榖梁傳

《穀梁傳》所記載的時間起於魯隱公元年，終於魯哀公十四年，體裁與《公羊傳》相似。其作者相傳是子夏的弟子，戰國時魯人穀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為口頭傳授，至西漢時才成書。晉人範寧撰《春秋穀梁傳集解》，唐朝楊士勳作《春秋穀梁傳疏》，清朝鍾文烝所撰《穀梁補註》為清代學者註解《穀梁傳》的較好注本。

《穀梁傳》着重宣揚儒家思想，務禮義教化和宗法情誼，為緩和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穩定封建統治的長遠利益服務，因而也受到統治階級的極大重視。它是我們研究秦漢間及西漢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穀梁傳》（拼音：gǔliángzhuàn） ^[1]  是《穀梁春秋》、《春秋穀梁傳》的簡稱，是為《春秋》作註解所著，為儒家經典之一。傳説孔子的弟子子夏將這部書的內容口頭傳給穀梁俶（亦名穀梁赤，字元始），穀梁赤將它寫成書記錄下來，但實際上這部書的口頭傳説雖然早已有了，但其成書時間是在西漢。

《穀梁傳》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用這種方式來註解《春秋》，它是研究儒家思想從戰國時期到漢朝演變的重要文獻。由於《春秋》言辭隱晦，表述過於簡約，給後人學習帶來諸多不便。為了更好地表現《春秋》經文的內容大義，很多學者為其著文詮釋，以補原書之不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漢代傳注《春秋》的有5傳。後來《鄒氏傳》11卷，《夾氏傳》11卷亡佚，

只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流傳至今，被稱為“《春秋》三傳”。據後人考證，《穀梁傳》書中曾引用公羊子的話並加以辯駁，因此認為成書要較《公羊傳》為晚。

《穀梁傳》以各種有文字痕跡可尋的義例，所探尋出來的孔子自己的思想或所謂微言大義，只能看作是《穀梁傳》自己的思想，而不能強加給孔子，以作為孔子的思想。可以説穀梁子是《穀梁傳》的第一作者，《春秋穀梁傳》最初的底本的寫作年代當在戰國中期，在漢武帝之前的後代《穀梁傳》學者又有所補充。真正意義上的《春秋穀梁傳》當始於穀梁子。

穀梁子從傳説的子夏所傳之籠統的《春秋》闡釋之學中分離出來，形成了《穀梁傳》最初的學術特色。荀子是《穀梁傳》承前啓後的關鍵人物，使《春秋穀梁傳》“親親上恩”的學術特色得到進一步加強。《穀梁傳》之學術不符合漢武帝對內大一統、對外大攘夷的政治需要。

《穀梁傳》本身的學術特色是《穀梁傳》在漢宣帝時期的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基礎。《穀梁傳》的經學知識分子倒向更為理想主義的屬於古文經學的《春秋左氏傳》，《穀梁傳》的學術由此衰微。《穀梁傳》的民生思想的本質是在維護君權的前提之下的具有某些民本主義色彩的富民、裕民的小農經濟思想。《穀梁傳》的處理內外關係的思想包括處理諸侯國內部關係的思想和處理諸侯國之間關係的思想兩個大的方面。

《春秋穀梁傳》有不少內容説得很好的，比如：

隱公元年：《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

桓公五年：《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桓公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莊公十八年：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莊公三十一年：（一年春夏秋築三台）不正罷民三時（即疲），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與民爭利）

僖公五年：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

成公十八年：庚申，晉弒其君州蒲。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焉。（與《左傳》宣公四年“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可以比較。）

昭公二十九年：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除了語言簡潔外，其中包含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對於君主的批評，是非常強烈的。

《春秋穀梁傳》是中國漢代經學派的經典之一。該書是研究戰國至秦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讀《穀梁傳》可以看《十三經注疏》本，漢代何休解詁，唐人徐彥疏的《春秋公羊傳註疏》，晉人範寧集解、唐人楊士勳疏的《穀梁傳註疏》（均為北京大學出版社標點本）。或清儒莊存與、劉逢祿、孔廣森、鍾文烝、侯康等人的相關研究。

漢代以後，《公羊》和《穀梁》關注的人不是很多，只是到了晚清，公羊學有過短暫的復甦。但在漢代，二傳可都是立為博士官的顯學，尤其是《公羊傳》，可是用來“《春秋》決獄”的利器，能夠流傳兩千年之久，其在思想上、語言上有不可抹煞的價值。尤其是是探討漢代的學術思想史，就更是不能不瞭解《穀梁傳》。

範寧所做《穀梁傳序》，寫得漂亮，文字也很美。比如講到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時，講到“一字之褒，寵逾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説得還是比較誇張的，畢竟春秋三傳彼此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比如，宋襄公的評價，《公羊》和《穀梁》就截然相反。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與楚師戰於泓，説些什麼“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之類的話，最後大敗，受傷而亡身。（《左傳》）

《公羊傳》雲：“已陳（列陣），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把這個腦袋不甚清楚的宋襄公大大誇獎了一番，甚至還和傳説中的賢君周文王相提並論。

《穀梁傳》二十三年與此不同：“茲父之不葬（意為宋襄公死不書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一句話，根本不配當國君，死了就死了。

範寧在《春秋穀梁傳序》中，還曾把三傳作比較，説出一番很高明的見解：“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説，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有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併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説。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嘆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在《春秋》三傳中，屬於今文的《公羊傳》和屬於古文的《左傳》，都曾長期受到人們的矚目和重視，與《公羊傳》同屬今文的《春秋穀梁傳》則少有問津，顯得門庭冷落。到漢武帝時獨尊儒術，《公羊傳》由此大興，而衞太子劉據喜讀《穀梁傳》 ^[2]  。

劉據之孫劉詢即位後，聽聞祖父好《穀梁傳》 ^[3]  ，令名儒在殿中辯論，平均《公羊》《穀梁》異同，各自用經論處是非 ^[4]  ，羣臣多贊同《穀梁》，而宣帝亦喜歡《穀梁傳》的解釋，設立穀梁《春秋》博士 ^[5]  ，由是《穀梁傳》大盛 ^[6]  。西漢後期《穀梁》之學大盛，影響了當時社會政治的各個方面。同《公羊傳》相比較，《春秋穀梁傳》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強調禮樂教化，尊王而不限王，力主仁德之治，恰恰適應了西漢後期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

《穀梁傳》強調尊王而不限王，例如莊公三年五月，葬周桓王，《穀梁傳》認為這是“舉天下而葬一人”。天子即王，而“王者，民之所歸往也”。天下之民心都歸服於天子，所以他擁有無上權力，皇權不應受到限制。

《穀梁傳》處處維護周天子的利益，雖然春秋時周室已衰微，但《穀梁傳》認為還是應無條件地尊王，因為“朝服雖弊，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僖公八年）”；作為諸侯，必須向周天子進貢，謂“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桓公十五年）”。

《穀梁傳》強調君臣各有職分，各有行為準則，如謂“君不屍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襄公十九年）”，“死君難，臣道也（桓公十一年）”，否則，“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宣公十五年）”。

《穀梁傳》主張必須嚴格貴賤尊卑之別，説：“《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昭公四年）”。同時希望君王要注意自己的行為，説“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襄公二十九年）”。還説夫人的地位也不能超過國君，如謂“夫人之義，不逾君也，為賢者崇也（成公十五年）”。

可見，《穀梁傳》處處突出君主的絕對權威，但傳文中卻看不到任何限制君主的言辭。

同《公羊傳》相比較，《穀梁傳》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強調禮樂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而這恰恰適應了西漢後期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漢武帝死後，隨着戰爭機制的解體和人民要求安居樂業的呼聲高漲，與《公羊》有密切關係的刑名法術之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對和斥責。昭帝時，議鹽鐵而罷榷酤，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生產得到迅速恢復，社會矛盾趨於緩和。宣帝即位後，要求“稽古禮文”，實行禮樂教化和仁德之治，已經成為社會各界的共同心態，成了大夫眾口一辭的呼聲和為政治民的準則。

在《穀梁傳》中，稱引古禮之處比比皆是，如《隱公元年》載：“禮，賵人之母則可，娼人之妾則不可。”《隱公二年》雲：“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桓公三年》：“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春秋穀梁傳》屢屢高揚傳統禮儀，倡導禮樂教化，貶斥非禮行為。清代鍾文説：“《穀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與夫貴禮賤兵，內夏外夷之旨。”

從重民的思想出發，《穀梁傳》力主仁德之治。它明確指出，“民者，君之本也“，認為那些昏君暴主敗亡出奔，“民如釋重負”。對那些愛護百姓，在志民生的聖主明君，《春秋穀梁傳》認為《春秋》是予以褒美的。在《僖公三年》，它連連稱道魯禧公“有志乎民”，表明經文有讚揚之意。同時，《春秋穀梁傳》又認為對那些只顧個人享樂，百姓死活的君主，《春秋》是予以譏斥的。《春秋·成公十八年》：“築鹿囿。”《穀梁傳》説：“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就是説，魯成公築囿以為虞獵之地，是奪民利，是不正確的。

漢宣帝在《穀梁》學的興盛中起了重要作用。宣帝喜歡讀《申子·君臣篇》，“頗修武帝故事”，曾拒絕王吉“述舊禮，明王制”的建議，反對太子劉奭專用德教儒術，認為“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因而後世常以武宣帝並稱。但另一方面，宣帝“由仄陋而登至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注意採取措施撫卹百姓，濟貧救難，多次頒佈假民公田、減免租税、賑貸種食的詔令，要求地方官“謹牧養民而風德化”，並革除弊政，澄清吏治，平理弄獄，廢除了武帝時的許多嚴刑峻法。宣帝意識到禮樂教化的重要作用，注意加強傳統禮儀對社會的控制力量，使“海內興於禮讓”。漢宣帝非常重視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動向，重視作為統治思想的儒家學説，而這時的儒家學説，除了吸收董仲舒《公羊》學偏重刑名法術的理論，更多地繼承了先秦思孟學派偏重仁義王道的思想內容，其重要武器之一，就是《穀梁傳》。於是，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宣帝的支持下，《穀梁》學被立為官學，成為統治思想的主要部分。

在力主禮治的同時，《穀梁傳》還強調宗法情誼，這可以利用來緩和統治階級內部特別是劉漢宗室內部的矛盾。這是《穀梁》學在漢代一度興盛的又一原因。《春秋公羊傳》雖有強調宗法倫常的內容，但它更多地是要求大義滅親，對亂臣賊子進行毫不留情的鎮壓。《春秋穀梁傳》則不然。在解釋《春秋·昭公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時，《穀梁傳》認為，稱招為弟，不合王朝禮制，但《春秋》為顯其惡，特意如此，以説明招對骨肉之親的極端殘忍。這些內容，在宣帝之世有着某種現實意義。

西漢立國之初，發生一系列同室操戈的事件，《公羊》學和《公羊》派起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宗室內訌中深受其害的宣帝，即位後當然不能容忍《公羊》獨尊的現象延續下去。宣帝非常重視宗法情誼和血緣之親，意識到它對鞏固劉漢大統的重要作用。即位不久，他下詔説；“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武帝時行首匿相坐之法，雖父子、兄弟不得例外，致使“骨肉之思廢而刑罪多”。宣帝即位後下令予以廢除。宣帝還多次垂青於那些講究宗法．兄弟間禮讓為懷的臣下。丞相韋賢選定長子韋弘繼承自己的爵位，但韋弘卻因罪入獄。韋賢去世，族人，門生假託其命，立其次子韋玄成為繼承人。韋玄成“壞容貌，蒙恥辱”，假裝病狂，“欲讓爵闢兄”，拒不應召。有些官吏要求懲處韋玄成，玄成“不得以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又根拔其兄韋弘為東海太守。宣帝此種舉動，頗合《穀梁》之旨而與《公羊》相左。《穀梁》學的興盛已經水到渠成。

《穀梁》學的興盛，除了它有利於當時的封建統治，適應了社會政治的需要以外，也有着很強的個人因素。晉代範寧在談到“石渠分爭之説”時指出。“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此論可備一説。漢宣帝喜《穀梁》，確是秉承了其祖父戾太子的遺愛。據《漢書·儒林傳》等，“宣帝即位，聞衞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於是宣帝“善《穀梁》説”，將《穀梁》學者蔡千秋提拔為諫大夫給事中，“復求能為《穀梁》者”，還派劉向等十多人從江博士和周慶、丁姓習《穀梁》，“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隨後在甘露三年，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讓太子太傅蕭望之“平奏其議”，從中襄助，並親自“稱制臨決”，終使《穀梁》一派獲勝，周慶、丁姓皆為博士，取得了與《公羊》博士平等甚至更高的地位，“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為什麼宣帝去請教韋賢等魯人並聽從他們囿於鄉土之見的建議呢？一是因為以《穀梁》為代表的魯學守先王典章之遺，多聖人流風餘韻，二是因為宣帝祖父衞太子劉據也好《穀梁》，三是因為宣帝與魯人的關係特別密切。宣帝祖母史良娣，家本魯國。當初，年幼的宣帝倖免於巫蠱之禍，丙吉見他無所歸依，就把他送到史良娣的哥哥史恭那裏，由良娣的母親貞君撫養。丙吉也是魯國人，是宣帝的救命恩人，是向霍光建議讓宣帝即位的人。韋賢、夏侯勝都曾在宣帝即位時“與謀議”，出了大力。史高則是史恭的長子，因舊恩封侯得官。可見，宣帝喜《穀梁》，確與其好惡有關。宣帝善《穀梁》説，又選劉向等人向江公之子江博士及周慶、丁姓學習《春秋穀梁傳》。劉向等都是聰明好學、嫺於辭辯的年輕人，二十出頭即“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宣帝甚“奇其材”。相比之下，當時持《公羊》義的博士嚴彭祖等人則略遜一籌，未見有什麼口才。劉向等人出色的論辯才能，是《穀梁》學在石渠會議上取勝的一個因素。

《穀梁傳》起自魯隱公元年，止於哀公十四年。二傳用問答體，逐字或逐層解釋《春秋》，是歷史文獻註釋的一種形式。通行的注本，《穀梁傳》有晉範寧《春秋穀梁傳集解》。

《穀梁傳》解釋《春秋》的用辭和文法，體現出一種準確、凝鍊的文風。例如，《穀梁傳》莊公七年，對經文“夏四月辛卯，昔，恆星不見”，有細緻的解釋，反映了中國史學史上的好傳統。在史實記載上，《穀梁傳》遠不及《左傳》豐富，但也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是反映春秋時期社會情況的寶貴史料。其他可與《左傳》相補充的史實還有不少，諸如：《穀梁傳》僖公二年記虞師晉師滅夏陽，僖公十九年記“梁伯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最後導致梁亡，等等。

《穀梁傳》對於史學發展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歷史思想方面產生的影響。《穀梁傳》主張“著以傳著，疑以傳疑”，指出史家應遵從忠實記載史實的原則，並能夠將這一原則貫徹到自己的著作之中。如譴責宋襄公拘守成説，“失民”，“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等等，體現了上述忠實於歷史的原則。

《穀梁傳》與《左氏傳》、《公羊傳》一樣，都是為解釋《春秋》而作的書。據《漢書·藝文志》，在漢以前，解釋《春秋》的有五家，除《左傳》《公羊》《穀梁》外，還有《鄒氏傳》和《夾氏傳》。到漢初，《鄒氏傳》因為沒有人把它傳下來，《夾氏傳》又沒有文字記載，這兩家就失傳了。而《公羊》與《穀梁》則用漢時流行的隸書記錄成書，稱為今文，立於學官，即在中央國立大學設立課程，專門備有博士加以傳授。

《穀梁傳》在戰國時一直是口耳相傳的。據唐朝人的説法，最初傳授《穀梁傳》的，是一個名叫穀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説是曾受經於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據後人考證，《春秋穀梁傳》中曾引“穀梁子曰”，竟然自己稱引自己；又引“屍子曰”，屍子是戰國中期一位思想家，可見唐人説法不一定可靠。書中還有引用公羊子的話並加以辯駁的情況，因此有人認為它成書要較《公羊傳》為晚。

同樣解釋《春秋》，《左傳》主要是闡述史事，是一部史書，《穀梁》則與《公羊》體例相同，採取自問自答的方式解説《春秋》的旨意，是闡明儒家思想的一部經書。《公羊》着重闡釋《春秋》的微言大義，強調尊王攘夷、大一統的思想，與現實政治配合較密切；《穀梁》則主要以文義闡發《春秋》經文，較為謹慎，認為應該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主張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惡。因此宋代的《春秋》學家胡安國曾説：“其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

《穀梁傳》與《左傳》《公羊》一樣，最初與《春秋》也是“別本單行”的。到晉朝範寧作集解，就把經傳合為一書。後來唐朝楊士勳又進一步為之作疏，稱《春秋穀梁傳註疏》，共二十卷。清代也有好幾家為《穀梁傳》作注。較通行的本子是清代中期阮元的《十三經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