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枋齋學術論集

《榆枋齋學術論集》是作者自1980年以來所撰論文的選集，共收論文27篇，計60餘萬字。內容涉及古音學、古文字學、文獻學、避諱學、敦煌學，以及清代學術與道教等。其中多篇文章曾獲得各種獎項。

作者平生最服膺清代學術，故二十餘年來一直以“實事求是”為自己學術研究的宗旨，以研讀《正續清經解》作為自己學術的立身之本；但同時又極其重視新的研究成果和新出土的文獻和考古資料。《論集》所收文章，不僅體現出作者“文不苟作”、“言必有據”的學術信條，也展現出作者在語言學、經學、古文獻學諸領域中所臻深度與其掌握、運用古文獻的能力。

作者研究上古音，向持古方音的觀點，在繼承前人考據方法的同時，將經過整理的語音材料置於先秦兩漢的歷史環境中，充分考慮民族遷徙，地理沿革，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興衰，經學傳承，習俗制度因仍，文學文體發展等因素，進行綜合的、歷史的研究。《從古方音看歌支的關係及其演變》、《山東古方音與古史研究》、《三禮漢讀異文及其古音系統》、《由甲骨刻辭多字結構説到多諸之音義及其民族與時地》等文章都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整理和利用傳世與出土文獻所作。尤其是將《周禮》、《儀禮》、《禮記》中的漢讀、異文用現代音韻學原理作全面、徹底的清查整理，為清儒所未及做。由於方法的獨特及論述的深入、細緻和全面，已在音韻學界產生一定影響。並獲得上海社會科學優秀成果(1996~1997年)論文一等獎，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二等獎。諸文中所論證的關於形聲字的方音性和層次性，隨着近年出土簡牘文字的不斷公佈，已越來越證明了這種理論的正確性。

六篇有關避諱的文章是作者在佔有幾萬張避諱資料卡的基礎上所撰寫的。《先秦諱禮析論》綜合分析漢唐註疏、《通志堂經解》和《正續清經解》中所有有關三禮論説，用事實對眾説紛紜的十七條諱禮予以考訂，並作出簡明的界定。《先秦名字、爵號、諡號、廟號與避諱略論》不僅對姬周以來名字關係及起源予以發覆，還就古史學家長期爭論不休的難題——殷商廟號單雙日干——用先秦喪葬禮制中的卜葬、虞祭、廟等節儀來闡述，揭示出廟號取義於廟日日干的真實含義，從而使糾纏不清的問題有了一個既符合古代禮制，又名實相符的解釋。避諱從遙遠的習俗漸至形成嚴格的禮制後，不僅對漢語，更在漢字中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避諱與古音研究》、《唐五代字韻書所反映的唐代避諱與字形》二文深刻揭示了這種印記，對嫌諱、同音避諱的聲韻關係、對字韻書所反映的避諱字形等，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論證。《先秦動態稱謂發覆》則是通過對卜辭、銘文及大量傳世文獻中動態稱謂的勾稽整理，揭示出上可名下，下不可名上的稱謂等級制，充分證明避諱禮制在先秦社會中施行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利用避諱字對殘卷進行考釋的《敦煌摩尼教下部贊寫本年代新探》，對學界認定的寫本年代作出修正，因論證嚴密，其結論已引起國內外關注。

《尹灣漢簡神烏傅箋釋》是對簡牘字形、詞義、用韻以及故事情節的考釋，《東漢肥致碑考釋》則是對漢碑史實的勾稽，這對民間短賦的流傳和早期道教的認識有很大的幫助。《斯坦因黑城所獲單疏本春秋正義殘頁考釋與復原》、《黑城文書遼希麟音義殘頁考釋與復原》二文，對現今已佚的宋、遼刻本進行殘卷復原，使學界能夠目睹當時的刻本原貌。《經典釋文單刊單行考略》稽核七十餘種宋元以來公私書目中有關著錄，證明了該書自宋初起就是以單刻的形式流傳的，今所存三十卷本是南宋合刻本，已非宋初原貌。這些結論在敦煌吐魯番研究領域和版刻史上有不容忽視的意義。

有清一代的學術以經學為主，清代的經學著作精華大多保存在阮元、王先謙所編的正續《清經解》中，《正續清經解編纂考》便是對這兩部經學叢書之編纂、流傳、版本以及作者、內容等第一次全面的考證和梳理。《段玉裁詩經小學研究》將該書在段氏一生中的作用、在清代《詩經》學中的價值作了定位，對三十卷原本和臧庸刪節四卷本的來龍去脈作了明晰的分理。

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錄杜預《春秋釋例》不無漏略，《春秋釋例諡法篇輯説》從《大典》卷一三三四五“諡”字下輯得該書《諡法篇》34諡字計49條，並對《釋例·諡法篇》原貌及與各家諡法之關係進行探討。《[美]柯蔚南東漢音注手冊三禮資料訂補》對美國著名學者柯蔚南先生的古音學名著《東漢音注手冊》中三禮部分的錯訛與漏略進行匡正補充，共得505條。

《黃庭經》是道教著作的經典，《論集》所收有關的三篇文章，將該道經從文獻學、語言學、書法史等角度作了全面的考訂。《三國志裴注引書考略》糾正了前人考證裴注引書的數目，《唐陸善經行歷索隱》將這位不列於史傳的重要學者的行歷進行勾稽併為立傳，《官奴考辨》則指明王獻之之所以被稱為官奴是因為乖奴(猶今稱乖囡)的音訛。《桃符風俗源流考》猶如一部桃符風俗小史，從起源、內涵、張掛日期、歷代形制一直到春聯的產生，都作了深入、細緻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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