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孟源

1931年考入北平中國大學讀書，“九一八”事變後，積極參加進步學生反帝愛國運動。

1932年參加反帝大同盟，在北平和家鄉之間從事革命活動。

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 奔赴山西參加八路軍。

1938年去延安，曾任八路軍總兵站衞生部股長，並先後在邊區師範和行政學院任教。解放戰爭時期和建國初期，先後在北方大學和華北大學任教。

1950年，從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轉到新創建的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

歷任研究員、學術委員、研究室主任，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成員，中國現代史學會副會長等職。

榮孟源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時，積極協助所長范文瀾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史學觀點，推動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開展。1950年，創辦並主編《進步日報》的《史學週刊》。他協助范文瀾修訂《中國近代史》(上冊)和《中國通史簡編》，撰寫了《國賊蔣介石》《中國近百年革命史略》等多種學術著作，其中《中國近百年革命史略》一書，於1955年由日本學者譯成日文出版。榮孟源對中國近代史，特別是在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50年代初期，就此寫出了30餘篇論文(這些論文大部分收入到1983年出版的《歷史筆記》一書)。榮孟源對近代史資料的編輯整理傾注了大量精力。1954年《近代史資料》創刊以來，他一直是這一刊物的主編，至1985年已編輯出版了58輯，專刊21種。為了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從建國初始，中國史學會主編近代史資料叢刊，他參加了其中的《太平天國》《義和團》 《辛亥革命》等3種資料書的編輯工作。從50年代初期開始，潛心收集、研究孫中山的著作和各類函電文稿，1956年編輯出版了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第一部《孫中山選集》。 ^[1] 

1976年以後，榮孟源雖年事已高，仍到全國各地講學和收集資料。短短几年，出版了《蔣家王朝》《中國近代史歷表》《歷史筆記》等著作，撰寫了《隋唐五代歷表校記》《史料與歷史科學》，修訂了研究《史通》的文稿，還在各種報刊上發表了70多篇文章，形成了他晚年著述的高潮。他還不顧年老體弱，多次到德州和原籍熱心指導地、縣方誌編纂工作。 ^[1] 

1985年病逝於北京。 ^[1] 

榮孟源在長期的史料蒐集、鑑定和編纂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史料觀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鑑。一、史料與歷史的關係歷史研究離不開史料，充分佔有史料是史學研究的第一步。第一手史料歷來為史學家所重視，榮孟源在這方面也有獨到的見解。他認為第一手史料是研究歷史的基本前提：“任何歷史的研究,掌握第一手資料是最基本的前提。歷史發展的規律是客觀存在着的，但它並不先驗地存在於人們的頭腦中。人們對歷史規律的正確認識，是通過大量的史料深入研究而獲得的。”①他認為文件是第一手史料中的主要部分,它在歷史研究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文件是用文字寫成的各階級在日常生活和階級鬥爭中運用的實物。在古代,文字為統治階級中少數人所獨佔，文件也只為少數統治者所專有。而後掌握文字的人數日多，文字的運用日廣，於是文件的數目、類別和程式也日益複雜。古代的文件,除編入書中者外，原件留存到今天者為數很少。而近代的文件，多數還未編入書中，卻是近代史上的重要史料。 ^[2] 

榮孟源在長期的史料工作中形成了其系統而獨特的史料觀。在史料的蒐集方面求新、求全、求實；在史料的鑑定方面從來源、製作、形式、印章等入手，在史料的編纂方面不拘泥於形式,堅持價值第一。 ^[2] 

從1954年到1985年，他負責主編的《近代史資料》共出版60期，約2000萬字，為近代史研究出版了數量最多的一批史料。也正是在這種浩繁的檔案史料工作中形成了他對檔案史料和檔案史料工作的看法。他的檔案史料觀不僅對當時的史料整理實踐有指導意義，其系統的編纂思想還為創建現代檔案史料編纂學奠定了基礎。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