新華南路慶雲裏）。牛津別墅多為3層連排式的磚木結構樓房，早期多為中國達官顯貴居住，樓房至今基本保持原樣。

^[1]  榮慶，字華卿，鄂卓爾氏，蒙古正黃旗人。光緒九年，會試中式。十二年，成進士，以編修充鑲藍旗管學官。累遷至侍讀學士、蒙古學士。遷轉遲滯，榮慶當引見，或諷以乞假，謝曰：“窮達命也，欺君可乎？”居三年，擢鴻臚卿，轉通政副使。簡山東學政，丁母憂。二十七年，擢大理卿，署倉場侍郎。以剝船盜米，改由火車逕運，並倉廒，增經費，杜領米弊端，裁稽查倉務御史，皆如所請行。和議成，奉命會辦善後事宜，兼政務處提調。二十八年，授刑部尚書。大學堂之創立也，命榮慶副張百熙為管學大臣。百熙一意更新，榮慶時以舊學調濟之。尋充會試副考官、經濟特科閲卷大臣。調禮部尚書，復調户部。拜軍機大臣、政務大臣。

榮慶既入政地，尤汲汲於厲人才，厚風俗。嘗疏陳：“國家取才，滿、漢並重。請飭下閣部，將所屬滿員嚴加考試，設館課之：一、掌故之學，二、吏治之學，三、時務之學。尤以《御製勸善要言》、《人臣儆心錄》、《性理精義》、《上諭八旗》諸書，為居官立身之大本。均令分門學習，劄記大綱，以覘其才識。”疏入，報聞。

三十一年，協辦大學士。是冬，改學部尚書。明年，充修訂官制大臣。尋罷軍機，專理部務。德宗上賓，充恭辦喪禮大臣。宣統元年，以疾乞休，温旨慰留。調禮部尚書。孝欽後奉安，充隨入地宮大臣，恭點神牌，晉太子少保。三年，裁禮部，改為弼德院副院長。旋充顧問大臣、德宗實錄館總裁。國變後，避居天津。卒，年五十八，諡文恪。

榮慶持躬謹慎。故事，軍機大臣無公費，率取給餽贐。榮慶始入直，深以為病，語同列合辭上請，乃得支養廉銀二千，而御前諸臣亦援例增給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